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杂剧之花盛开，在平民为爱情为题材的杂剧中，《西厢记》便是其中艳丽的一朵。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作品里描述的崔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甚至在较后一段时间鼓舞了许多年轻男女去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说《西厢记》是元杂剧的奋压卷之作,它不仅深刻地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思想,而且,其艺术手法钓巧妙,也达到了我国古典戏剧艺术的一个高峰。《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王实甫从人物性格和突出反封建婚姻制的主题出发，精心组织戏剧冲突，使并不复杂的情节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磁力。作者王实甫也因此享誉文学史和戏曲史。

一、关于《西厢记》结构和冲突研究

在结构安排、戏剧冲突等方面，《西厢记》也表现出作者的独到之处。

作为元杂剧的《西厢记》，在形式体例还保持着元杂剧一个人主唱的特点，但是它的结构规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它突破了元杂剧的一般惯例，用长篇巨制来表现张生和崔莺莺之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它一五本二十一折的鸿篇巨制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使故事有充分的展开余地。

段启明认为《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线：一是老妇人（包括郑恒）为一方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1]前者是维护封建礼教及家族利益同冲破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基本矛盾冲突,贯穿全剧,决定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同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的同时,也制约着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顾忌、猜疑、矛盾和不信任造成的。这两条线索的冲突交错展开，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波澜迭起，使整个剧情不断发展,全剧跌宕起伏，一步步推向高潮,最后又走向结束。对于《西厢记》全剧情组织来说，老夫人“赖婚”是极关键的一个时间，它是老夫人与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矛盾的正面冲突，进而使落后与先进的婚姻观的冲突；与此同时，又是一个全剧情节的转折点，正因为老夫人坚决的反对态度，硬将张生与莺莺的强改为“兄妹” 关系，使得他们二人的爱情只能偷偷摸摸，而红娘也正因为看不惯老夫人的强势，见义勇为、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使她转化成张、崔二人的同盟军；而又由于莺莺不得不“作假”，又导致了他们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王实甫对情节构置独具匠心，安排的恰到好处。

宁一宗认为《西厢记》戏剧冲突的特点是：每一本杂居都有自己的主要冲突，因而造成每本杂剧强烈的戏剧性；而五本杂剧有都有一个完整的贯穿全局的基本冲突，每本杂剧在主要杂剧冲突解决之后，就给予基本冲突以影响，基本冲突不仅没有消失，反面采取逐步激化的形式，一步比一步尖锐，一层比一层强烈。这就构成了这部剧的戏剧性根基。[2]

二、关于《西厢记》艺术成就研究

《西厢记》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且不论其内容，单从它的艺术成就来看，就可浓墨重彩地展开描述。《西厢记》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优美的戏曲语言两个方面。

1、鲜明的主题及形象人物性格

王实甫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它成功的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张生之酸，红娘之俏，莺莺之矫情，老妇人之奸猾。并且通过这些鲜明的艺术形象, 表现了男女青年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愿望，显示出一种所谓“反封建”、“愿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作为联姻的基础方式。

王实甫善于按照人物的地位、身份、教养以及彼此之间的具体关系，准确的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男主公张生执着地追求与崔莺莺的爱情。虽然他只是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但他有着“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志”的情志。张生是个“至诚种”，至诚、忠厚，对莺莺的爱情真挚、专一，构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同时作者又写他的呆气和脆弱。他对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矜持、犹豫，常常产生误解，引出矛盾。正式由于他既脆弱又忠厚，呆气又钟情，所以他的这些“缺点”反而有助于突出他的至诚、憨厚的性格，获得了莺莺的倾心和红娘的帮助。[3]崔莺莺是个感情深沉的女子。作为一个相国小姐，渴望挣脱封建社会的枷锁,追求自主的婚姻。同时，作品中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和封建礼教做斗争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虽然一往情深，却又欲前又却的曲折的内心，这正是剥削阶级劣根性和社会的真实性。“赖简”一折这场戏,表现了莺莺的深沉和机警,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势力的罪恶,深化了主题。莺莺的软弱,在红娘的帮助下,逐渐得到克服。她终于突破了她的阶级限制,坚持反抗直到获得胜利。作者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为我们刻划了莺莺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女子的榜样。[4]正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表现了莺莺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红娘是《西厢记》只能够最富光彩的人物。她身份卑微，只是一个丫鬟，但在崔、张婚姻事迹中所起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在于她的正义性。在她逐渐认识到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爱情后，对老夫人无理的言行愤愤不平,便正义的挺身而出,冒着危险为崔张传递书简,牵情拉线,给他们以热情的帮助。在同老夫人以及郑恒进行斗争也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她在剧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是帮助莺莺、张生克服弱点和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剧中对封建礼教最具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老夫人竭力维护门阀利益和封建礼教，在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专横跋扈、背信弃义的特征。老夫人是一个成功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代表。

2、艺术特征

《西厢记》文辞优美华艳，代表了中国古代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祝肇年认为《西厢记》的艺术特征有四：诗情画意的美感特征；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妙趣横生的结构和词新语俊的语言。[5] 王实甫善于选择和融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词句和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炼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与关汉卿杂居以本色为主、朴素流畅的特色明显不同，形成一种诗剧风格。称巨源赞赏它“艳词丽句，先后至出；离情幽思，哀乐相仍。遂善一代之长，为杂剧之绝唱，良不虚也”。李卓吾称之“千古来第一神物”，“的是镜花水月，神品神品”，“只见精神，并不见文字。咦，异矣哉！”[6]《长亭送别》一折里莺莺的一段一段唱词最能集中体现《西厢记》在语言方面的成就：第一支曲《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化用范仲淹的《苏幕遮》词句，既写秋天之景，又写离人之情，情景交融，臻于化境，遂成千古绝唱。第二支曲《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搵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用经过锤炼的口语，一泻无余地倾诉了别离的愁闷。[7]细细品味《西厢记》，韵味无穷。

三、结语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就蜚声于剧坛，被推为“杂剧之冠”，一直受到文学艺术界和广大群众的重视。不可否认《西厢记》的伟大艺术成就，是一笔值得珍藏的财富。但对我我们来说，我们不单仅仅停留于推崇和赞美的层面，也不单是对其艺术特色作简要、浮夸的概括，而是要深入其底里，细致品味其中的艺术奥秘。

[1] 《西厢论稿》作者段启明

[2] 《西厢论稿》作者段启明

[3] 《元曲浅说》王群著

[4] 《西厢记》主要人物形象分析骆安 惠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年第01期

[5] 《西厢记讲授提纲》

[6] 《明代戏曲评点研究》朱万曙著

[7]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第二版）杨立群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