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数千种蒙书中，《三字经》和《弟子规》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阅渎人数最多的蒙书，也是最适合当代小学生诵读，借以了解传统文化的经典。《三字经》以国学教育为主，旨在“劝学”，《弟子规》以伦理教育为主，旨在“做人”，但无不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体现出匠心独运的编写理路。在我看来，《三字经》是一部传统文化的微型经典，《弟子规》则是为人之道与文明仪范的微型大全。本文通过《三字经》传播影响史和文本阐释史的考察，对《三字经》作深度解渎，发掘其多重意蕴。

一、《三字经》的传播影响史

自南宋迄今，《三字经》八百年的传播影响史，有两大谜团、一大特点，即作者不明、版本不定，却又形成一部代有其人、绵延相续的注释、补订、仿作史。

首先是作者不明。《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南宋浙江鄞县大儒王应麟，还是南宋顺德登州儒者区适之，迄今难有定论。作为蒙书之首的《三字经》，流传迄今近千年，但明代以前似未见著录，明代中后期方有学者提及。但或只涉及书名而未提作者，如吕坤（1534-1616年）《社学要略》作曰：“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渎《三字经》，以习见闻”；或点明不详作者，如赵星南《教家二书序》曰：“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作。”

人清以后，《三字经》的作者，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定是王应麟所作。最先提出者是清初王相，其《三字经训诂序》（1665年）曰：“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清人夏之瀚《小学绀原珠序》亦曰：“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指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一种认为是区适之所作。最先提出者是稍后于王相的清初学者屈大均，其《广东新语》（1677年）曰：“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之所撰。适之，顺德登州人，字正叔，人元抗节不仕。”此后，持不同意见者代有其人，并各自为己见作了论证，以致有的刊本不知所从，对作者作调和处理。如民国金陵大学《三字经》油印本，署作者为“王应麟撰、区适之改订、黎贞续”。

近年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升温，《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再度引起南北学者、尤其是顺德和宁波两地学者的关注，并专门举办了《三字经》的学术讨论会。2007年，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博物馆的李健明根据明代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广东人物志》和明万历年问出版的《顺德县志》中的记载，为“区适之所撰”说提供了新的史料。宁波方面的学者郑传杰，则对李文史料的可靠性和引用的规范性提出质疑，并予以反驳，指出黄佐的区适之撰“这一说法实来源于民间传闻”，来源于“故老相传”，而民间传闻自然不可信。

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钱茂伟，在分析了双方的论据和研究思路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通过对“文句索源”，认为《三字经》是一部“原创蒙学作品”，它的底色是“宋代文化”，它的成书不是北宋而是“南宋中期”。其次，通过《三字经》“署名嬗变”的考察，认为，“《三字经》实际作者是一位佚名蒙师，两者必居其一式的《三字经》作者讨论，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区适之说是一个民间传说，署名王应麟则是一种公共文化冠名现象。”

客观地说，钱茂伟教授的研究视野开阔，论证详实，方法和观点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他通过“文句索源”，指出《三字经》是一部“原创蒙学作品”，成书于“南宋中期”，是颇为令人信服的；通过“署名嬗变”的考察，认为“署名王应麟是一种公共文化冠名现象”，从文化传播学看也不无道理。但是，他的“公共文化冠名”说，毕竟是“可能”的猜测，是学理性的分析，缺乏必要的史料证据。鉴于明末清初以来，王相“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之说，早已深人人心，也为海内外渎者普遍接受。本文从俗，依然采用“王应麟著《三字经》”的说法。

其次是文本不定。明代以来，《三字经》的文本篇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三字经》宋元刻本，未见留存。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刻赵星南的《三字经注》本。此本原文为1086字，但在述史部分有显为明人续补的“辽与金”至“再开辟”等24字；另据清人许印芳《增订发蒙三字叙》所说，“古本”述史仅至五代即止，而无“炎宋兴”等12字，则最接近《三字经》原本的仅1050字。到了清代，《三字经》的文本又发生了变化。张志公说：“今天所见到的清初的本子是1140字，后来比较通行的本子（如所谓《徐氏三种》本），总共1248字。”据此，从“古本”的1050字，到明刻的1086字，再到清初的1140字或1248字，《三字经》文本，随年代的推移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到了清末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叙》，文字已数倍于古本《三字经》了。

再次是形成了一部代有其人、绵延相续的传播影响史。《三字经》的傳播影响史可分四个方面。

一是《三字经》的注释。今所知最早注释者是万历年问台州人薛国让的《启蒙三字经》，然此书不传。现存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万历年问赵星南的《三字经注》、清初王相的“训诂”和清代后期贺兴思的“注解备要”。此类注本，在文本上大多以王本为准，仅在历史部分各有续写，主要致力于文字的串讲、典故的诠释和义理的阐发；在文字、典故、义理三方面，又因注者的不同而各有侧重。如潘子声的《三字经针度》，只注单字，不注全句，只注字义，不注句义，近似于《三字经》小字典；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是此前注本中篇幅最大的一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并附有《历代帝王源流歌》。

