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点评:近期看了精品电视剧《徐悲鸿》,进一步认识了这位世纪画家,著名演员薛中锐、葛存壮、吴刚、刘晓庆等大师们的表演淋漓尽致,很感慨,把徐悲鸿先生的简介发到这里,供爱好者参考。
电视剧的后半部分,穿插描述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不幸的婚姻。徐悲鸿的早逝与不幸的婚姻是分不开的,他还一直惦记着蒋碧微,蒋碧微与他离婚那么坚决的原因是和张道藩私通,况且互相真心的爱慕对方,还能各自所取。
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志向大不同:徐悲鸿穷苦出身,酷爱艺术,但胸怀国家,为抗日救国募集捐款,奔走相告,撰文绘画都能表达了一颗赤城的爱国之心;蒋碧微出身名门,大家闺秀,当时跟徐悲鸿离家出走主要是为了逃婚。本质上是个爱慕虚荣、追求奢华、贪图享受之人。实际上,蒋碧微跟张道藩的确才是一路人。
一树生于黄山危崖之处,迎风战雪,奇态百出。若移院中,水足士肥,曲者日伸,瘦者日肥,早晚奇态尽失!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养尊处优,就会变得庸俗不堪。现在的很多青少年胸无大志,不爱读书,沉迷游戏,早晚毁了自己的前程。
一、简介
徐悲鸿(1895-1953年),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6岁时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学绘画)。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徐悲鸿,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 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二、青少年时代
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
确定思路
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其间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他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后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
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三、出国留学
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徐悲鸿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
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美丽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四、学成回国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 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 之情;1939年创作《珍妮小姐画像》,为徐悲鸿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为支持国内抗战而作;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五、家庭生活
徐悲鸿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但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被父亲抓回来结婚。18岁生子取名为劫生,意即“遭劫而生”,但家人为他改名为吉生,后早夭。徐悲鸿不愿被家室拖累,到上海学画。认识老师兼同乡蒋梅笙教授,同时认识他二女儿蒋碧薇(棠珍),蒋碧薇原已安排好许配给苏州查家,在徐悲鸿到法国前与他私奔。后来生了儿子徐伯阳,女儿徐静斐。28年后分手做了张道藩的情人。廖静文是徐悲鸿的学生,徐悲鸿身体不好的时候照顾他,1946年嫁给比自己大28岁的老师,生子徐庆平、女徐芳芳,一直陪伴徐悲鸿直到他去世,结婚共7年。
徐悲鸿长女徐静斐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父亲和母亲蒋碧微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母亲专横跋扈,脾气非常暴躁,因此,徐静斐在感情上并不依恋母亲,她几乎没有感受到多少真正的母爱,也没有得到过多少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但是,徐静斐极爱戴仅比她大6岁的继母廖静文。从40年代她与廖静文相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她与这位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深明大义的继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让徐静婓感佩不已的是,继母虽然比父亲小28岁,却极为敬重父亲的人品和画品,为父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六、主要作品:
1、《奔马图》
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2、《群马》
徐悲鸿的群马,是徐悲鸿马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群马取材于1940年克什米尔当地的骏马,徐悲鸿当时见到此马格外兴奋,《群马》灵感油然而生。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主要描绘了两匹背向观众的马,后面又配一匹侧向的马,为了使画面有变化,又在右边画了一匹低首觅食的马。
七、作品简介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着他各个时期的作品1000余件,其他作品散见于台湾、香港、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另有数十件油画精品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徐悲鸿的创作活动大致分4个时期。
