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 ，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1920年，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使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其后，他坚持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组织托派组织。1929年11月，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抗战爆发后，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与托派中央决裂。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

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领导“五四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寓所，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北京大学也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

1918年3月，他明确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块宣传阵地。

1919年4月，他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1919年5月4日，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陈独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

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同年9月获释。

创建共产党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到上海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还约请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状况。4月中旬，他联合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名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

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和组织工人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同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11月，陈独秀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达此目的，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一页。陈独秀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这四条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及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之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革命运动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对推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建立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和批判戴季陶主义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从中共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中共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陈独秀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离开党中央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后，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经常发表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鞭挞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关注当前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对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但他认为在许多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错误的，自己是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为此，他拒绝赴苏商议问题和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此时他获悉，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

1929年春，当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引起思想上的共鸣。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认为革命已处于低潮。他对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其他党派合作的“左”的纲领和策略表示不赞成。这些都是基本正确的。但他对革命形势作了过于悲观的估计，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起义方针，并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问题上反对中共六大路线，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和主张。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他接受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点名批评陈独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他联合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31年5月，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书记。由于这个“反对派”的主张完全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当后来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口号时，陈独秀开始与其格格不入，到最后终于与之分道扬镳，成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

晚年坎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陈独秀的诸多言论，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热忱和坚决抗日态度。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他坚持发表抗日演说，写下大量抗日文章。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

1938年6月底，陈独秀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到达江津居住。

贫病逝世

1939年2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

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

尽管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政治上也无地位，但他还是关心时局的进展，为抗战宣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邓小平后来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