二是《三字经》的补订。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前期车鼎贲的《三字经》、后期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经》、民国初年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等。内容的增补，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侧重于增加他们认为儿童应懂的伦理规范和文化知识，一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侧重于传播近代思想和科学知识。由章太炎“重订”、刘松龄“订补”的《增订三字经》，则兼具上述两方面的内容。200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傅璇琮任主编、在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基础上，由“《三字经》修订工程编审委员会”修订的《三字经·修订版》，这应是最新的、影响较大的一个《三字经》“补订本”了。

三是《三字经》的仿作。明清迄今，《三字经》的仿作层出不穷，从对象分，有专供女子阅渎的《女三字经》，有专供教育小儿的《三字幼仪》；从内容分，有专述历史的《历史三字经》，有专讲地理的《舆地三字经》，有专门介绍中医、中药的《医学三字经》和《药性三字经》，有专门介绍新学的《西学三字经》和《时务三字经》等等。种类繁多的《三字经》注释本、补订本和仿作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字经》系列。

四是《三字经》的传播。这是由国内南北的传播扩大至海外亚欧的传播。据考，明清之际《三字经》已经传至韩国和日本，或加以修订，或直接翻印，被广泛用于两国蒙童的学习。其问又随着“下南洋”的华人，被带到缅甸、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诸国。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订立《恰克图界约》之后，沙皇政府派到北京的“学艺”人员，即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后又被译成俄文。道光九年（1829年）又在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被人称为中国“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广泛流行于俄国知识界和俄国公众。到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由美国传教士出版了英译本。1990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译的英文本《三字经》，同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即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三字经》近千年传播影响史上的两大谜团和一大特点，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三字经》的巨大价值、深广影响和历代渎者对它的持续兴趣和高度关注。

二、《三字经》的文本阐释史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三、百、千”属于识字类蒙书。那么，作为“蒙书之首”的《三字经》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它只是识字类蒙书，还是劝学性蒙书？编者只考虑字句的声韵和谐，还是蕴含了内在的学理体系？围绕这一问题，《三字经》的文本阐释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概括评价，稍后的文本解渎，以及现代的学理分析。

从明代开始，《三字经》的丰富内容和严谨结构，便已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最初大多只是概括性的评价或赞叹。如赵星南认为，《三字经》“可以当十三经”。清人夏之瀚亦只“叹其要而赅也”六字。为车鼎贲《三字经备要》作序的朗轩氏称赞《三字经》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王相《三字经训诂序》的赞语稍长，也是概括性评价中最值得重视的，其日：“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对《三字经》的风格、内容、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评价，不啻为《三字经》解渎提供了一个论纲。然而，惜其“要而赅”也。

清代对《三字经》的文本解渎，有两个人的两种角度值得重视。现代学者解渎《三字经》的千言万语，其实并未超越清人的思路。

一是清代前期的车鼎贲。他在《三字经》“订补本序”中，对《三字经》的内在理路做了清晰的梳理。其曰：“今观其书，首之以性善之说，继之以孝悌之行，继之以方名象数之学，又继之以渎经史之次第，而后错举古之善学者以为之劝，而末乃期其有成，此其规模大体可谓得之矣！”一部《三字经》，由“首”至“末”，分为六个层次，模糊的文本，梳理出了清晰的思路。为车鼎贲《三字经备要》作序的朗轩氏，对《三字经》的内容也作了具体描述：“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做，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析详明，了如指掌。是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者，而以一帙聚之。”文字更多，但显然不及车氏的清晰具体。

一是清代后期的许印芳。他在《增订发蒙三字经叙》中，对《三字经》的核心旨趣做了明确的阐释。其曰：“窃谓伯厚原书，意主劝学，详于策励，自仲尼师项橐以下，引证十余事，较量古人，责望今人，八面受敌，无隙闪避。做惕之深，至于人‘不如物，后生渎之，足以激发志气，是诚有功士林，故历久不废。惜其意主劝学而不亟讲学，详于策励而略于启发。”许叙肯定了王氏《三字经》“意主劝学，详于策励”的特点，又指出其“不亟讲学，略于启发”的缺点，从而为其“增订”提出思路。许氏的“增订”，一是增加“讲学”的内容，二是注重“启发”引导，三是扩充“见闻”的篇幅，四是调整杂乱的“叙次”，五是订正不妥的字词。态度之严谨，内容之丰富，在《三字经》的续补之作中都是罕见的。最重要的是，其“意主劝学，详于策励”八字，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三字经》的核心主题。

从文本内容的梳理，到核心旨趣的揭示，这是解渎的深化；同时，结构分析和主题诠释，也成为今人对《三字经》文本作学理分析的基本思路。

张志公的《三字经》文本解渎，就属于内容的串讲。他依据1248字的“徐氏三种本”，依次把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首先说“教”和“学”重要性，84字；其次是讲封建伦常的话114字；再次是介绍数目和基本名物，96字；然后是介绍小学和经子诸史，714字；最后是讲勤学人物故事，勉力儿童学习，做有用的人，共240字。钱茂伟的文本解渎，分得更細，他依据韩国忠南大学校图书馆所藏《新刊三字经》，即“最接近宋版《三字经》的明朝古本”，依次把内容分为八个部分：即教育重要性，28句；礼仪，12句；名物，66句；四书五经，60句；诸子，8句；诸史，92句；案例，72句；勉励，16句。共354句，1062字。两个文本的差别，在于“诸史”的多少，“明朝古本”，诸史叙述结束于“十七史，全在兹”；“徐氏三种本”则一直续写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