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又名“汉司徒袁安碑”,质地为石灰岩,碑文为篆书写就,为目前国内存世汉碑中为数不多的以篆书为文的碑刻。袁安碑碑石周边稍残,碑额已损失。碑文共10行,原碑满行应为16字,由于碑刻残损,每行最末一字全部泐失及第一行第13字亦损,其余字保存完好。现每行满存15字,每字皆框有细线方格为栏。碑文内容主要记载东汉袁安的籍贯和所授之学、为官升迁过程、皇帝的褒奖及去世安葬的时间等,与《后汉书·袁安传》中记载袁安生平基本相同,但碑文所书更为简约。碑上在第五六行字之间有一圆形碑穿,正当碑中,为汉碑仅见。
袁安碑是近世出土汉代篆书碑刻中最为完整的一通,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界格完好可见,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在汉代小篆碑刻中堪称第一。
石碑做石案,世人不识古碑刻
袁安碑从碑侧刻有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题记可知,此碑曾在明代时被人发现。之后,袁安碑流离辗转被人移置到河南洛阳偃师西南辛家村牛王庙中当作石供案,但由于刻字的一面朝下,很长时间村民不知这是一通古碑刻。
1928年年初,牛王庙改建为辛村小学,供案仍在原地放置未动。次年夏日,村中一孩童仰卧石案下乘凉,发现石上隐隐凿有字迹,就招呼村人观看。辛家村村民任继斌感到此碑刻字体古朴,遂对石碑刻字进行拓印出售,并在拓本上碑穿的空白处钤上辛村小学的印章,袁安碑拓本及发现地遂现于世,渐被金石界所重视。当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马衡、容庚等学者均对此碑碑文释读,并考订碑主为东汉名臣袁安。
袁安碑的发现在当时中国金石学界引起轰动,因为早在7年前即1923年春,附近亦发现有袁安之子袁敞的碑刻。袁敞碑发现于洛阳偃师西南10公里的辛村和阎楼村间,距发现袁安碑之地仅有1.5公里。袁敞碑亦明珠蒙尘,长期被村民用为槽基。该碑发现时损坏严重,已斜断为两截,残碑高75厘米,宽63厘米,存文10行,行字不等,共余70字。袁敞碑由于碑主姓名全泐,并不知碑刻为何时所刻。后此碑拓本为马衡偶得。
马衡(1881—1955)为中国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曾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最初根据碑文中出现的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确定此碑为东汉碑刻。随后马衡将碑文残字与《后汉书》对勘,方知为袁敞碑。据《后汉书·安帝纪》载,袁敞卒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四月,则袁敞刻碑之年可以确定。马衡的考证得到金石学家的一致认可。袁敞碑的确认使此碑身价倍增,当时多位金石收藏家均有意收购此碑。马衡因袁敞表字与自己相同(均字“叔平”),又加之对袁敞碑的释读,非常想购买此碑收藏但终未成行。1925年袁敞碑经洛阳古董商转售给罗振玉。
袁安、袁敞父子碑刻相继在洛阳偃师出土,成为洛阳境内一大奇闻,亦为中国金石界一大盛事。袁安碑发现后一直在原地保护。1938年当地人士曾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此碑收存,遂后因战乱等遗失。1961年此碑再现于世,终为河南博物院所收藏。
袁安碑的刻立年代,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论。一种观点根据碑末有袁安“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之语认为袁安碑刻立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而《后汉书》也有袁安永元四年春病逝的文献记载。另一种观点以马衡为代表,根据碑文及二袁碑撰写书风,认为袁安碑并非刻立于永元四年,而是后期补刻,与袁敞碑刻立时期相近。马衡的观点目前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
汝南袁氏本世家
袁安(?—92),字邵公,东汉大臣,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袁安少时学习儒学,后被举荐为孝廉,曾任职阴平长、任城令,约束下属极严,属下对其既敬畏又爱戴。汉明帝时袁安担任楚郡太守,后担任河南尹,政号严明,断狱公平,在职10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此后袁安历任太仆、司空、司徒等官职。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兄弟专权操纵朝政,民怨沸腾,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不法行为,为窦太后所忌恨。但因袁安节行素高,始终无法加害于他。
汉和帝永元四年春袁安病死。袁安后人多在东汉任职,袁安子袁京、袁敞最为知名,皆任司空。袁京子袁汤为司空、太尉。袁汤子袁逢官至司空,另一子袁隗亦官至三公、太傅。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5人,故号称“四世三公”。其家以精研儒学著称,门生故吏遍天下,成为东汉儒家官吏集团中的首脑人物。东汉末年袁逢子袁绍、袁术均是割据一方的枭雄。由袁安至袁绍、袁术,五世贵显。如果从袁安晋位三公算起(章帝元和三年,86年)至袁绍、袁术败亡(202年)历五世120年,汝南袁氏人才辈出,为官者高官厚禄,贵宠于朝廷,从文者以文章才华显名于世,可称为东汉著名世家大族,与东汉一朝相始终。
史书记载汝南袁氏的发家颇有传奇色彩
