导语：他是陈朝太子的伴读，隋朝权臣的座上宾，为何能在改朝换代中屹立不倒，成为李世民最信任的“五绝”贤臣？在中国历史上，文人能臣并不少见，但像虞世南这样，历经陈、隋、唐三朝而始终备受重用，甚至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文人，却寥寥无几。他出身江南名门，是“初唐四大家”之首，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他是唐太宗的“文学顾问”，每次太宗写诗，必请他“正笔”；他更是直言敢谏的贤臣，曾因太宗沉迷狩猎而“卧马前苦谏”，被太宗称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天，我们走进虞世南的一生，看这位“三朝文人”如何以笔墨与忠诚，成为贞观盛世的“文化脊梁”。

一、江南才子：陈朝宫廷的“文学神童”

虞世南出生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祖籍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是南朝著名的“江左豪门”虞氏家族的子弟。他的祖父虞检是南朝梁的始兴王谘议参军，父亲虞荔是陈朝的太子中庶子，叔父虞寄是陈朝的中书侍郎——可以说，虞世南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满门书香”的环境中。 虞世南自幼聪慧，四岁开始读书，六岁就能写诗，被邻里称为“文学神童”。他的书法启蒙于当时的大书法家智永和尚——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书法造诣极高。虞世南跟随智永学习书法二十年，深得“二王”书法的精髓，尤其擅长楷书和行书，他的楷书“笔致圆融，外柔内刚”，被后人称为“虞体”，与欧阳询的“欧体”并称“欧虞”，是初唐书法的代表。

陈朝时期，虞世南被选为太子陈叔宝的伴读，与他的哥哥虞世基一起进入宫廷。当时的陈朝宫廷，文风奢靡，太子陈叔宝沉迷于诗词歌赋，不理朝政。虞世南曾多次劝谏太子“以国事为重，勿耽于享乐”，但陈叔宝不听。后来，隋文帝杨坚派杨广率军伐陈，陈朝灭亡，虞世南与哥哥虞世基一起被俘虏到长安。

二、隋末乱世：不与奸臣同流合污的“清流文人”

隋朝时期，虞世基因“善文辞，工书法”被隋炀帝杨广重用，官至内史侍郎，成为隋朝的权臣。而虞世南则因为“性格耿直，不阿谀奉承”，只被任命为秘书郎，负责管理宫廷藏书。虽然职位低微，但虞世南却“甘之如饴”——他利用管理藏书的机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史记》《汉书》和儒家经典，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型文人”。

隋炀帝杨广是个“文学爱好者”，但他喜欢的是“浮华艳丽”的文风，而虞世南的文章则“质朴典雅，言之有物”，因此并不受杨广的赏识。虞世基曾劝他“改变文风，迎合上意”，但虞世南拒绝了：“文章乃心声之流露，岂能为迎合他人而改变？若文风不正，即使得到官职，也会被后人耻笑。” 隋末乱世，虞世基因为“阿谀奉承，助纣为虐”，被宇文化及杀害。而虞世南则因为“性格耿直，不与奸臣同流合污”，被宇文化及放过。后来，虞世南跟随宇文化及到了聊城，又被窦建德俘虏，窦建德欣赏他的才华，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但虞世南知道窦建德“胸无大志，难成大业”，因此一直“消极怠工”，等待时机。

三、归唐辅唐：唐太宗的“五绝”贤臣

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击败窦建德，虞世南被俘虏到长安。李世民早就听说过虞世南的才华，因此对他“礼遇有加”，任命他为秦王府参军，后来又升为记室参军，负责记录李世民的言行和军事行动。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虞世南被任命为著作郎，负责编纂国史。后来，他又升为秘书监，成为唐朝的“文化部长”。虞世南在秘书监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整理宫廷藏书——隋朝灭亡后，宫廷藏书散失严重，虞世南派人四处收集，共整理出三万多卷藏书，并编写了《隋书·经籍志》，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经典著作；二是培养文学人才——他在秘书监设立“文学馆”，招收了一批年轻的文人，如褚遂良、薛收等，教他们书法和文学，为初唐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欣赏虞世南的才华和品德，曾称他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意思是说，虞世南在品德、忠诚、学识、文学和书法五个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李世民每次写诗，必请虞世南“正笔”——也就是修改和润色，虞世南也“直言不讳”，经常指出李世民诗中的“不当之处”。有一次，李世民写了一首诗，让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说：“这首诗的内容不符合王道，我不能唱和。”李世民听后，不仅不生气，反而说：“我只是试试你而已，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忠诚。”

虞世南还是一位直言敢谏的贤臣。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李世民沉迷于狩猎，虞世南曾“卧马前苦谏”，说：“陛下是天下之主，岂能因狩猎而荒废朝政？若陛下有不测，天下百姓怎么办？”李世民听后，深受感动，说：“你真是我的忠臣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沉迷狩猎了。”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唐太宗李世民悲痛不已，说：“虞世南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了。”他下令追赠虞世南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并将他的画像挂在凌烟阁，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唯一的文人。

四、身后荣光：初唐文化的“奠基人”

虞世南的一生，是“文人”与“贤臣”的完美结合。他不仅在书法和文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还在政治上为贞观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书法作品《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等，至今仍是书法爱好者临摹的经典；他的文学作品《北堂书钞》，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类书，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虞世南的“忠诚”和“直言敢谏”，也成为后世文人的“榜样”。他曾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臣为君隐，直亦在其中。但君有过，臣当谏之，不可隐也。”意思是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儿子为父亲隐瞒过错，是出于孝顺；但臣子为君主隐瞒过错，就是不忠了。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直言劝谏，不能隐瞒。 虞世南的“五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也是对初唐文人的“期望”。在他的影响下，初唐的文人不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而是成为了“治国安邦”的能臣——如褚遂良、魏征等，都是初唐著名的文人能臣。

结尾：如果虞世南没有归唐，初唐文化会怎样？虞世南的一生，是“三朝文人”的传奇。他历经陈、隋、唐三朝，始终坚持自己的“文人风骨”，不阿谀奉承，不与奸臣同流合污，最终成为贞观盛世的“文化脊梁”。有人说，如果虞世南没有归唐，初唐的文化可能会“缺乏灵魂”——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书法家和文学家，更是一位“文化组织者”和“文化传承者”；也有人说，即使没有虞世南，初唐也会出现其他的“文化领袖”，因为李世民重视文化，初唐的文化繁荣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