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新冠过后世界更加混乱

2020年05月04日 10:41:56

来源：观察者网

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正在经历的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因此自然而然会认为它将被证明是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几个月里，关于这场大流行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世界，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但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将完全不同于过往的世界。一些人预测，这场大流行将塑造一个以中国为首的世界新秩序；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将动摇中国领导层。有人说它将终结全球化；另一些人则希望它将开创一个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还有人认为，这将加剧民族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不同国家政权更迭，或认为以上这些都会发生。

《外交事务》4月7日刊文《新冠大流行将加速历史而非重塑历史》

但是，大流行之后的世界不太可能与之前的世界有根本性的不同。与其说新冠肺炎将改变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不如说它将加速世界往这一方向前进。此次大流行及疫情应对，揭示且加强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因此，与其说这场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世界这几十年来运行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现在预测危机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到底是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将取决于以下因素：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社交距离的指导和个人卫生建议；是否可获得快速、准确且支付得起的检测、抗病毒药物和疫苗；以及向个人和企业提供多大的经济援助。

然而，对当前危机过后的世界，我们不会感到陌生。美国领导地位的日渐衰落、全球合作的步履蹒跚、大国之间的意见不和，以上这些都是新冠肺炎出现之前国际环境的特征，而这场大流行给予了它们前所未有的巨大缓冲。它们很可能成为接下来的世界上中更为显著的特点。

后美国世界

当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领导力的明显缺失。美国没有召集全世界合力对抗这种病毒以及它带来的经济影响。美国也没有动员全世界跟随自己的领导解决其国内的问题。其他国家正在尽其所能自保，或向那些已度过感染峰值的国家(如中国)寻求帮助。

但是，如果这场危机过后的世界是一个美国主导地位越来越弱的世界——要是有人写今天是“单极世界”，这几乎无法想象——这种趋势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近十年以来，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国著名印度裔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所说的“其他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结果，它导致美国的相对优势下降，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军事实力之前是在持续增长。但更重要的是，这是美国意志动摇的结果，而不是美国能力下降的结果。在奥巴马总统主导下，美国从阿富汗和中东撤军。特朗普总统主要利用经济实力对抗敌人，但他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且试图在阿富汗采取同样的行动。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处理重大跨国问题上，他对结盟或维持美国传统的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兴趣。

这种变化的前景构成了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诉求的重要一环。这种信号承诺：如果美国减少在海外的行动，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将变得更强大、更繁荣。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的假设：美国之前在世界上所做所为很多都是浪费的、没必要的，与国内福利无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此次大流行可能会强化这种观点。尽管大流行本应凸显的是：美国的福祉确实受到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他们会说，美国将不得不专注于调整自身，投入资源满足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满足民生需求而非武器需求。以上选择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国家需要而且能够负担得起两个方面，但人们很可能还是会为此争论不休。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急剧下降。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治理不善、阿片类药物泛滥等，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对许多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联邦政府对大流行的应对不仅迟缓、缺乏连贯性，而且常常没有效果，这将强化一种已经广泛存在的观点，即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

无政府主义社会

一场大流行从一个国家开始传播，并以极大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它被定义为全球挑战。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这场大流行蹂躏了开放和封闭的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有意义的全球应对却不见踪迹(牛顿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相反且相等的作用力——显然在此时已经失效)。世卫组织本应是应对当前威胁的核心，但它微乎其微的作用，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状态。

尽管大流行让这种现实更为凸显，但潜在趋势早已暗流涌动：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成功应对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性机构也未能跟上这些挑战的步伐。的确，全球问题与应对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大流行的规模。令人难过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尽管我们使用着“国际社会”一词，似乎它早已存在，但它更多地是一种愿望，适用于当今地缘政治的几个方面。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

到目前为止，对大流行的应对仍在全国层面，甚至是地方层面，但不是国际层面的。一旦危机过去，重点将转向国家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到人们对解决其他问题有多大热情，比如气候变化。尤其是如果气候变化仍然被（错误地）视为一个远在天边的问题，可以把它搁置转而解决更紧迫的问题。

