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信的基本信息

法国艺术史学者亨利·福西雍(Henri Focillon)认为材料与内涵在具体的艺术品中是统一的，对实体特征、大小尺寸、材料构成、技法效果等细节的分析，会引出作者、时期和出处等重要结论。因此在解读书信之前，首先介绍书信的基本情况。

此信是张大千致门人萧允中系列组信中一封，纸本，行书，一套四页，私人收藏，著录于《刘九庵书画鉴定文集》。书信全文为：

茀存仁弟足下：

昨寄去画笺卅四条，乞心畲先生法书者，度已收到。兹复寄上二条，烦弟于《式古堂》、《大观录》诸书一检北苑画目，有《囗囗起蛰图》或《湖山风雨》等名目相近者录出，仍乞心畲先生楷书，如兄在湖上时所乞题之《江堤晚景》、《湖山清晓图》，千万速为求得寄下。此兄十年前从悲鸿先生借来，去年始易得者。少侯顷已全补完毕，只待此题额来，即付装裱耳。前托转上海之画寄出否？再请告树人世兄承買之《东洋美术论考》，请寄上海愚园路838弄十号谢稚柳先生。至盼，至盼，此询学安。兄爰白。尊大人刻安。七月初六日。

收信人萧允中(1915-)，字茀存，民国四年八月五日(1915年9月13日)生于河北省衡水县，七岁入私塾，师从魏旭东。十岁随父移居北平。1931年到琉璃厂“菇古斋”古玩店当学徒。1936年夏在北平“春华楼”饭店，拜张大千为师，“茀存”即大千师所赐字号。1955年萧允中响应国家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移居宁夏灵武县梧桐树乡，曾任灵武市书画家协会主席、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

其父萧静亭是琉璃厂“吉珍斋”古玩店经理，也是书画鉴定家张大千、刘九庵的好友。他除了在北平推销张大千的画作，还经常陪同大千赏画、听戏。萧允中在亲聆大千师谆谆教诲、研习丹青的同时，还协助老师处理日杂事务。荣宝斋藏有张大千致萧允中信札五封，内容多为张大千委托处理画展镜框、联络大风堂门人、代购图书宣纸等日常琐事。

二、《溪岸图》的命名

方元在《〈溪岸图〉考辨》中考证出《溪岸图》一画曾有五名：《宣和画谱》曰《江堤晚景图》、沈括《梦溪笔谈》曰《落照图》、方薰《山静居论画》曰《溪山高隐图》、徐悲鸿曰《水村图》、谢稚柳曰《溪岸图》。后来的研究者均以《溪岸图》作为画名进行学术讨论和论文检索，往往忽略了张大千如何命名此图。

乙酉年(1945)十一月三十日，张大千自重庆乘机前往北平搜寻古画。十二月初与溥儒合作《松下高士图》(吉林博物院藏)于北平颐和园，赠肖翼之。随后不久即获得《江堤晚景图》和《湖山清晓图》。丙戌年上元(1946年2月16日)，张大千创作完成《巨然夏山图》后携《江堤晚景图》访溥儒，共度元宵佳节。应大千之请，溥儒在诗塘楷书“大风堂供养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画江堤晚景。无上至宝。丙戌上元。西山逸士溥儒敬题”。此即信中“兄在湖上时所乞题之《江堤晚景》”之来历。

在信中，张大千明确要求门人“于《式古堂》、《大观录》诸书一检北苑画目，有《囗囗起蛰图》或《湖山风雨》等名目相近者录出，仍乞心畲先生楷书。如兄在湖上时所乞题之《江堤晚景》、《湖山清晓图》，千万速为求得寄下”，并说“此兄十年前从悲鸿先生借来，去年始易得者”。由此可知此图即是后来定名为《溪岸图》的那幅名作。或许是张大千尚在研究之中，还未最终确定画作名字，所以请溥儒题写两个名字。如果我们以“董北苑”、“起蛰图”和“湖山”三个关键词检索，可发现此画在张大千的艺术人生中多次出现，仅1946年就出现过三次，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别是：