①旅欧时期(1919~1927年)。徐悲鸿初到法国留学时,现代主义诸流派正风靡巴黎,但他遵循导师赠言“勿慕时尚,毋甘小就”,悉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名作,刻苦锤炼绘画技巧。1924年前后,对绘画规律进一步融会贯通,臻于成熟,1926年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自认此年“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这个时期的油画创作主要有:《老妇》《持棍老人》《抚描》《自画像》《萧声》《黄震之像》以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他留下的近千幅素描,也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②盛期(1928~1936年)。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极丰,形成了明确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1928~193O年)《九方皋》(1931年)《徯我后》(1930~1933年)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代表着他一生的主要创作道路。例如《徯我后》,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曲折地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画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多且成就高,画的较多的是马、牛、狮、雀等,造型精练,生动传神。著名的作品有《马》《日长如小年》《群牛》《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逆风》《晨曲》等。
③抗战时期(1937~1945年)。这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先后创作了《风雨鸡鸣》(1937年)、《漓江春雨》(1937年)、《巴人汲水》(1937年)、《群马》(1940年)、《愚公移山》(1940年)、《泰戈尔像》(1940年)、《奔马》(1941年)《灵鹫》(1941年)、《群狮》(1943年)、《山鬼》(1943年)等著名作品。这一时期,也是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徐悲鸿“遥看群息动,伫工待奔雷”,以画笔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他画跃起的雄狮、长征的奔马、威武的灵鹫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他的中国画世作《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的一个寓言,借以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从悲天悯人到人定胜天,这是徐悲鸿艺术思想的一次升华。画家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精确的人物素描稿,并曾考虑过用油画或壁画的形式表现。该画在构图和笔墨色彩技法上,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又融汇了素描的造型准确,以前无古人的独创形式表现了主题。
④后期(1946~1953年)。这一时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上继续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他从解放区的美术创作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不足,勇于接受革命真理,深入人民生活,表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领袖人物,为自己开拓了崭新的创作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油画《战斗英雄》《海军战士》《骑兵英雄邰喜德像》,中国画《奔马》《双鹊》,素描《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劳动模范》《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
八、徐悲鸿的创作风格
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1920年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是他第一篇论述中国画改良的重要著作。文中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著名主张,提倡写实,反对抄袭,并提出“改之方法:学习、物质(绘画工具)、破除派别。”1929年发表《惑》《惑之不解》等文,明确倡导现实主义,反对P.塞尚、H.马蒂斯等人的艺术,又认为“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
1932年著《画范·序》,提出“新七法”:①位置得宜,②比例准确,③黑白分明,④动作或姿态天然,⑤轻重和谐,⑥性格毕现,⑦传神阿堵。并指出:“苟有以艺立身之士,吾唯以诚意请彼追寻造化,人固不足师也。”
1942年发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一文,论及艺术的美与艺术家的修养:“夫人之追求真理,广博知识,此不必艺术家为然也。唯艺术家为必需如此,故古今中外高贵之艺术家,或穷造化之奇,或探人生究竟,别有会心,便产杰作”,“艺术家应更求广博之知识,以美备其本业,高尚其志趣与澄清其品格”。
1947年先后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重申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提倡师法造化,反对模仿古人,指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艺术必亡。”徐悲鸿继承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师法造化”的优良传统,又强调了艺术家的追求真理、探究人生,见出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他对现实主义美术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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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1913-1975),安徽寿县人,她的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父亲孙传瑗(养癯)曾参加晚清民主革命,为一代名士,历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孙多慈自幼酷爱丹青,是徐悲鸿女弟子中得其真传且较有成就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初嫁与临海许绍棣。1948年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后任院长。75年因患癌症逝于美国洛杉矶。