造成这种悲观情绪的一个原因是，中美合作是应对大多数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的，但多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恶化。大流行正在加剧两国之间的摩擦。华盛顿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认为中国政府数周以来掩盖疫情、毫不作为，包括未能迅速封锁疫情爆发的城市武汉，让数千名感染者出城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中国现在试图把自己描绘成应对大流行的成功典范，并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这只会加剧美国对其的敌意。与此同时，当前的危机既不会改变中国的观点，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反常现象，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在贸易、人权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政策的不满。

美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建议中国为新冠负责并减免美国债务

在大流行之前，两个经济体“脱钩”的想法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原因是美国担心自己在许多重要商品上变得过于依赖一个潜在的对手，而且容易受到中国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影响。这种脱钩的动力将会因为大流行而增强，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出自人们对中国的担忧。人们抱有刺激国内制造业的愿望的同时，将重新关注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全球贸易将部分复苏，但更多的贸易将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来管理。

至少在过去5年里，许多发达国家对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抵制显而易见，这一趋势将因大流行而加剧。这一方面是出于对输入传染性疾病风险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失业率会使社会对接受外来人口持谨慎态度。尽管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数已经达到历史水平，但由于经济无法再支持他们的人口，他们的人数将继续显著增加，这种反对意见也将随之增加。

这将为很多人带来痛苦，也会为无力承担他们的国家带来更大负担。几十年来，国家衰弱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但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导：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为支付医疗费用和支持失业者进行支出的需求，将导致债务飙升。特别是发展中世界将面临它无法满足的巨大抗疫需求，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根据国内的需求提供帮助仍有待观察。在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整个非洲都存在潜在的余震，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在欧洲的传播也突出了欧洲一体化失去了势头。欧洲国家在分头对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进行应对。但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早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动力——英国脱欧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大流行后的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钟摆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从布鲁塞尔转向欧洲各国首都，因为各国都在质疑对本国边境的控制是否能够减缓病毒的传播。

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剧过去15年来显而易见的民主衰退。人们将呼吁政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限制人口流动，还是提供经济援助。公民自由将被许多人视为战争的牺牲品，在危机中是买不起的奢侈品。与此同时，一旦大流行不再构成威胁，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非自由国家构成的威胁仍将存在；事实上，即便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时，这些威胁也很可能在增加。

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混乱的世界》的书，描绘了一个大国竞争加剧、核扩散、多国走衰、难民潮激增、民族主义抬头、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减弱的全球图景。大流行的结果将改变的不是混乱的事实，而是混乱的程度。

理想情况下，这场危机将带来建立更具活力的国际秩序的新承诺，就像二战的大灾难所带来的格局，促进了近75年的和平、繁荣和民主。这种秩序将加强合作，监测传染病的爆发并处理其影响，同时将加强各方意愿，以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网络空间规则、帮助难民、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

但当这场全球灾难结束之后，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过去会重演。当今世界根本不利于被塑造。权力分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分散，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识基本不存在。新技术和挑战已经超过了与之抗衡的集体能力。没有任何国家享有美国在1945年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倍感疲惫，目前并不想承担起领导国际角色。即使奉行传统外交政策的人，比如前副总统拜登，赢得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国会和公众的抵制也将阻止美国全面回归此前在世界上扮演的扩张角色。无论是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填补美国造成的空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公众开始支持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说过一句名言：政府必须提出“比事实更清楚”的论据，才能让美国人民和国会相信遏制苏联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今天再提“中国威胁论”同样可以激发公众的支持，但以反华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很难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呼吁美国人民把解决这些全球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更值得考虑的先例可能不是二战之后的时期，而是一战之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参与度下降、国际动荡加剧的时代。其余的，正如他们所说，都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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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斯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在疫情中思考危机的影响。虽然文中对中国仍有些老生常谈的歪曲，但也在反思：“以反华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很难适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同时，作者意识到“美国倍感疲惫，目前并不想承担起领导国际角色”，但认为“无论是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填补美国造成的空白”。本文代表了美国部分重量级外交人士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