汉代世人信奉祖茔堪舆风水。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在父亲死后访求葬地,途中遇到神人指点一处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遵从指点葬父于此,汝南袁氏遂累世隆盛。袁安是汝南汝阳(今河南汝南县)人,他葬父的地点应该在汝南附近。《后汉纪》记载袁安妻子先卒,返葬汝南祖茔。但袁安本人并未葬于汝南。袁安临终遗令称:“备位宰相,当陪山陵,不得归骨旧葬。”即袁安由于官至三公,按照汉朝的规定,则其葬地应拊葬于东汉明帝显节陵或东汉章帝敬陵周围。据最新考古调查,东汉两帝陵都位于洛阳偃师市境内,即汉魏洛阳城的东南陵区。那么袁安碑发现在洛阳偃师境内应与史书记载相符合。
树碑立传,刊石勒铭
东汉时期墓碑大量产生,与儒家孝道观和墓祭的流行密切相关。两汉盛行厚葬之风。死者的亲属出于孝道,非常重视家中长辈丧葬的操办,往往竭尽家财。世人也以子女为父母治丧的态度作为孝道的衡量标准。东汉统治者提倡儒家经学,宣扬忠孝,表彰气节,以稳定封建秩序,维持自己的统治。儒家经学的孝道观念在当时盛行,基于忠臣出于孝子的考虑,《孝经》成为官学,被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继而被推广普及社会各阶层,成为人们生活的教科书。儒家孝道观所倡导的礼中,最重视的是丧礼。设立墓碑并通过碑文称美先祖,文饰死去的亲人,是向社会显示孝行最好的传播载体。
另外东汉盛行的墓祭也进一步促成了墓碑的兴盛。东汉时期传统的族葬制度已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大家族墓地的盛行。人们往往在墓前建造家族祠堂,作为祭奠死者亡魂的场所,墓碑成为必不可少的道具。东汉皇帝和大臣也利用墓祭巩固豪族利益和增强豪族间的团结。据《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刘秀曾主持了57次祭祀活动,其中有51次是在陵寝中举行的,并令诸功臣行上冢礼。明帝开始,举行上陵朝拜和祭祀典礼,并废止为每个祖先建立“庙”的制度,把历代神主汇集到一个祖庙之中,实行同堂异室的供奉办法。原来宗庙的功能开始转移到墓祠上。这样上至天子,下至臣民,皆行墓祀。于墓地设酒待宴,会集宾客故旧,人们对墓碑的需要更不可忽视,为墓碑的广泛使用推波助澜。
现存东汉墓碑的立碑者中,多数是死者的门生和故吏所立。如“景君碑”(汉安二年,143年)、“孔宙碑”(延熹七年,164年)、“衡方碑”(建宁元年,168年)、“鲁峻碑”(熹平二年,173年)、“娄寿碑”(熹平二年,174年)、“郑季宣碑”(中平三年,186年)等均属此例。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儒家经学下的产物。东汉士人多崇儒通经,以名节相尚,相互标榜。士大夫本身就是经学大师,世代传经收徒。经师和官僚可以推荐自己的门生弟子去当官吏,这些被举荐者,便是举主的“故吏”。宗师和举主死后,师徒如父子,其门生故吏遂出钱为之立碑。如“鲁峻碑”碑阴有其门生故吏共42人题名。另外一些名士大儒死后,往往志同道合者从各地赶来参加其会葬,并捐钱刻石立碑。如东汉名士荀淑、李膺、陈蕃、窦武、郭泰等死后,全国闻讯参加会葬者常有数千人。
东汉墓碑的形制一般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3部分。碑座大多为方形,碑身为长方形竖石,碑首则有半圆形、圭形和方形3种类型。早期墓碑在碑首和碑身间大多有“穿”,有的墓碑在“穿”外另有使绳索易于滑动又不致脱落的“晕”。“穿”“晕”是早期墓碑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孔宙碑”“孔彪碑”和“郑季宣碑”等皆“穿”“晕”俱全。直到汉末魏晋以后,碑上的“穿”“晕”才逐渐消失。
东汉墓碑碑文内容多是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谏文,文字大多达千字左右。典型的碑文内容一般包括墓主的名、字、籍贯、家族世系、生平事迹、卒葬日期及表示哀悼和对墓主功德的颂词。碑阴则往往还刻有立碑人名单。立碑的目的除了作为墓地的标志外,主要还在于通过刊石勒铭,树碑立传这一形式,颂扬墓主的功德休烈,光宗耀祖,永垂后世。
东汉的碑刻碑文多以隶书书写,碑额则为篆书。袁安与袁敞二碑则皆用篆书书碑,但碑文篆书字形与秦篆差异较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政策,由李斯负责对秦国的大篆进行简化,创制统一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小篆到西汉才逐渐被更为简化的隶书所取代。但由于人们关注对篆书字形的装饰性,篆字仍不断出现在如印章、碑额、镜铭、砖瓦等装饰性特强的日常生活和各种艺术门类中。汉代文字以隶书为主流,篆字则受隶书影响,隶变的程度加大。总体上秦篆字体线条以圆柔为主,汉篆则以平方正直为主。从美学角度上说,前者典雅,后者雄浑,各擅其妙。汉代传世篆书碑刻为数极少,著名的除“嵩岳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和“祀三公山碑”之外,便是“袁安碑”和“袁敞碑”这两块碑了。
我国书法家和书画鉴定家启功曾对“袁安碑”的篆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价: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
藏珍:汉袁安碑
入藏地:河南博物院
制造年代:东汉(25-220)
外形参数: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
出土时间:1929年河南省偃师南辛家村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