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王风·葛藟》说：“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这首诗里最惹眼的句子是——“谓他人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朱熹在《诗集传》里解释说：“世衰民散，有去其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言绵绵葛藟，则在河之浒矣。今乃终远兄弟，而谓他人为己父。己虽谓彼为父，而彼亦不我故，则其穷也甚矣。”
       一个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的人，为了找寻新的依靠，不得已认人做父。但即便这样低声下气，也换不来人家温情的回报。“谓他人父”即是认人做父，朱熹是这样理解的。要是他没说错的话，《葛藟》不就是中国古代“干亲文化”的源头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仅凭朱熹这一番话，毕竟定不了案。《史记》记载：“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余非庸人也。余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不算《葛藟》的话，太史公笔录的“刘、项约为兄弟”、“田仲父事朱家”、“陈余父事张耳”应该是中国古代有关于“干亲文化”的最早的明确记载。朱熹会不会把《葛藟》的“谓他人父”一句解偏了呢？
       司马迁记载的几位历史人物——项羽、刘邦、朱家、田仲、张耳和陈余都活跃于秦汉之际。朱家和田仲两位的社会身份，司马迁已有明确界定，是——“游侠”。而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项羽和刘邦两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发迹之前，身上也有浓烈的游侠气息。项羽早年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蛰伏江东，大批地招揽宾客门人，甚至还暗中以兵法来组织和训练这些徒众。用古人的话说，这是“以权力挟辅人也”，是典型的游侠手段；用今天的话说，是项梁、项羽叔侄秘密建立了一个黑社会势力集团；而他们两位正是其中的领袖人物。至于刘邦，《张耳陈余列传》记载说，他青年时代曾经屡次从沛县北上外黄，以宾客的身份去结交张耳。去一次，往往盘桓数月之久。张耳这个人背景很深。当他年少之时，有幸赶上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无忌仍未谢世，于是被无忌收录门墻，做了宾客。而战国四公子正是司马迁和班固口中中国古代游侠的开山鼻祖！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寻其故辙，声誉日隆，终于成为故魏国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大游侠。刘邦正是通过张耳这个桥梁，间接得到了信陵君的真传。后来心高气傲的韩信说，刘邦“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这“将将”的手段很可能就继承自信陵君的家法。刘、项二位既然都是游侠本色，他们最初的结交也就自然而然地要照江湖上的规矩来。所谓“约为兄弟”，通俗地说，就是拜把子、换庚帖。行走江湖的人，要拉个朋友圈，这种伎俩是惯用的。
       《史记》里边这三个认干亲的故事都指向了同一个社会群体，就是游侠。会不会，认干亲就是游侠的“发明”呢？所谓干亲，实质上是要在陌生的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于血亲的联系。这种联系应该被视为一种替代物，替代一个人的血亲家族带给他的依托和庇护。倘若这个人本就没有脱离自己的血亲家族，他也就没必要认干亲了。
        在中国古代，脱离家族甚至背井离乡的流浪者常被称为游民。而游侠就是从游民中脱颖而出的豪首。游民的大量产生好比严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是因为植物的根系萎缩，锁不住土壤；而游民的出现，则意味着被视为王朝根基的宗法制度出现了松动甚至崩溃的迹象。这种松动乃至崩溃要迟至战国时代才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史记》和《汉书》追溯游侠的原初历史时，将战国四公子认为游侠鼻祖的原因），至于《诗》三百篇诞生的春秋及其以前的时代，宗法制度仍然比较健全，足以遏阻游民。在那样一个游民与游侠都还没有诞生的年代里，认干亲的事儿恐怕不会有的吧？就拿《左传》来说，其中也记录了不少春秋时代的人口迁徙，比如“楚才晋用”就是此类。但是这些人口迁徙的案例中，都不见有“认人做父”的现象发生。朱熹将“谓他人父”解释为“认人做父”，恐怕不免以今度古的嫌疑。
       东汉郑玄为《毛诗传》做笺注的时候，他解释“谓他人父”一句就比朱熹要谨慎得多。郑玄说：“兄弟，犹言族亲也。王寡于恩施，今已远弃族亲矣，是我谓他人为己父。族人尚亲亲之辞。”郑玄的这番话说得很有意思。他似乎在有意回避对“谓他人父”一句进行正面解释，因为做正面解释的话，“谓他人父”从字面上讲，最容易被理解为“认人做父”。郑玄不像朱熹，他没把“认人做父”四个字说出来，而只是反过来说，“谓他人父”是被抛弃的结果。郑玄对这个逻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被亲生父亲抛弃并不等于一定要认别人做父亲。但郑玄却说“今已远弃族亲矣，是我谓他人为己父”，生生把被抛弃和认人做父这两件不能划等号的事情牵扯在了一起。这似乎暗示了郑玄解诗的困境：他既不能违背历史常识，将“谓他人父”理解为“认人为父”；又不能另辟蹊径，对“谓他人父”一句做出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于是被迫选择了兜圈子。
       要在“认人做父”之外，对“谓他人父”做出别一种理解，是否有可能呢？要讨论这种可能性，还得从《葛藟》一篇的主旨说起。《左传·文公七年传》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
      学者们普遍承认，“绵绵葛藟，在河之浒”所兴起的就是乐豫所说的公室与公族之间同荣共辱的关系。作为公室支裔的公族，既是藩屏公室的重要力量，反过来也得依靠公室的支持才能长久存续。这就好比作为附生性植物的葛藟同它的寄主相互依存，是一个道理。“绵绵”，《毛传》说是长而不绝的样子。水边的葛藟之所以能这样茂盛地生长，是因为它有寄主可以依傍。由此推论，公族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同公室休戚与共。
       古文是没有标点的，因而难以确定诗人说话的语气。如果换一种标点方式来读《葛藟》，它的意思就会很不一样：“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在这种标点下，“谓他人父”不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变成了一种假设：倘若有一天真的同血亲决裂，难道要认他人做父吗？就算我肯这么低三下四，别人也不会要我的！
言下之意，兄弟不可离，族亲不可弃。舍此之外，更无出路。而这，或许才是主人翁看到“绵绵葛藟”的时候产生的真实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