因为喜欢绘画,孙多慈于1930年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当时徐悲鸿正好是美术系主任,也时常亲自授课。因为孙多慈的冰雪聪明,加上一定的绘画天赋与其少女的清新纯真,在艺术家徐悲鸿的眼中,自然是可爱且又可心的。于是,悲鸿先生的笔下就多了一些描绘孙多慈少女风姿的素描与油画。而孙多慈虽说出于名门之后,但在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的呵护与关照中,其内心自然是不复矜持的。因此在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二人之间就被一些小道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时也造成了徐悲鸿与其当时的夫人蒋碧薇之间的龃龉。1931年7月,孙多慈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在以后的4年里,孙徐二人师生间的情感日见笃厚。
据有关资料介绍,徐悲鸿曾为孙徐二人合绘“台城夜月”图,图中的背景即是玄武湖畔的台城。画中,悲鸿先生席地而坐,孙多慈则侍立一旁,围巾飘扬。天际一轮明月朗朗,意蕴清幽,师生间情谊跃然画幅之中。
在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但徐夫人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让佣人把枫苗全部折断当作柴火烧掉。徐悲鸿面对这种事,痛心无奈之余,遂将此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钤盖于那一时期的画作上。
1935年,孙多慈毕业于中大。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她于毕业之初就出版了个人画集。在《中华书局收藏近代名人手迹》中所收集的徐悲鸿给当时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三十九通书札里,就有一些是记录当年徐悲鸿为孙多慈操作出版画集的经过,也有之后二人相恋之苦及遭受孙多慈父亲极力反对的事情真相。
后来,因为父亲的反对,孙多慈到了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而身心俱疲的徐悲鸿也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到1942年春回国时,孙多慈已经人介绍并在其父亲的安排下,认识并嫁给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绍棣那时40岁上下。已是有了2个女儿的父亲。他的原配夫人由于肺病已去世不久。
孙多慈,又名韵君,著名国画家。1913年生。长大后端庄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她出身于安徽寿县的书香名门。父亲孙传瑗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官儿虽小,却因曾与这位大帅叙过族谱而留下麻烦。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传瑗遭通缉,被当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服刑,家中变故令孙多慈痛苦而忧郁,师长徐悲鸿的关切却令她感受到温暖。徐悲鸿,中国著名的国画家,曾留学巴黎等学习绘画,其所绘骏马等造诣极高。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早年与徐悲鸿结婚。1928年回国后,两人龃龉日生,徐悲鸿苦闷无比,1933年,他与当时中央大学艺术系他的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感情。师生间恋情纯洁而热烈,虽受到周围人们不少非议,但他俩并未后退。徐悲鸿曾为恋人画了数幅肖像,其中油画《台城夜月》等两幅画遭致妻子蒋碧微嫉妒,被妻子取走,后下落不明(说法之一) 。
抗战爆发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联系一度中断。在朋友的劝告下,二十五岁的孙多慈与时任浙南流亡政府教育厅长许绍棣结识。后因父亲坚决反对她与所爱的老师徐悲鸿恋爱,又因徐悲鸿尚有家室之累,于是1940年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
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许绍棣前往台湾,日益精研绘画,成为知名画家。 1957年5月后参加五月画会。1975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 与丈夫许绍棣育有两子,但至死仍怀念徐悲鸿。代表作有《玄武湖春晓》等。
慈悲之恋
徐悲鸿和孙多慈是彻头彻尾的师生恋。1930年9月,孙多慈在宗白华的介绍下,成了艺术专修科的旁听生。时值著名画家徐悲鸿出任美术系主任,常亲自授课,孙多慈遂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孙多慈初见徐悲鸿,是在徐的画室,徐悲鸿很快发现了孙多慈与众不同的才华和悟性,认为如此出众的女学生实不多见,就格外用心地培养她,这时,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徐悲鸿画笔下的模特,并和他发生惊世骇俗的恋情。 时常在课余约她来画室观摩,并为她个人画像,谁知日子一长,一场艰难而痛苦的“师生恋”就拉开了序幕。孙多慈的绘画悟性和潜力让徐悲鸿惊讶,孙多慈成为徐悲鸿油画《台城月夜》的画中人,难怪蒋碧薇要坐立不安了。《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里,蒋碧薇到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找孙多慈,给她颜色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告,不如说是一个女人捍卫爱情和婚姻的本能。很多人都把《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和蒋碧薇的《我和悲鸿》对照着看,无所谓谁对谁错,只有爱与不爱。
徐悲鸿那时的太太蒋碧薇闻讯后大发雷霆,一方面在家里向徐悲鸿发难,另一方面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加上不堪入目的秽语加以诋毁,就是用刀把孙的画作捅破,并恫吓她:“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
