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正逢大清盛世，这一时期欧洲的文化、艺术融入中国，其中以绘画最富代表性。说起绘画，人们自然会想起一个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郎世宁。郎世宁在世人眼中，是一个典型的宫廷画师，殊不知他的一生除了绘画以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郎世宁的真正身份是传教士
       郎世宁，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688年，他是康熙年间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卓越的宫廷画家，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过贡献。米兰是一个画风素盛、人才辈出的地方。在那里郎世宁和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绘画技艺，熟练地掌握了以油画为主的西洋画法，青年时期便崭露头角。1707年1月，他在热那亚加入了耶稣会，并为该处教堂画过耶稣像、圣母像等。1713年，郎世宁赴葡萄牙做来华的准备。科英布拉会院院长十分欣赏这位青年画家的才华，特意将他留下，让他为该处圣堂作壁画多幅，并为葡王太子绘像。直到第二年，在总会长的命令下，才让他启程来华。康熙五十四年七月，郎世宁抵达澳门，十一月到达北京，由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引见康熙帝。此后，他住在紫禁城东华门外的天主教东堂，学习中国画，偶尔也入宫作画。但在康熙一朝，郎世宁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
       雍正继位后，各省督抚为了迎合皇上，纷纷奏说祥瑞，雍正也借祥瑞与天人感应之说，为自己的统治作宣传。雍正元年九月，郎世宁看准机会献上了一幅《聚瑞图》，这是目前所知他来华后的最早作品。这幅画正合雍正的心意，从此郎世宁开始了宫廷画家的生涯。第二年十月郎世宁又画了一幅《嵩献英芝图》。画面正中是只立于石上的白鹰，右边是一棵弯曲的老松树，下面是湍急的流水，树石间还画有灵芝草。此画取“松”、“鹰”的谐音，显然是为了表示臣下对皇帝的祝颂之意。雍正六年，郎世宁完成了著名的《百骏图》。这幅画构思巧妙，充满生活气息，百匹骏马姿态各异，呼之欲出，表现了他高超的写实技巧，是他画马的代表作。
       作为一名传教士，郎世宁以卓越的绘画才能赢得了雍正的喜爱。同时，他也利用这一身份，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作了不少的工作。
       乾隆朝郎世宁走向人生巅峰
       由于西方传教士在康熙末年参与了皇子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因此雍正对传教士深恶痛绝。在他统治的十三年间，禁教之令极为严厉。直到乾隆即位后，局面仍未改观。乾隆初年，传教士巴多明、戴进贤曾上奏求见，却为朝臣所阻未能上达。巴多明等人知道乾隆很欣赏郎世宁的绘画，常去画院看他作画，请他试行请愿。乾隆元年五月的一天，当乾隆像往常一样来到画院时，郎世宁突然放下画笔，跪伏在乾隆面前，从怀中抽出奏疏请求放宽教禁。他的这一举动，使在场太监们惊呆了。但乾隆却和善地对他说道：“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唯禁旗人不信奉之耳。”十天之后，乾隆下旨可以自由布道。然而事隔不久，发生了教民用垂死孤儿洗礼、被上告为迷拐人口的案件。为此，乾隆二年十月朝廷又颁旨禁教。第二天，郎世宁再次于画院冒死陈奏。他对乾隆哭诉：“皇上禁绝吾侪之宗教，满城张贴斥天主教为邪教之上谕人何能再为万岁供职？西洋人又何敢再来此效力？”请求皇帝格外施恩。在郎世宁的苦苦哀求下，乾隆终于改变了主意，恃谕：“刑部以迷拐人口大干国纪，特行严拿治罪。然此案于天主教人及传教士毫无干涉。”此谕下达后，禁教之旨置而不问。传教士们赞扬道：“郎世宁片言之力，大胜于千百奏疏也。”
       为了与郎世宁在中国的影响相抗衡，乾隆三年，法国耶稣会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王致诚来到北京后，也供奉内廷，常和郎世宁一起作画。从王致诚后来的书信中得知，当时郎世宁等人的工作条件并不优越，他们的画室只是几间平房，难避寒暑。而且，乾隆不喜欢某些西洋画法，常常提出一些使他们颇感为难的要求。郎世宁为了达到艺术传教的目的不计较工作条件，尽力迎合帝意，创作了大量使乾隆满意的作品。乾隆二年，他和中国画家唐岱等人一起，创作了《圆明园全图》。之后又绘《写生册》、《十骏图十轴》、《东海驯鹿图》等，皆受到乾隆的好评。
       除了以画闻名外，郎世宁还在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乾隆十二年，他奉旨设计了圆明园中长春园的西洋楼群。这是一组欧式建筑，占地约为四公顷，以三面不同的围墙划为三部分。第一面围墙中，主要建筑为谐奇趣和它的附属部分养雀笼等；第二面围墙中，主要建筑为万花阵花园；第三面围墙内则为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山、线法墙等，这组建筑异常壮观。这些殿堂不仅主体设计出自郎世宁之手，甚至室内的装饰品也出自他的构思。例如十八年，乾隆想锦上添花，要在水法殿西平台桌案上添玻璃灯一对，便令郎世宁画样。郎世宁画得西洋式玻璃灯纸样二张呈览，乾隆非常满意，令“照样准做”。就在这一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离开原牧地，到达清朝定边左副将军的驻地乌里雅苏台。乾隆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第二年五月，他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赐宴、晋封。为了用画面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郎世和王致诚等人赶赴避暑山庄，画了多幅厄鲁特首领的肖像画。此后以郎世宁为首的中外画家，又完成了两件以杜尔伯特部内徙为题材的巨幅作品。一件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领文武官员和杜尔伯特部上层人物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技表演的场面。
       另一件为《万树园赐宴图》，记下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郎世宁为圆明园增添了西洋奇趣，又为乾隆的文治武功描绘了生动的图画。为此乾隆“尤赏异”。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国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郎世宁已是七十岁，乾隆特为他庆寿。庆寿那天早晨，郎世宁先在圆明园接受恩赐。赐品为头等绢六匹，朝服一袭玛瑙项饰一环，御书颂辞等。然后，他在乐队二十四人、满洲官四人的簇拥下，向城内教堂行进。沿途百姓欢呼迎接，京都教士齐集南堂向他道贺。庆寿过后，这位古稀老人又拿起画笔，像往常一样勤奋创作。连绘《佶闲骝》、《玛瑺斫阵图》，刻画了在平定准部的战斗中，“身被十创、裹创复战”的勇士玛瑺的英姿。
       乾隆三十年，郎世宁和王致诚等外国画家合作，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这组画共十幅，后来被送往法国制作成了铜版画，其中的《格登鄂拉斫营图》出自郎世宁的手笔。这幅画细致、具体地描绘了阿玉锡率突击队从出发到山间行进、发起冲击，以及两军厮杀、敌军溃散的情景，艺术效果很好。
       在中国多年，郎世宁除了为皇帝作画外，和一些王公大臣也多有交往。他曾为慎郡王允禧作《八骏图》，和年希尧一起探讨过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并由年希尧撰写成《视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介绍欧洲焦点透视画法的著作。
       郎世宁还为北京宜武门内的天主教堂作过壁画，东西两壁的画均为室内陈设透视图，形象十分逼真“遥而望之饬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则犹然壁也”。
       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宁病逝，乾隆特赐予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为他料理丧事，并将他的遗体隆重地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外国传教士的墓地内。
       有清一代的传教士中，论名气郎世宁并非是最大，但从他死后的待遇来说，无疑却是最高的，这也充分证明了郎世宁一生的贡献，是得到乾隆皇帝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