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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国中将张国华:袁文才和王佐绝不是叛变,而是被错杀!
  • 时间:2021-06-08 21:50:27        编辑:陈心正        点击量:1083次
  • 郭江明、冉启培出版的《开国中将张国华传》中记载,张国华将军回忆袁文才和王佐被错杀的经过:袁文才和王佐两人决非叛变


    (一)

    1929年5月中旬的一天晌午,游击队的“红小鬼”张国华正在站哨,远远看见两个赤卫队员迎接乡工农兵主席谢贵山一行人上山。哨兵传来消息:“边界党组织负责人刘真上茅坪来了。”

    刘真此行,是来传达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古城召开的会议精神的。张国华先前虽与刘真素未谋面,但早在夜校就常听堂哥天吾、天桂说起过此人,对刘真其人其事可谓耳熟能详,此次坐在台下一睹真容,张国华备感亲切。

    刘真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新的执委会常委和东固根据地的经验,分析了边界的政治、军事、土地等问题,学习了新制定的游击工作大纲,传达了会议提出的“边界党的指导机关,由山上转移山下平原、广地,由公开的形式转变到秘密状态两种必要”的精神和采取集兵政策,将组建不久的红军独立第1团编为红4军第6纵队,以王佐为司令、何长工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决定。

    几乎同时,一个“惊雷”在井冈山炸响了,也着实让张国华吃了一惊。1929年1月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的红4军参谋长袁文才,突然私自跑回了井冈山,秘藏在红4军第6纵队司令王佐处。与他一同私跑的,还有担任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

    袁文才是宁冈茅坪人,1926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参加农运,任农民自卫军总指挥。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他毅然打开山门,把起义部队迎接进山,曾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2团团长、红4军第32团团长,当选过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袁文才虽然出身绿林,但并不是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而是胸怀韬略的有学之士,应该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相当认识。他为什么私自逃跑呢?是忍受不了赣南艰苦的物质生活,还是对一连串损兵折将的战斗失利感到泄气?这对张国华来说,是一个谜!

    不久,张国华恰巧听见了王佐与两位连长的谈话,解开了袁文才离开之迷。

    一天傍晚,4连连长李清贤与5连连长刁飞林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工作,兼任通信员的张国华跟随其后。

    “等一等,正在找你们。”王佐突然出现在岔道口,拦住了他们。

    王佐又名王云辉,江西遂川下庄(今属井冈山)人,裁缝出身,个子不高,家境贫寒,有一身好武艺,枪法也很好,特别仗义,1927年10月与袁文才一同率部接受整编,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2团副团长。1928年任红4军第32团副团长,同年入党。曾当选为湘赣边界特委委员。

    2营的连排长大多是王佐的老部下,李清贤、刁飞林二人与王佐的关系非同一般。

    两个连长和张国华立即行礼。

    “兄弟间不必拘礼。”王佐向张国华挥了挥手,说,“警卫看好,不要让人靠进。”

    “是!”张国华说完,退后了几步。从三人神秘嘀咕的神情看,一定事关重大。

    “什么?1月份柏露会议传达的‘六大’精神?当真?”李清贤、刁飞林提高嗓门叫嚷,引起张国华的注意。

    “嘘,小声点!就在文件中,袁老表在刘辉霄处亲眼所见!哪会假!”王佐长叹道。

    李清贤、刁飞林义愤填膺地说:“大哥,咱们这么忠心,想不到他们还这样对待我们!”

    “可不是嘛,袁老表看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越想越心寒、失望,更加思念生养他的井冈山,尤其是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队伍。要不他能从赣南跑回来?”

    李清贤打断王佐的话,迫不及待地问:“与土匪的关系问题是咋个说的?”

    “原话记不得,大概是,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加以利用。

    暴动后宜解除严厉地镇压……还有,必须把咱们这些人驱逐出去,即使最可靠的一部分,也只能利用在敌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于苏维埃范围之内。”

    “毛委员的意见呢?大哥准备咋办?”刁飞林焦急地问。

    “毛委员是信任咱们的!在柏露会议上没有当着我俩的面传达这一条,就是顾及我们的感受,怕伤害我们的感情啊!可毛委员也不能不服从上头的命令呀,把袁老表调离井冈山,就是毛委员的折中之举,以免上头担心我们这对通山虎作乱,帮我们摆脱了厄运。”说到这儿,王佐有些哽咽,“哎,没想好,袁老表整日闷闷不乐我也着急,但藏在这儿终归不是办法。”

    “要不到我们4连找党代表出个主意。”李清贤提议。

    “党代表可以证明咱们对革命是赤胆忠心的。”刁飞林附和说。

    “好,事不宜迟,走!”

