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其实就是中国人不同的心理色调。如果说，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老子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庄子是飘逸的银褐色；韩非子是沉郁的金铜色……那么，他，墨子，墨翟，正如其姓，恰如其分，自然确是黑色的了。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责任，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
       墨子的长相非常奇特，儒家亚圣孟子骂他摩顶放踵，说他天生秃顶且一生赤脚。史书记载也说他是个北方鄙人，高鼻深目，身材魁梧但却体态佝偻，且衣衫褴褛，活脱一副小老头的形象。墨子的身世是一个谜，曾有弟子劝说他公布自己的身世，以正视听，墨子听后却哈哈大笑，言“圣人以言行立天下，吾生于何处，与大道何干？”对于众人的劝说不予理睬。可就是这个衣衫褴褛的赤脚老头，他开出的药却像是一记“速效救心丸”，为中华民族注入强大的活力，虽衣衫褴褛，却遮不住他的一身傲骨。
       剑指长天的墨子，像是痛饮狂歌的侠客一般，望着儒家至圣孔子消失的地方，大声疾呼“儒家无道，墨家应为正道”。
设想一个图景吧，诸子百家大集会，每派都在滔滔发言，只有他，一身黑色入场，就连脸色也是黝黑的，就连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脚踝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颜色发言。 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黑色呢？这引起了近代不少学者的讨论。有人说，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盖自己作为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立场。有人说，他想代表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大，包括比底层劳动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为“墨”是古代的刑罚。钱穆先生就说，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贱民阶层。
       我读《墨子》，总是能产生一种由衷的感动。虽然是那么遥远的话语，却能激励自己当下的行动。记得《公孟》篇里的一段对话，儒者公孟子对墨子说，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于宣传？墨子回答说：你错了。现在是乱世，人们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标准，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们如果不站起来勉力引导，辛苦传扬，人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善了。对于那些劝他不要到各地游说的人，墨子又说：到了一个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应该独自埋头耕作，还是应该热心地教当地人耕作？独自耕作何益于民？当然应该立足于教，让更多的人懂得耕作。我到各地游说，也是这个道理。
      《贵义》篇中写道，一位齐国的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义，只有你还在忙碌，何苦呢？适可而止吧。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说：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其中九个都不肯劳动，剩下的那一个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则这个家庭怎么撑得下去？那么，千说万说，墨子四处传播的道义中，有哪一些特别重要、感动过千年民间社会？我想，就是那简单的八个字吧——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孔子讲究仁爱，仁爱是有等级的，以血缘关系的亲情为出发点，有先后之分，只有先爱父母子女，之后再爱他人，是一种有秩序的关爱，最终是让社会充满了秩序的爱。而墨子提倡的兼爱，是主张不分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的博爱，这种爱没有附加条件的，源于人性本善的大爱。
        “非攻”，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打仗。因为只要打仗，就会有伤亡，而损失最大的，就是底层百姓。
        “尚贤”、“尚同”的基本含义也很清楚：崇尚贤者，一同天下。所谓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公认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与墨家的理想最为接近。
       然而，他的理想太高贵，以至于现代的我们惊呼，墨子真乃中国穿越的第一人！正是因为他明知道自己的理念太过于理想，所以他毅然决然的踏上一条与世俗截然不同的路，从此，只有眼前路，再无身后身。为了心中的正义，墨子成立了一个武功超群的独立团体——墨家，有人蔑称这是中国最早且有组织系统“黑社会”，但谁知道这个“黑社会”，却拥有着中华民族最为高尚的品格——兼爱天下。
       自此，天下无道的时代中，出现这么一群人，他们以粗布褐衣为服，效仿墨子裸露双脚——墨子认为只有茧双足，才能甘自苦，肉身上的痛苦，才能让他们不忘记心中的正义。
       关于墨子的故事，有很多，但最为人知的，就是那次“不战而屈人之兵”了。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已经请了鲁班，也就是公输般，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墨子立即出发，急速步行，到楚国去。这条路实在很长，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底磨起了老趼，又受伤了，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再走。黑夜、黑衣、黑脸，从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条去包扎早已满是黑泥的脚。 终于走到了楚国首都，找到了同乡鲁班。接下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是我们都知道的了。
       鲁班问他，步行这么远的路过来，究竟有什么急事？墨子早就想好了讲话策略，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沉下了脸，说：我讲仁义，不杀人！墨子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顺势说出了主题。大意是：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牺牲本国稀缺的人口，去争夺完全不需要的土地，这明智吗？再从宋国来讲，它有什么罪？却平白无故地去攻打它，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说你不会为重金去杀一个人，这很好，但现在你明明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人！鲁班一听有理，便说：此事我已经答应了楚王，该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墨子见到楚王后，用的也是远譬近喻的方法。他说：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的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盗癖。接下来可想而知，墨子通过层层比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与鲁班一样，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型攻守演练。结果，一次次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最后说：要赢还有一个办法，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我也不说。楚王问：你们说的是什么办法啊？墨子说：鲁班以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过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城头等候你们多时了。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这就是墨子对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实践，同样的事情还有过很多。原来，这个长途跋涉者只为一个目的在奔忙：阻止战争，捍卫和平。
