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对于古代女性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酒是女性用来寻求安慰摆脱忧愁的工具,另外一种酒则是女性突破性别规范,向士大夫文化靠拢的媒介。
酒对于女性来说很早具有了自我安慰的情感效用,从先秦开始,就有女性文人在文学作品中提及“酒”的记录。但是这时的酒对于女性并不是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只是女性情感的慰藉品。《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这里的酒是中国女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酒意象。刘向《列女传·贞顺》记载:“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姆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唯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刘向在列女传中收入这个故事,是对卫宣夫人这种忠贞于“夫妇”纲常的美德表示赞赏,但从诗中不难看出,卫宣夫人的独居生活也并非完全清心寡欲,内心也有着痛苦的挣扎。“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二句便刻画了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而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但是卫夫人心中的这份隐忧却不能靠饮酒所能解,也不是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这里提到的酒,只是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忧愁的深重并非“举杯浇愁”能化解的。这同时也反映出卫宣夫人做为一个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女性,即使知道饮酒有排忧解难的功用,也不会轻易越轨尝试这有违礼法的方式。
汉代的女文学家班婕妤多才多艺,曾被汉成帝宠幸,后来皇帝移情赵飞燕和赵合德,她在《自悼赋》曰:“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她既为爱情的毁灭而忧愁,更有自尊自重、自我解脱的方法,在这里“酌羽觞”则正是为了“销忧”。班昭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里通过饮酒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想念之情,也许只有在酒后梦幻般的沉醉状态下,才能暂时重逢故别的亲朋,回归故土的怀抱。虽然班婕妤和班昭饮的酒只是为了更加突出深化内心的忧虑,但比起卫宣夫人有酒不饮的作法,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作为情感慰藉的酒已经具有了女性自我突破追求心灵抚慰的味道,而当酒做为女性突破女性规范的媒介,有意识开始通过酒来展示自身独立人格,逐渐向士大夫文化靠拢时,这样的女性酒文化就显示出更加独特的魅力和耀眼的光辉。
汉代有女作家卓文君《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取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女性对于女性酒文化具有突出的贡献,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生活的相对富足为酒和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社会宽容,妇女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但同时也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以及社会环境的综合制约,女性逐渐分为不同的层次,在产生了一批有权势、有社会地位的杰出女性的同时,下层女性也逐渐沦为时尚的酒伎,女性和酒一起开始成为被男性所消费的“酒色”的一部分。
唐代女性并不避讳她们对酒的热爱,公开表达她们以酒消愁以及醉酒后的感觉,可见当时的社会对女性饮酒还是比较宽容,并没有逃避负面的意象和限制。唐代女子陆蒙之妻蒋凝之女,因酒成疾,姊妹们劝她节饮加餐,她作诗回答:“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蒋氏《答诸姊妹戒饮》)这位女子直抒胸臆,只要有酒喝,便能轻松的生活。言外之意,没有酒相伴,生活便是难熬的时光。这对于一位衣食无忧的官宦夫人来说,在没有物质生活上的捉襟见肘之外,时光的艰难度过只能是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和寂寞。饮酒这种行为是消磨空洞乏味精神生活的一剂良方,唯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将这些愁苦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