    王佐等人步履匆忙地向党代表住所走去。党代表屋里的灯亮着,门也半开着。

    李清贤转身对张国华说:“这儿没事了,你回去吧。

    见三人跨进门槛,张国华才转身离开。上面为什么这样规定,与袁文才、王佐交情甚好的毛委员究竟怎样考虑……这些想法总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没过几日,“袁文才回到茅坪”和“湘赣边界特委对于袁文才的这一错误,本来坚持要从重处理,开除党籍。在宛希先的调解和坚持下,特委才给予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的消息接踵传来。张国华从党代表处证实,袁文才确实回去并作了检讨,特委给予了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二)

    1929年5月中旬,蒋氏赣军以两个旅的兵力向宁冈进犯,为避敌锋芒,红4军第5纵队离开湘赣边界,转战粤赣边界。

    湘赣边界在无主力部队的情景下,张国华所在的第6纵队,依据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制定的“集兵政策”,在以永新的西北特区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游击区,莲花九都为中心的莲花、攸县、萍乡、万载游击区,宁冈龙市至大陇为中心的宁冈、茶陵、酃县桂东游击区,万安为中心的遂川、万安、泰和游击区开展游击战。

    其间,一起“借枪事件”加剧了土客籍领袖间的矛盾,确切说,导致了县委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恶化。

    当时,边界上就流传着“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句话。土籍的领袖人物是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朱昌偕、王怀、刘真等人,客籍的领袖为袁文才、王佐、李筱甫、刁飞林、谢角铭、王云龙等人。

    龙超清、谢希安等人自然期望打破这种局面,郑重其事地以县委名义从袁部调枪、“借枪”,遭到袁文才的断然拒绝。龙超清失望之余,不惜花大价钱到外县购枪。几经努力,终于拉起有63支枪的队伍,其官兵清一色为土籍人。

    6月下旬,红4军第5纵队从赣粤边境游击归来,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推动了边界武装割据局面的恢复与发展。于是,湘赣边界特委作出了7月中旬攻打安福的决定。其目的,一是解决部队的给养,二是孤立永新、莲花的蒋军。

    是役,红军重创蒋军,而红军也受到较大的伤亡。战后,红4军第5、第6纵队合并为第5纵队,王佐任纵队司令,滕代远兼任纵队政治部主任。8月,应湘鄂赣特委的要求,彭德怀、滕代远率第5纵队主力(即原红5军主力)离开湘赣边界,返回湘鄂赣边,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黄公略第2纵队会合。随后于9月初重新组成红5军,将部队扩编为5个纵队,彭德怀、滕代远仍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黄公略任副军长。

    1929年秋,张国华担任了连队宣传员。在党代表的领导下,宣传《游击政纲》: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分配给工农;摧毁剥削民众的税务机关,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借约;解除军阀军队和靖卫团保安队挨户团的武装;处决压迫民众的官吏地主资本家;没收外国资本的大商店、大工厂和银行;保护小商人营业;保护邮政;优待蒋军靖卫团挨户团投诚和俘虏的士兵……

    营连在休整期,时常开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劳苦大众解放思想,并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账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张国华因识字多,在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同时还帮助战士们识字扫盲,十分卖力。

    (三)

    1929年下半年以来,红5军来回转战,经常不在边境,军事上的重担全落在袁文才、王佐肩上。袁、王指挥部队在游击区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睦村战斗,歼灭蒋军1个营,打死了赴任才几日的宁冈县县长张宗经,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张国华很敏锐。不知为什么,他一见到王佐,总觉得他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此时发生的两件事,确实使袁文才、王佐沉浸在一种焦虑中。

    第一件事,是宛希先10月被湘赣边界特委杀害。

    宛希先曾任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且与袁、王交道深厚。他的被杀,一方面是特委一些负责人地方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另一方面包含着排外和借此来削弱袁、王力量的动机。消息传到宁冈,袁文才、王佐惊怒交加,意识到这是边界特委打击他们的一个阴谋手段。

    宛希先之死,在袁文才、王佐等人的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王佐曾对部队说:“边委已无组织观念,不过我们还是要守纪律,防止内部破裂。”

    第二件事,是湘赣边界军事局势日益恶化。

    两省的蒋军以7个团的兵力夹攻永新,加上遂川的肖家璧、茶陵的罗克韶等反动武装,让袁、王部每月都要数次开仗,武器弹药日渐减少。袁文才、王佐担心武器弹药如果中断无援,后面的戏也没法唱了。