       一心想攻打别人的，只是上层统治者。社会低层的民众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骗去攻打别人，但从根本上说，却不可能为了权势者的利益而接受战争。这是墨子哲学的一个重大原理。这件事情化解了，但还有一个幽默的结尾。为宋国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在宋国时，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进。 我想，这一定与他的黑衣烂衫、黑脸黑脚有关。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运用大智慧救苦救难的，谁也不认；摆弄小聪明争执不休的，人人皆知。”在大雨中被看门人驱逐的墨子，有没有去找他派在宋国守城的三百名学生？我们不清楚，因为古代文本中没有提及。清楚的是，他确实有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学生。整个墨家弟子组成了一个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在墨家团体内有三项分工：一是“从事”，即从事技艺劳作，或守城卫护；二是“说书”，即听课、读书、讨论；三是“谈辩”，即游说诸侯，或做官从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认为最能干、最忠诚的有一百八十人，这些人一听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后来，墨学弟子的队伍越来越大，照《吕氏春秋》的记载，已经到了“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承担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他去世之后，这种感召力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还表现得更加强烈。 据记载，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将军委托守城，后来此人因受国君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自杀前，墨家首领派出两位弟子离城远行去委任新的首领，两位弟子完成任务后仍然回城自杀。新被委任的首领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听。为什么集体自杀？为了一个“义”字。既被委托，就说话算话，一旦无法实行，宁肯以生命的代价保全信誉。慷慨赴死，对墨家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就从墨家渗透到中国民间。千年崇高，百代刚烈，不在朝廷兴废，更不在书生空谈，而在这里。毫无讳言，先秦诸子中，最热切于救世者，莫过于墨家，只有他们才真正做到了不可为而为之。墨家弟子扶弱抑强，力阻战争，将并不强大且难持久的有限力量全然倾注，在乱世的黑暗中迸发出灿烂的光火。这样的墨家，理所当然地震惊四方，成为显学。事实也是这样，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儒、墨、道、法四家。
       但墨家的结局却太凄凉。秦汉以降，儒、墨、道、法四大家，儒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正统，法家主宰了专制王朝的庙堂，道家占据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唯独墨家，惨遭打压，消失于历史之中——或许，他们并没消失，但显然已经消失在正统的史书之中。毕竟，太过超前的思想，以及超群的组织架构能力，这样“好似从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墨家，与其说是学派，勿宁说是纪律严明的军事组织，而更加可怕的是墨家法典的独立性，使臣子可以不顾君命，脱离国法的辖制在组织内普遍实行。
       在乱世当中，需要一群人起身倡导和平、帮助百姓、拯救民众于水火。墨家精神的壮大与盛行正应和了那个时代。然而，等秦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后，权力也随之集中，集权的社会，显然不允许民间有另外一种强大的对立力量。这样的墨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正是最为统治者忌讳的，所以从秦末汉初起，墨家就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历代文人学士虽然也偶有提起，但往往句子不多、评价也不高。甚至在司马迁编纂《史记》之时，也只能做到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提及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24个字，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似乎有些厚此薄彼的意思。但司马迁也有苦衷，一是庙堂对墨家的态度，二是到了他这个时候，墨家的资料已经屈指可数。
       及至汉魏，掌控了庙堂大权的儒家更是大肆对墨家思想集体禁言，使得墨家成为所谓“绝学”。就这样，儒、法、道、墨四大家，唯独墨家，在历史中轰轰烈烈地存在过，却又倏然消泯于官方正史之中。
       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清后期。俞樾在为孙诒让《墨子闲诂》写的序言中说：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霾终古矣。这种历史命运，实在让人惋惜。但是，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国的社会改革家发现，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而那些数千年来深入民间社会的精神活力则应该调动起来。因此，大家又惊喜地重新发现了墨子。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独独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更是在《新民丛报》上断言：“今欲救亡，厥唯学墨。”他在《墨子学案》中甚至把墨子与西方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培根、穆勒作对比，认为一比较就会知道孰轻孰重。然后，他伤感地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两千年。
       孙中山和梁启超，是最懂得中国的人。他们的深长感慨中，包含着历史本身的呼喊声。两千多年以后今天，回想那些茧双足，甘自苦的大好男儿，追随墨子一道，在漆黑的夜里向着自己的信仰沉默行军，走在前面的墨子秉持火炬，独领在前，终不曾回望。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宝，是一道穿透历史黑夜的光，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