第一次是1946年3月19日，张大千题大风堂藏董源《江堤晚景图》。在这篇短文中，张大千说“八年前，予客故都时，曾见此董元双幅画。自南北沦陷，余间关归蜀。数年来，每与人道此，咨嗟叹赏不能自已。去秋东虏瓦解，我受降于南京。其冬予得重履故都，亟亟谋观此图。经二阅月，始获藏予大风堂中，劳神结想慰此遐年，谢太傅折屐良喻其怀。米元章尝论：董元画天真烂漫，平淡多奇，唐无此品，在毕宏上。今世欲论南宗，荆、关不可复见，逞论辋川，惟此董元为稀世宝。予尚有澹设色湖山欲雨图，亦双幅，与此可谓延津之合，并为大风堂琼璧。丙戌二月既望，昆明湖上雪后书。蜀人张大千爰”。我们知道丙戌年二月既望(1946年3月19日)之前，除了《江堤晚景图》外，大风堂藏品中，属于董源款的作品，只有《溪岸图》。张大千获得的第三幅董源作品《潇湘图》是在1946年12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的检测报告显示《溪岸图》是由两幅宽度不等的画绢双拼而成，左幅宽20.25英寸，右幅宽23英寸，所以大千题跋中的“澹设色湖山欲雨图”应为《溪岸图》。张大千认为此图与《江堤晚景》“可谓延津之合，并为大风堂琼璧”。

第二次是1946年5月23日至26日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5月17日张大千在成都市祠堂街四川美术协会主办《大风堂藏书画展览》，展出藏品243件(套)，展览9天，5月17日起至26日止，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7时。由于场地有限，全部藏品分三次展出，第一次展出自5月17日起至19日止，展出藏品83件(套)，2号展品为《宋刘道士湖山清晓图》。第二次展出自5月20日起至22日止，展出藏品75件(套)，1号展品为《宋董北苑江堤晚景》。第三次展出自5月23日起至26日止，展出藏品85件(套)，2号展品为《董北苑湖山烟雨图》。同年5月23日成都《新新新闻》以“古书画三日一换”为标题报道了第三批次的展品，记者写道“名画家张大千主办之大风堂古书画展，从于十七日起在美术协会举行，连日亲众甚为拥挤，该项展览每三日更换一次。本日为更换时期，名画甚多，有宋董北苑湖山烟雨图、苏东坡题竹与可画竹、元四大家之黄千文王蒙合璧山水、梅花道人墨竹及山水、倪云林墨竹、(黄鹤)山樵太乙观泉图、明四大家之沈石田雪景山水、文徵明墨笔山水、仇十洲仙山楼阁、唐伯虎醉渔图，而以清朝郎世宁香妃圆明园、红灵花馆小憩图为妙名贵”。在正式印刷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中，此图的名字是《董北苑湖山烟雨图》，时代被确定为宋。

第三次是1946年11月下旬，张大千携董源《风雨起蛰图》、《江堤晚景图》赴上海，请吴湖帆鉴赏。吴湖帆充分褒扬了两幅画作的价值，在《江堤晚景图》上题诗“晚景江隄世已尊，沤波绝调不离群。今知北苑乃宗祖，莫道南宫启法门。龙宿郊民销黯淡，潇湘帝子表晨昏。鹊华衣钵洞庭脉，建业文房细共论。丙戌仲冬小雪日”。认为与《江堤晚景图》相比，董源的另外两幅传世名作《龙宿郊民图》和《潇湘图》均黯然失色，并在诗后作短文“大千八兄自蜀来，携北苑《风雨起蛰图》及此《江堤晚景图》二巨幛见示，悬梅影书屋中若干日，坐卧其下，欣快万状。知北苑之气象浩瀚，会松雪之风神，绝世自有渊源也。兄之压箱富丽真令人艳羡不置。漫系短章幸以知己视我一粲正之。吴湖帆”。吴湖帆题跋中提及的《风雨起蛰图》与张大千书信中提及的名字吻合。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知：张大千曾将此图的作者确定为董源，时代为宋，名称为《湖山欲雨图》、《董北苑湖山烟雨图》，而非《溪岸图》。另外，就是1947年张大千在仿董北苑《山寺浮云图》中曾将此图命名为《风雨出蛰图》。

