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

民国元年，伴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行，教育界迎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教育部在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倡导下，果断发布命令，停止孔子丁祭，即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祭孔仪式。这一举措旨在一扫封建礼教的残余，推动现代教育的蓬勃发展。此举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议，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彰显了新时代对传统的反思与超越。然而，局势的风云变幻在1920年代初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随着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为巩固其皇权，他不仅恢复了祭孔礼仪，还设立了祭孔礼仪培训班，以彰显对传统礼仪的尊重，试图利用孔子的文化象征为自己正名。

1917年，北洋政府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府院之争”。张勋应召入京，试图调解纷争，但他暗中策划了更加激烈的行动——带领辫子军队北上，邀请前清遗老入京，意图复辟清朝，恢复封建帝制。张勋的复辟行动得到了部分保守势力的支持，但全国范围内的反对声浪逐渐高涨。在各方力量的联合抵抗下，复辟最终以失败告终，成为历史上一场令人唏嘘的闹剧。 五年前，袁世凯刚刚登上大总统宝座时，一些志士仁人便在暗中谋划复古之事。陈焕章、麦孟华等人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于上海成立了孔教会。这一组织由袁世凯的顾问与康有为的弟子共同推动，旨在弘扬尊孔读经之风。在张勋的复辟过程中，孔教会曾一度活跃，试图借助孔教的力量维护传统文化，但随着复辟的失败，孔教会逐渐走向边缘，影响力日渐消退。

1917年11月，上海成立了孔教会总会，康有为担任总会长，陈焕章、麦孟华等则担任干事，均为康有为的门徒。他们负责日常事务，宣传孔教教义，推行礼仪，并研究孔教经典。康有为早在青年时期便认为孔子是完美的宗教典范，主张以孔子的思想指导社会。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曾下令停止祭祀孔子，康有为对此深感不满，决心振兴孔教。 为了争取合法地位，1913年，孔教会向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递交立案请求。康有为等人的尊孔言论迎合了袁世凯巩固权力的需要，迅速获得批准。袁世凯登基后，极力拉拢孔教会，试图借助其力量为自己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多次邀请康有为入京主持礼教事务，但他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因在于康有为心存旧恨——曾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告密，背叛了革命理想。更有甚者，孔教会内部也有不少成员主张复辟清朝，不愿支持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因此，孔教会对袁的态度冷淡，反而在袁复辟失败后，积极加入反袁运动。 张勋的复辟行动成为当时的焦点。辛亥革命后，张勋仍然坚持长辫和清朝服饰，沉醉于复辟清室的梦想。康有为对亡清怀有深厚感情，将复辟希望寄托于张勋身上。在此期间，孔教会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张勋作为孔教会的名誉会长，曾邀请康有为赴徐州，为复辟提供理论支持。康有为为张勋撰写了大量论著，试图以孔教思想正名复辟之举。孔教会与张勋的复辟运动一度携手齐心，视之为“文圣”和“武圣”的象征。可惜，这场复辟终究未能成功，反而演变成一场闹剧，遭到全国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失败之后，康有为辞去了孔教会会长职位，孔教会的影响也逐渐减弱。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传统的封建伦理受到猛烈抨击，孔教会所倡导的礼教思想逐渐被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包袱。孔教会的影响力迅速衰退，最终走向衰败。北伐成功后，北洋政府倒台，孔教会的影响力随之式微。到了1937年，国民党将孔教会改组为“孔学总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团体，试图借助传统文化的名义延续存在，但已无法复兴昔日的辉煌。

后果

张勋的复辟帝制，成为民国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插曲。1917年，北洋政府内部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张勋趁机进入北京，试图调停纷争，却暗中策划北上，带领辫子军队，邀请清朝遗老入京，意图恢复封建皇权。其复辟行动虽得到部分保守势力的支持，但遭到全国各界的坚决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成为一场荒诞而哀伤的历史插曲。 孔教会作为辛亥革命后的尊孔复古团体，试图通过恢复儒家道德来巩固社会秩序。它倡导尊孔敬祖、礼仪教化，曾在一定时期唤起部分民众的认可与认同。然而，其推崇的伦理纲常本质上与共和思想背道而驰，成为封建思想的象征。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孔教会逐渐被边缘化，影响力大为削弱。其所倡导的封建礼教，在现代社会中难以立足，最终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尽管如此，孔教会的存在也提醒后人：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与时代精神相融合，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