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运用“二重证据法”将面临纸上材料和考古材料难以整合的巨大困难。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如果纸上材料和考古材料俱真，则二者必有联系。就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这个课题而言，三星堆文明正是这个关键的联系者。

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研究这个问题，根据王国维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可以从纸上史料和地下材料两个方面入手。

从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世文献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无疑是以炎黄二大集团的交流与融合为发端的。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运动兴起以来，在应如何对待与炎黄传说有关史料的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接受古史辨派的观点，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历史化过程，此可称之为“神话的历史化”，其代表人物有顾颉刚、杨宽、郭沫若、张光直等。另一种态度则坚信黄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其后进入神话乃是历史与神话互渗的结果，此可称之为“历史的神话化”，其代表人物有李学勤、张岱年、江林昌、高强等。今案：大量的文献材料和坚实的出土材料证明，至少在战国时代，黄帝文化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有黄帝文化，则必有持这一文化的古族群体。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持有黄帝文化的族群不但有成为汉族者，亦有非汉族者。这一事实表明，黄帝文化确有古老的来源。同源的文化在不同群体中流传，必然会有不同的演绎，就如射日神话在中国境内三十多个民族中皆有传布，诸说虽有变异，而其源流本一则不必见疑。民族与文化乃研究上古史的关键。今治古史者多能熟悉汉语文献及考古材料，而兼涉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者则罕见，此乃炎黄问题所不易解之根本原因。

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代考古学家常用“多元一体”来进行概括。所谓多元，是指起源中心有多个；所谓一体，是指形成过程的一体化特征。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代，这一时期有几大中心都已经发展到文明社会的边缘，其中发展水平最高的属良渚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年）。严文明把良渚遗址看成“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块圣地”，张忠培则明确提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苏秉琦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模式，无疑张说是可以信从的。2017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也指出，良渚“应该已经进入到了国家社会，它是可以跟埃及和苏美尔的国家社会相媲美的。”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经常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通过这个工作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同样起源于长江流域。”

三星堆纵目人像（摄于三星堆博物馆）

众所周知，根据文献的记载，黄帝集团乃自西北方向而来，而良渚遗址远在中国的东南地区。如果我们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代表中华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的考古文化，那么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这个问题上，传世文献的记载与考古材料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会出现难以整合的困难。这个现象应当如何解释？从考古实践来看，较大的可能是黄帝文化所对应的考古文化并非良渚文化，而是一个与良渚文化彼此独立的文化。

我们知道，任何考古文化都有其发展序列；任何具有史实素地的传说，其发展亦必有源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如果二者皆真，则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具有一个联系点，并由此开始形成一个同时含有二者元素的新文化。这一文明发展的路径类似于一个Y字形，寻找到这个Y字形的联接点，是贯通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关键。那么，这个关键的联接点或者说考古文化在哪里呢？纵观纸上、地下二方面材料，这个考古文化很可能就是代表着古蜀文化高峰的三星堆文明。

一号青铜神树（摄于三星堆博物馆）

从传世文献来看，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均与古代蜀地有关联。先言黄帝，《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司马贞索隐引《世本》说：“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褚少孙是汉元、成年间的博士。蒙文通指出：“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献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的。”黄帝与蜀地有关的记载还见于《山海经》、《大戴礼记》、《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谭洛非、段渝的《论黄帝与巴蜀》对此有较详细的研究，可参阅。

次言炎帝。《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华阳，即华山之阳，指古代蜀地。《尚书·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国“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常羊山，也就是《山海经·南山经》提到的招摇山，即今岷山，见吕子方说。姜水，以《经训堂丛书》为底本的《帝王世纪》（齐鲁书社版）卷一说：“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古代文献中的江水，即指岷江。江、姜二字，上古音声部属见母双声，韵部属东阳旁转，音近可通。

再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都城始建于约公元前2000年，此时正是良渚文化深受海浸之害而渐趋衰落的时期。同时，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处的城墙进行发掘时，又发现了……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除此之外，在三星堆出土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古物还有玉锥形器和骑虎人像等。这些证据都有力地证明了三星堆地区曾有良渚文化的进入。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文明是最能代表古蜀文化的考古文化，蜀文化又与炎黄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可见，从三星堆文明来切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自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器物坑被发现以来，在出土的玉器、象牙、海贝、青铜神树、青铜禽兽、青铜人面像等各类文物中，许多单件器物或器物群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发现的空白。学界普遍意识到对古蜀文化应当重新作出估计。李学勤教授在谈到巴蜀文化时说：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像。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从目前学术界对三星堆文明所进行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是着眼于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李学勤先生强调从整个中国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切入古蜀文化的研究，无疑是颇具眼光的。

重建中国古史，关键在弄清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早期过程；而要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早期过程，其关键又在于推进对三星堆文明的深入研究。把三星堆文明的研究放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无疑对当代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