三、《溪岸图》的修复

199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斯塔尔亚洲艺术品维护研究室对《溪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通过红外线扫描、X光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找到《溪岸图》材质的物理证据，证明了它绝对是一幅公元10世纪(五代至北宋初)的绘画作品，它原来的形式应是屏风画，是整个屏风画的左侧部分。科技检测专家还利用数码影像照制作了《溪岸图》修补区域示意图，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溪岸图》经过三次修补重裱。在宋代，首次被改裱为立轴形式，修补所用材料是借用原画中的绢，应是此画上端部分割裁的绢。第二次重裱和镶补的时代不详，但它所用的绢不是原画中同一种绢。根据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的记载，第三次重裱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由日本著名书画装裱师目黑三次(1912-约1990)完成，这次重裱只是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镶了些补丁。

在这封信中，有“少侯顷已全补完毕，只待此题额来，即付装裱耳”句，可知此图在1946年春曾由张大千的御用装裱师刘少侯修复，或许就是《溪岸图》的第二次重裱。

刘少侯(1895-1969)原名刘汉泽，字少侯、绍侯。河北冀县人。九岁在王家道口读私塾。18岁在北平琉璃厂“竹林斋”当学徒，师从刘其茂学习装裱。“竹林斋”位于北平玉皇庙，是民国时期琉璃厂著名裱画铺，与萃文阁、修古斋齐名。老板刘其茂虽然不拘言笑，被同行戏称为“刘二寡妇”，但他对人真诚，身怀绝技，那些破碎到不可分辨、糟朽至呼气即能吹散程度的古画，一经他手，即能裱为原状，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在“竹林斋”六年，刘少侯系统学习了古书画修复技艺。后在新华街创办“松友山房”装裱铺。

刘少侯与张大千交往始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张大千在北平购得元代唐棣《携琴访友图》，美中不足的是画中山石、寒林处有横向墨污，而裱画师周龙昌又远在上海。经朋友介绍，大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刘少侯装裱此画。先生仰慕大千多时，今日能为其装裱古画，惊喜万分，不遗余力。二月后，古画修复完成，张大千展画良久，只觉古意盎然，光彩照人，反复观察，也未发现修补痕迹，叹为神工，遂邀至家中修复古画。抗战胜利后，通过刘金涛的联系，刘少侯与张大千重逢，随后入川。当时张大千拥有四位装裱师，按装裱内容可分为两类：一为钟、赵二位师傅，只做展览的新画，工资各一万元；一为周、刘二位师傅，专门修复大风堂藏古书画。张大千早年以仿制石涛出名，故知装裱工作之艰辛和重要，特意为先生选择了安静场所，饮食上也精心安排，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回忆说：“刘二爷是北京人，千里迢迢，来到四川，在饮食方面很不习惯，于是父亲常叫厨房专门给他做大饼、包饺子，尽量做合他口味的北方菜，要他自己说满意才行。”1949年张大千远走海外，刘少侯返回北平。建国后，川西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的领导(谢无量、冯汉骥)懂业务，知其珍稀，专门派人到北京邀请先生来成都，1951年受聘川西博物馆。1969年2月4日病逝于成都。