    这时,上级派来的巡视员潘心源正在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的陪同下,检查巡视红军部队的工作,传达贯彻“六大”精神。

    潘心源,原名彭清泉,1929年4月后担任湖南省委委员兼省委农民部长。上级派其前往苏联学习,因蒋氏的严密封锁而在上海滞留。此时正值“六大”会议精神急需人下去传达,于是,秘书长李立山和军委周恩来改派其为巡视员前往湘赣边界。

    与湘赣特委和红5军领导彭德怀、滕代远等交换意见后,潘心源认为有三件事亟待解决:一是将湘赣边、赣西两个特委合并组建新的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6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

    在潘心源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5军在遂川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会议主要内容为攻打吉安;将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合并,成立红6军;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

    这些内幕,袁文才、王佐全然不知。而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亲自导演的“罗克韶事件”,使其身陷绝境。

    罗克韶,又名罗绍华,茶陵县靖卫团团总,并兼任茶陵、酃县、永新、宁冈、莲花5县“联防”总指挥,拥有一个30余人的兵工厂。袁文才早有把罗克韶的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军工厂的想法。可是,他的这一想法,一直未向组织汇报,只是向王佐透露过,王佐也很赞同。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袁文才、王佐得到茶陵游击队长吴光涛的情报,罗克韶在茶陵蕉坪的姘头家里。

    正月初四,即阳历的2月2日,一层浓霜笼罩着大地。刚起床,连长就让张国华通知全体人员早饭后在草坪上整队集合出发。出发时,王佐没说什么,只说去打茶陵。部队开进到虎爪坪时,袁文才集合部队讲话:“茶陵的罗克韶有个兵工厂,每天可以造一条‘七九’驳壳枪。我们要把它全部缴过来。对工人不要开枪,要向他们做宣传,动员他们过来给我们造枪。”

    是夜,天空没有云彩,山路依稀看得清。部队按照袁文才、王佐“不能点火,不能说话,兵分三路”的要求,向江口进发,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罗克韶擒住,还抓到了28个枪工。

    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韶松了绑,并设宴招待。这事引起宁冈书记谢希安强烈不满:“缴了枪支和兵工厂,留着罗克韶有何用呢?必须杀掉罗克韶,以除后患!”

    袁文才、王佐执意不杀罗克韶,理由是:“杀了罗克韶,买材料造枪的线就断了,空有一个兵工厂有何用?再说,利用罗克韶争取5个县的武装,让他们加入红军,合并千支枪支,岂不是更好。

    此举尽管用心良苦,却难免给人以口实,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于田联席会议已经定下解决他们的事,正愁没有下手理由。

    一时间,“袁、王勾结罗克韶反水”“袁、王要另立门户”的谣言遍布城乡。相当部分的苏维埃干部和党员都信以为真,担心袁文才、王佐背叛革命。

    (四)

    张国华并不相信袁文才、王佐会叛变革命。在他看来,袁、王的动机是好的,前两个目的近似统一战线,后一个目的则完全是出于发展的需要。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袁文才、王佐也有不当之处,那就是未向特委申明想法,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事端。后来,张国华在《回忆袁文才和王佐》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能够在井冈山站住脚,除附近各县党组织的作用外,与袁文才、王佐接受党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他们继续其绿林生活,红军要在那井冈山站住脚困难的……‘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不听指挥则有的,或者有点闹独立性,但决不是叛变,这点可以肯定。”

    2月22日一早,张国华和其他战士一样,接到了“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安,将部队开到永新城听编”的命令,700余人从集结到出发,不足30分钟。行军途中,大家兴致勃勃,私下议论“此次行动是毛委员19日来信指示的”“部队要整编为红6军第3纵队,袁文才任司令员,王佐任副司令员”。

    下午4时许,袁文才、王佐部到达了永新县城禾川镇。在东门外浮桥头,边界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敲锣打鼓列队欢迎。张国华看见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也都来了,俨然一派编队攻打吉安的景象。

    特委在肖家祠堂设晚宴,宴请袁、王及各县赤卫大队的干部,连长李清贤、刁飞林陪同王佐前往,李清贤让张国华留下收拾他住的房间。对于居住地特委早有安排:袁文才住位于尹家巷22号的一幢闹中取静的宅院,王佐住宽绰的尹家祠,其余官兵散居在附近的店铺和群众家中。张国华给连长收拾了一间紧邻王佐的屋子。

