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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知识
  •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望闻问切”为古籍续命
  • 时间:2021-09-14 16:20:02        编辑:宗皓        点击量:1605次
  •                                                        ▲ 册府琳琅——杜甫草堂古籍收藏保护特展

           善本古籍寄托着中国文人历代相传的深情,承载着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续写着大国文明薪火永继的传奇,是宝贵的文化遗产。7月16日至8月15日,“册府琳琅——杜甫草堂古籍收藏保护特展”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举办,呈现了一代代“草堂人”在古籍收藏与保护工作方面的努力与成就。这些古籍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它们是如何辗转来到杜甫草堂的?在保护修复方面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世界杜甫诗集版本的收藏中心
           文物收藏是一座博物馆的使命所在。1954年,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劼人主持文化建设工作,提出“登门拜访”的征集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于1955年成立的杜甫纪念馆(今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为丰富馆藏,曾经选派专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广泛搜集有关杜甫的文物资料,并于1956年、1957年、1981年和1983年先后4次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杜甫诗集。
           在搜集历代刊行的各种杜集版本的过程中,除了征集购买,社会捐赠也是重要途经之一。据悉,几十年来,李一氓、贺昌群、白敦仁、钟树梁、刘开扬等知名学者、诗人、教育家曾为草堂代购、捐赠古籍,例如镇馆之宝——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便是李一氓在北京代购后寄予草堂。对此,杜甫草堂还特设了“水明楼”“学杜斋”“柿叶楼”等藏书室,专藏文化名人所赠古籍,以示敬意。
          现如今,杜甫草堂文物收藏工作硕果累累,有杜甫、李白、陆游、黄庭坚等唐宋诗人和经史子集等相关古籍版本两万余册,其中以所藏历代杜集版本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特别是宋、元、明、清、民国时期及韩国、日本等国的杜集版本达6000余册,无论在版本种类、数量还是质量上,杜甫草堂已是国内杜集版本馆藏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世界杜集版本收藏中心。
           “海内孤本”藏之草堂,尤得其所

           本次“册府琳琅——杜甫草堂古籍收藏保护特展”共分为“情系草堂护传统”“万卷藏书承文脉”“凝心聚力守初心”3个单元,共展出杜甫草堂搜集珍藏的宋至清杜集版本、档案资料、修复工具、图片影像等文献资料100余件,其中以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最为珍贵。

                                                                          ▲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作为镇馆之宝、国家一级古籍,《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由革命家、版本目录学家李一氓于1965年8月寄送至成都杜甫草堂珍藏。作为四川人,李一氓始终关心杜甫草堂的发展,并一直为其留意与杜诗相关的古籍版本和外文杜诗等相关文物资料。1964年夏,李一氓忽见《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于北京中国书店,遂急代收之。得到此书后,他极为欣喜,对此书的版本、版式、体例、残存卷页、刊刻年代以及搜集经过等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著录。
          据考证,《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书中“匡”字、“慎”字缺笔,依缺笔约可断定为淳熙刊本,同时根据其纸质字体,约可断为建阳刊本。随后,李一氓约请当时四川同乡和北京文化名人在上面题词,其中朱德题写:“成都杜甫纪念馆得此书,可为所藏杜诗带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郭沫若题写:“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素所未见,殆是海内孤本,虽残卷,良可珍惜。藏之草堂,尤得其所,可谓草堂先生重归草堂矣。”这些题词都指出了此书的珍贵,题词本身也为此书增色不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让此书显得愈发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存书无卷首,无序目可查,不知何人所辑。书体甚奇,虽有编年,不以年次”的古籍,并不见于海内外公私目录著录。这意味着,《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是名副其实的“海内孤本”,且其以纸为载体,流传至今已有800多年,也实属难能可贵。
           “望闻问切”为古籍续命
           册府千华,古籍琳琅。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书万卷,每一本都历经岁月磨洗,如今能完美呈现在世人眼前,得益于背后无数“草堂修复师”的心血。现如今,杜甫草堂的文物修复师共有8位,他们中既有入行35年的“常青树”,也有刚刚实习的“新生芽”,整个团队在清幽雅静的草堂里,用热爱与坚持传递着“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信念。
           接手一册古籍,要先进行档案登记、影像留存、对古籍的病害情况做详细的记录等,随后会根据“病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案。
           从事书画装裱和古籍修复已有20多年的欧萍回忆,自己修过的最棘手的一函古籍当属《安县志》。“最开始拿到手的时候,可以用‘碎渣’来形容。我自己一点点地揭开,再逐一编号,然后按顺序依次拼好,仅仅是修第一叶就用了20多天。”欧萍介绍,“善本与普本,虫蛀与絮化等概念均有区分,不同问题不同保护修复方式方法,都需要我们‘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就技艺而言,古籍修复作为一门沿袭了千百年的手艺,没有捷径可走。据了解,修复工作中比较难的一道工序是“揭裱”,修复师要用双手轻轻地揭作,必须要静下心来。”入行9年的宋鑫表示,截至目前,他们所经手保护修复的古籍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份需要修复师不断学习并始终保持审慎态度的工作。
           一册古籍摆在人前,或许观众只能看到泛黄的晕墨的字,但在背后是一群人的坚守,是一个行业的传承。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恒温恒湿、实时监测的标准化库房,集古籍修复室、书画修复室、修复材料室、分析检测室和文物拍摄室于一体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加上一群积极向上、辛勤坚守的文保修复工作者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古籍保护总体方针,让夯实古籍保护基础工作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展览以‘古籍’为视角,展示了60余年以来杜甫草堂古籍收藏与保护工作的努力与成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杜甫草堂将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善本再造等古籍保护新模式,有计划地拍摄古籍版本介绍及保护修复工作纪录片,在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的同时,让古籍能真正“活”过来。

          2021年8月24日《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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