刘绍侯先生技艺精湛，擅长镶补和全画，自己亦能作山水，常仿宋元笔意，在旧绢上绘无款山水，染色作旧后出售。为了解刘少侯的传奇经历和高超技艺，笔者采访了四川博物院修复中心的廖定一。对于恩师的修复技法，廖老赞不绝口，将其技法要点总结成三点：1.重视准备工作。每次装裱前，张大千都要告知古画详情(作者、年代、技法)及其期待的装裱效果。先生总是反复观察画作，详尽分析材料特征，然后考虑张大千的特殊要求(如移款、染色、接笔)，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工作步骤。2.重视补全工作。在近现代书画家和收藏家中，只有张大千真正了解古书画修复的秘密。其对全色和镶补要求极其苛刻，这与他早年仿制石涛有关。刘先生早年在“竹林斋”和“二酉山房”，花费十年时间研究挖补技法，加之有大千的指导，其镶补技术无人能比。所用材料多为原画的绢或纸。如果原作破损严重或尺幅窄小，则选用同时期(色泽、经纬、粗细均接近)的材料。镶补完成后，考虑到展览、出售的需求，画作破损部位都要接笔，个别关键部位由张大千亲自完成。最后就是将画作重新染色上墙。所有原作上拆卸下来的材料(题签、残纸、裱布、轴头)都要保存起来，以备在以后的修补中选择使用。3.重视刺镶(镶活)工作。刘先生认为这道工序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画作的格调。先生早年配色富丽大气，为典型的京裱风格。后与张大千交往，在镶嵌、配色方面融合京裱和苏裱两家之长，整体格调淡雅素净，上下天地用龙凤云鹤纹，多为月白、淡绿二色。绶带用白绫。小边用古铜色绫。轴头多用象牙、紫檀、鸡翅。角绊均为卷云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最后，廖老感慨地说：恩师刘少侯一生修复国宝无数，除了董源《溪岸图》外，还有敦煌莫高窟发现《晚唐四大菩萨图》(大风堂藏)、唐棣《携琴访友图》(大风堂藏)、黄公望王蒙《合璧山水图》(大风堂藏)、唐寅《虚阁晚凉图》、明人《荷塘聚禽图》、金农《墨竹图》等。他总能让那些断裂糟朽的古画起死回生，重显光彩，张大千的收藏传奇与先生出神入化的修复技术密不可分，只可惜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学习装裱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许多绝学都已失传。

四、《溪岸图》的交换

张大千如何获得《溪岸图》，徐悲鸿在日记、书信中有详细记载。最早的记录是1938年12月9日《新民报》发表的徐悲鸿《西江漂流日记》，在日记中有“十月初，门兴会议，欧局稍和缓，而大千至。吾本拟五日乘舟之梧州，已由樊振秋、黄旭初两兄雇定船只。三日李任公又由汉至，而孙佩苍兄亦由沪至，携得沈培老旧藏陈老莲册，天下之奇也，相约同赴阳朔。各方挽留，迁延至决定七日尚未成行。黄旭初先生以中秋佳节，留任公一日，于是九日方得启碇。余新得之北苑水村巨帧，虽绢本旧损，但款及贾似道、柯九思藏印皆可见，而树法、房舍、人物极精。其近远山冈皴法以及全幅章法皆视内府所藏两帧，及景祥孙藏卷，今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院者为佳，仅底本不及三幅之干净，则以久在南中之故。至其树法之自然，居其先者，不可得见。言其后起，若巨然、范宽、李成、郭熙俱未之逮，其平生所作，当有不少杰构，盛名千古，非偶然也。大千见之赞叹惊奇，知我欲挟以出国，坚谓此中有许多资人深长研究处，请携以借观数月，余即应之。于是吾携十大箱、六皮箱、卷板等分置两舟”。由此记载，我们可知张大千借观《溪岸图》的时间是1938年10月初，即10月1日至10月9日。张大千借画的理由是“知我欲挟以出国，坚谓此中有许多资人深长研究处”。1939年初徐悲鸿致孙多慈函云“弟得董源巨幅(水村图)恐为天下第一北苑。大千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弟即托之作一番考证(有款、及宋内府印、贾似道、柯九思藏印)。绢本颇损，但画佳极，人物、界画房舍、山树、水泉均极妙”也有类似表述。

张大千最终获得《溪岸图》的时间，我们可从徐悲鸿的两条题跋获知。一条是1945年5月4日，徐悲鸿在《收藏述略》中的自述“吾偶得北苑巨帧水村画，大千亟爱，吾即奉赠，大千亦以所心赏之冬心《风雨归舟》为报，此为冬心最精之作”。另一条是1950年徐悲鸿题金农《风雨归舟图》，曰“此乃中国古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人雪景》、《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现世界所存在中国山水画中四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1938初秋，大千由桂林挟吾董源巨帧去。1944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所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品为重，不计名字也。1950悲鸿记其因缘如此”。由以上两条可知：1944年春，也就是张大千借观此画的第六年，他委托好友张目寒将金农《风雨归舟图》赠与徐悲鸿，完成交换事宜。至迟至1945年5月，张大千最终获得《溪岸图》，这幅让他“惊奇不已，必欲携之入川”(徐悲鸿语)的“天下第一北苑”。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