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有个跑龙套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实在太不一般了，他的背后还藏着一个中国最神奇的家族，而他的身上，竟还藏着，一件不可思议的惊天大秘密！

他，就是英若诚！

真实版的潜伏，没想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他竟是间谍——曾经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在说他的故事之前，不得不提他那显赫的家庭背景。英氏家族，是百余年来中国少有的文化世家，也是中国很神奇的一个家族。无论时代如何更迭，风云如何变幻，从清末开始，这个家族，就都能避开各种政治漩涡，成功保住名门望族的地位。

英达，英千里，英若诚，英敛之（英家四代），而英氏家族的传奇，要从他的爷爷英敛之说起。

英敛之，只是一个摇煤球的旗人，意外被一个道士诱拐为徒。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位教书先生，先生觉得道士不靠谱，就把他拦下，他又成了这位先生的书童，陪同先生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一来二去，他和主人家的女儿相爱，最终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

英敛之只活了58岁，却干了三件大事：

一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令人钦佩的是，在创办大学之初他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的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

三是，创办了《大公报》，自创办伊始，《大公报》就以“开风气，牖民智，挹（yì汲取）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它是1949年前，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

英敛之先生全家英敛之的儿子名叫，英千里，年仅13岁时，英敛之就把他，送到英国学习强国之术，英千里自英国回国后，便投身教育事业，还娶了北洋大学创始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为妻。他是个奇才，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语四种语言，尤其是英语，钱钟书曾这样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而在外国人心目中，他则被公认为是英语最好的中国人。

众所周知，马英九是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起家的，而马英九的英文就是他教出来的。

1929年6月21日，英千里的长子出生了，他请史学泰斗陈垣先生亲自为儿子取名。这个男孩不是别人，正是：英若诚。从出生起，他就注定不同寻常，他的童年是王公贵族式的，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从小住的就是王府，这个王府也不是一般的王府，而是著名晚清权臣庆亲王的王府。在庆亲王之前，这个府第属于大名鼎鼎的和珅。他在庆王府住了七年之久，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泥巴，他每天是和兄弟姐妹们在无价的古董和珍宝间玩耍嬉戏。

难得可贵的是，他虽家世显赫，可并不贪图享受，还有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他在学习上从不肯懈怠，少年时，就读于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在这里，他刻苦学习，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当他从中学毕业后，便已获得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父亲却找到他说：“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你爷爷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

去剑桥大学不仅能在世界顶级学府学习，还可以享受优越的西方生活，可听完父亲这话，他毅然决定：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1945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钱钟书成了他的老师。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酷爱戏剧，进入大学后，他决定将舞台艺术活动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大学里，他还遇到了一生挚爱：吴世良。她同样出身不凡，父亲吴保丰，是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而她自己也是一个不凡的奇女子，才华出众，却从不炫耀，因为出色的英语水平，后来担任过曹禺的秘书，周总理的翻译。第一次见到吴世良，他就动心了，在这世上，碰到喜欢的人不容易，碰到自己喜欢，恰好对方也喜欢自己的，更不容易，而他就是那幸运的少数。

1950年，两人在北京低调结婚，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海誓山盟，他只是对她温柔地承诺道：

“我会让你笑一辈子。”这段美丽的爱情浪漫有情致，让人羡慕不已。

英若诚和吴世良在意大利

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他和妻子吴世良双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辉煌人生。那时，他被称为“奇才奇艺”的艺术家，几乎无所不能。曾出演老舍名剧《茶馆》里的刘麻子，一举成名之后，他出演了电影《白求恩大夫》、《小活佛》、《末代皇帝》等等，其中《末代皇帝》还拿下了奥斯卡奖。

他还出演了电视剧《马可·波罗》、《围城》和《我爱我家》等，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在国内外都有很多的粉丝，是表演艺术中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先后导演了《上帝的宠儿》、《家》、《芭芭拉少校》、《十五贯》等中外名剧，并与美国当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执导了《推销员之死》。同时，他还是兼职的剧作家，这还没完，他还是一位戏剧教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任永久性教授，专开一门：中国戏剧课……

他拿下许许多多奖项，拥有太多太多标签，可其中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翻译家的身份。

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英语地道、流利，甚至对英语中的美国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了如指掌。大学还没毕业，他就曾翻译了爱森斯坦的《电影感》。之后，又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这部译著至今，仍是表演艺术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岁月蹉跎，当初毅然决定留在国内读书的少年，脸上已布满沧桑，身份也大不相同，可在他内心，从未动摇过为祖国出力的念头。

他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

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要让中国人都知道，那我就得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他先后将莎士比亚、费尔汀等的著名剧作译成中文，《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等一流西方大师之作都是由他翻译，然后再引进中国外国戏。同时，他也将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等的剧作译成英文，将中国戏剧带向世界，他的功劳绝不可埋没。当他翻译时，有人说：你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而他说：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盲目的好之又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人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老子天下第一”。而他对待翻译如此认真，就是想在这个领域赢得西方人的尊敬。美国当代戏剧大师米勒，说起他的翻译才能，赞叹不已：“英若诚的翻译即时，口语化，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国外大师在和他交谈后，纷纷被他的语言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折服，费里莎· 朗德利教授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英若诚是位杰出的人，他的思想极为深邃。”可如此才华横溢，倾尽全力爱国的他，却曾在文革期间，突然就失踪了三年，