    晚宴后,特委从茶陵请来了花鼓戏班慰问部队。李清贤、刁飞林晃晃悠悠回来,议论晚饭后特委召开的一个短会,听口气,会上巡视员潘心源和袁文才、王佐发生了争执,竟气得潘心源把勃朗宁手枪往桌上拍,会议不欢而散……

    带回这个恼人消息的同时,他们也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去尹家祠看戏。

    来到尹家祠时,祠前的一块平地已搭好了一座高大的戏台,特委和各县赤卫队干部微有醉意地坐在前两排的长条凳上,部队整齐地坐在后面,看戏班子演《刘海砍樵》。

    第二天,袁文才、王佐参加了特委在肖家祠召开的各县负责人会议,巡视员潘兴源传达了红4军前委“二七”坡头会议的精神,就湘赣边界今后的斗争作了报告。

    一切按预先计划有序地进行着。

    (五)

    当天晚上,特委的朱昌偕、王怀揣着潘心源写给边界特委的信,连夜赶往红5军驻地安福州湖,请求彭德怀出兵解决袁文才、王佐。

    彭德怀在听了特委朱昌偕、王怀的汇报后,感到很突然。

    彭德怀与袁文才接触不多,不是很了解,但对王佐还是比较了解的。王佐曾与红5军一起到湘粤赣边界打过游击,表现不错,如今怎么会突然反叛呢?彭德怀有些踌躇。眼下,上有巡视员的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当面陈述,而且说得这么严重,岂能不出兵?对此,后来他在《彭德怀自述》中写道: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

    【彭德怀接到特委出兵解决袁文才、王佐的信后,感到很突然】

    红5军第4纵队受命后于23日晚急奔永新,到达时已是24日凌晨。他们每人手臂上系了一根白带子,以此为标记,并更换了口令,要求对没有佩戴白带子的和答不上口令的士兵开枪。

    凌晨5时许,大地弥漫着破晓前的寒气,永新县城笼罩在神秘的微明之中。

    尹家巷22号庭院的院门前面,两个换班不久的哨兵,对着一群急匆匆赶来的人推弹上膛,喝道:“站住,哪部分的?”

    “是我,特委的朱昌偕。”来人小声回答。

    眨眼间,一群人到了哨兵跟前去。

    朱昌偕笑眯眯问道:“袁司令员还没有起来吧,我有急事通报。”

    “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禀报。”

    “不用了,我自己去。”朱昌谐说完,拍腿往院里走,两个哨兵欲要阻挡,却被赤卫队员拦住了。

    朱昌偕熟门熟路,带着4个战士径直穿过前厅来到后院,在袁文才居住的房门前停住脚,猛地一脚踹开了房门。“谁?”袁文才还未起身,朱昌偕的子弹已向他射去,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与袁文才同住一室的李筱甫也同时丧命。

    清晨的宁静,被尹家巷22号院的枪声打破了,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兄弟们,起来,冲出去!”

    张国华惊醒了,他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听见外面有马蹄声传来,他便和几个战士抄近道顺着马蹄声跑去,一口气冲出了东门街,径直奔到了城外的河滩。

    “过了禾河就安全了。”张国华胸有成竹地说道。

    大伙心急火燎准备过河,突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掉了。

    “糟了!这儿是冬瓜潭,河面少说有二三十丈宽,幽深的潭水深不可测,传说通到冬瓜岭肚子里去了。”听张国华这么一说,大伙儿不由朝宽阔的河面望去。

    “河中央像是有人。隐蔽!”大家赶紧伏下身躲在草丛里。

    大家定睛一看,河中间有6个人,有的拉着马尾巴,有的抱着马脖子,借助马的浮力游到了河潭中心,眼看离对岸河滩不远了。

    突然,对面河岸传来喝问:“什么人?口令!”

    河中央一个人一边仰头奋力划水,一边喊道:“不要开枪,我们是王副团长的人……”

    “是我们连长刁飞林,那是王佐、李清贤……”躲在草丛的客籍战士肯定地说。

    喊声未落,即引来一阵“叭叭叭”的枪声。子弹像夏天的“过伞雨”集聚河潭中央,霎时响起马匹凄厉嘶鸣和人的惨叫声。

    躲在草丛中的张国华惊呆了,瞪圆了双眼,不敢出声。

    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经为秋收起义部队打开山门,帮助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营扎寨,并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下。

    苍穹拉开黎明帷幕的时分,解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的战斗结束了。对于袁、王部缴械战士的处理,愿走的,红5军和特委发给路费返乡,愿留的继续留在纵队。

    张国华选择留在了部队,并当了司号员,不久就入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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