在那个年代,文坛艺苑师生恋是特色。暂且不说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那是修得正果的,没有结局的是徐悲鸿和孙多慈。他们的爱情碰上了对手,蒋碧薇,一个懂得徐悲鸿心思、知道他弱点的人。徐与蒋,当年他们也曾有过私奔去日本留学的浪漫,而如今婚姻出现了危机。徐悲鸿移情别恋,显然有蒋碧薇的性格原因,她虽说是个女子,但一点也不柔弱,遇到事情,冷静,主动,甚至富有心计,从蒋碧薇千方百计阻止孙多慈出国留学就可以看出来。而徐悲鸿终究是个艺术家,性格冲动,意气用事。徐悲鸿的心是慈悲的,奈何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始乱终弃的争议。1931年7月,孙多慈在中央大学美术系。在以后的4年里,虽然徐悲鸿很少在南京逗留,但蒋碧薇并没有放松对她的攻击,孙多慈只能百般地忍耐。然而蒋碧薇越是闹得凶,徐悲鸿越是对她不感兴趣,感情的天平越向孙多慈倾斜。他曾画了一幅“台城夜月”图,把他和孙多慈都画入其中了,两个人一个席地而坐,一个侍立一旁,洁白的纱巾随风飘动,天边正高悬着一轮皓月。可惜这幅画被蒋碧薇发现了,被她撕成了碎片(说法之二) 。在孙多慈完成大学学业时,徐悲鸿原打算带领全班同学赴苏联参观学习,然后趁机送孙一人赴法国深造的,但这一计划最后被破坏无遗。
孙多慈与徐悲鸿的爱情画传后来徐、孙二人不得不各奔东西,中间全靠徐的好朋友舒新城来为他们传递信件。他们在信中互诉离别之苦。徐曾绘《燕燕于飞图》赠孙,画面为一古装仕女,满面愁容,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表示了对孙依然是一往情深。孙则寄一粒红豆给徐,不着一字。徐见红豆触景生情,即以“红豆三首”为答,其诗中曰:“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抗战爆发后,孙多慈一家辗转流徙到了长沙,徐悲鸿终于得以抽身出来到长沙与孙见面,并将孙的全家接到桂林,而且为孙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这段时间也许是他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几个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他们的朋友沈宜申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孙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竟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转往浙江丽水。一向软弱又内向的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屈服于父亲,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后来,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许40来岁,正丧偶待续。徐悲鸿于次年认识了廖静文,后来娶廖静文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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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1923年4月-2015年6月16日),女,湖南长沙人,193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46年与徐悲鸿结婚,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北京荣宝画院”名誉院长、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担任电视连续剧《徐悲鸿》的顾问。
2015年6月16日晚,廖静文在北京的家中逝世,享年92岁。
徐悲鸿逝世后,为了感谢党和国家对徐悲鸿的关怀,廖静文就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徐悲鸿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文化部,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
这是一个为徐悲鸿而生,为徐悲鸿而活的女人。她的生活处处都烙上了徐悲鸿的印迹。但是廖静文并没有将自己束缚于“小爱”之中。能把“小爱”转化成“民族文化的大爱”,这是她的过人之处。(人民网评价)
乙未之夏,可染、石鲁、悲鸿家三位师母相继去世,中国美术事业深受损失。师母对弟子辈尤其关爱,令后学没齿难忘。(艺术评论家 刘曦林)
廖静文先生积极支持国博的各项工作,为国博西大厅“愚公移山”巨型浮雕的建设给予支持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陈履生)
她一直很关心学校发展,学校把徐悲鸿先生教诲学生常用的‘尽精微、致广大’作为中央美院的校训,她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高洪)
廖静文先生对中国美术事业十分关心。她对悲鸿有着惊人的真切记忆,除了著书撰文,每次接受采访和出席讲座,她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为弘扬徐悲鸿艺术精神不遗余力,为记述徐悲鸿与20世纪中国美术这个重要篇章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慈祥亲切的容貌和充满文化关切的情怀让人永远铭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
廖静文先生很了不起,我们以沉重的精神怀念廖先生,继承廖先生和徐先生的事业,促进我们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 靳尚谊)
廖静文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传播徐悲鸿的艺术精神与教育思想,不顾高龄一直坚持在一线工作,为国家坚守徐悲鸿的艺术财富,为中国美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永远是我尊敬的师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 侯一民)
廖先生是极慈祥的人,文雅、高贵,和她见过有限的几面,大都在冬季,她总戴着一顶暖红色的贝雷帽,吃饭时也不摘。这帽子戴着精神,有朝气,却是一顶磨出许多洞的旧帽子了。(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油画系主任 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