家人说：也不知他是干了特务还是反革命，反正让人民政府给抓起来了。

那是1968年，他被捕入狱后，妻子第二天也被抓了，才16岁的女儿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在街头要饭。

身为王公贵族的后代，闻名中外的大艺术家，他从未遭遇过如此境况，这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光。

三年后，他又被无罪释放了，出来后，他整个人都变形了，瘦得亲朋好友都不认识。经历过如此劫难，可他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情，重新登上舞台给其他人带去欢乐。

再之后他还成了文化部副部长，而且他还是唯一一个在副部长任上，仍坚持在舞台上表演的人。

英若诚与戴安娜王妃在《末代皇帝》英国首映式到了晚年，他还是活到老学到老，看到年轻人用电脑，就去请了电脑老师，开始一点一点学电脑，

再后来，他因为肝病，多次被医院下病危通知书。

但他还是十分开朗，总是“不服输”，经常与友人偷偷“逃离”病房外出吃饭，

而他临终前在病床上，还口述了一本自传，

英文版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中文版名为《水流云在》。这本自传当初是由美国人康开丽，根据他的英文自述整理而成的。

一般人的自传，都是从自己出生开始讲起，而他的自传，就是先从自己那三年的监狱生活开始的。

当年落入监狱后，他曾亲眼看见犯人或疯了，或自杀，暗无天日的监狱时时刻刻都让人窒息，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的却是：我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要在监狱里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去。

他给自己计划每天要做的事，先是从学习做勺子开始。他绞尽脑汁，寻找做勺子用的材料，最终，在有限的条件下，仅用木头和碎玻璃，就真的做出了一把漂亮勺子。之后，他又开始捣鼓起做毛笔……一般人被关到监狱，肯定都是浑浑噩噩度日，可他非但没有意志消沉，还努力学习一切能学的。

他虚心向犯人们请教，学习他们所会的技能和身上的智慧。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懂电，他就从他那里学习了，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

监狱长经常会把犯人们，集合在院子里，通常是因为，需要会某样手艺的人。有次，他们被集合在院子里，

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他第一个举手。

不久，他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

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又是他第一个举手。

监狱长很惊讶：这你也会？他答：“我会！”

最终，他做的腌青椒很不错，还改善了监狱里的伙食。无论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他总是第一个举手，只为了能尽早离开牢房，回到家人的身边。

生活是一场悲剧，可他却当喜剧去演。鄙视绝望，拥抱希望，当一个人在最没有幽默感、最没有尊严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幽默，乐观，充满希望和创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在中文版的这本书中，他娓娓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他自动将在狱中不愉快的经历全部过滤，记下的只有给自己找事儿干的自娱自乐，有好东西和狱友相互分享时的患难与共。说得如此轻松而又好玩，以至于他的儿子英达听到这段经历，以为他就是去“玩了几年”，甚至非常向往。

看过这本中文版书的人都说，读这本书的过程是非常愉悦的，有时感觉就像是大师在说话，有时又感觉好像是一北京老头在絮叨，时而正襟危坐，时而嬉笑怒骂。真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应该说在这里讲述的他，是他愿意示人的一面。然而就他在临终前，他却用英文吐露了，一个真实的惊天大秘密，而这个秘密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

就此所有人才知道，原来，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为国家做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因为他外语流利，在西方社交圈内游刃有余，1952年，政府找到了他，秘密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满怀爱国心的他，没有多想，立刻激动地就答应了，上演了一场真实版的“潜伏”。

他经常招待外国友人到家中做客，与他们把酒言欢之后，晚上就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安全部门。每天都认真为组织写报告，60多年前，一桩富布莱特学者间谍案，轰动大洋两岸，两名美国人入狱，鲜为人知的是，这两个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就是他所提供的。在《Voices Carry》的“前言”中，他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因为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后来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过：“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而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以他这样学养深厚，贯通中西的大艺术家，为什么甘愿做间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其中的原由一定有很多他的难言之隐。今天也已很难再说的清楚了。但他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最主要还是与他的信仰有关。

他曾说过：外国人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心理？

他们怎么能理解，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是啊，那个时代所有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

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这样的人除了他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过：他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

后来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父亲至死仍为信仰说假话。

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也许这些他曾经受过的屈辱与折磨，还有那些做“情报工作”的日日夜夜，都是他不愿示人的。后来的他在“戏”中，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晚年的他在病魔面前，总是以乐观心态，多次化险为夷，

可2003年的这一次，他怎么都挺不过去了。其实在这次住院前，他就强烈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住院期间，他打算，把《哈姆雷特》重新翻译一遍。他过去也翻译过这本书，可他仍觉得不满意，认为过去的译作不够舞台化，力求达到最佳的效果。翻译本就是一件苦差，更何况对于一位重病缠身的老人，他经常因病神志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赶紧趁自己清醒时记下闪现的灵感。终于，他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新《哈姆雷特》的翻译工作，还自己做完了所有终校工作。

最后弥留之际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经记述道：“他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吧，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

2003年12月27日，他再也没能醒来，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遵照他的遗嘱，不办任何追悼活动，一切从简。

他曾说：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是啊，他的人生，已足够精彩绝伦，复杂传奇。

梁启超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不管他遭遇的那个复杂时代下，当时是怎样的无奈和选择，而他，能在困苦中保持风趣，能在艰难中保持乐观。

终其一生，活成了一个精彩传奇的人物，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事，义气施于国，这样的艺术家，这样的中国人，就足以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