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鼓乐何家营乐社抄谱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的清代刻本《小慧集》，其中用工尺谱记录的“鲜花调”是民歌《茉莉花》最早的曲谱之一。

                                                                

                                           明代徐会瀛《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的“三弦天干谱”

       器乐艺术较早独立觉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记音成谱”的书写传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一大突出贡献。
      传统乐谱中的“模糊记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兴创作空间。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传承的高度重视。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留声机发明之前，人们若要留住美妙的乐声，除了口耳相传，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将音乐书写下来。纵观人类发展史，很早就能够掌握记录音乐能力的文明寥寥无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陈列着多件音乐珍稀典籍和乐谱文献。这些初看似“天书”的文献，以其独特方式，诉说着中国音乐的悠远历史和令人神往的流风遗韵。
        “因器定音，记音成谱”：古谱记载的不仅是音律，还包含乐器音位和演奏方式
       创设一套可行的符号与书写规则，将音乐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乐谱。音乐“文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则统称为“记谱法”。
       乐器作为音响的制造者和承载者，自然成为许多记谱法的天然凭依。中国传统乐器和器乐文化源远流长，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算起，已有八九千年历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表明，中国的器乐文化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器乐艺术较早独立觉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记音成谱”的书写传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一大突出贡献。
       历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记谱法各异，创造出的乐谱千姿百态。根据符号内涵和记写规则的不同，可以把这些乐谱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音律型曲谱，用文字或符号描述音高。较常见的如宫商谱、律吕谱和各类腔势谱。宫商谱使用“宫商角徵羽”等阶名记写音高，律吕谱则采用十二个律吕名记录旋律。十二律吕名最早见于《国语》，人们常用“黄钟大吕”形容音乐或言辞的庄严高妙，“黄钟”“大吕”就是十二律开头的两个律名。
       二是音位型曲谱，以各类符号指代乐器上的音位。使用这类曲谱，必须首先明确弦乐器的定弦、定品方式，管乐器的开孔标准和按孔、吹奏方法，才能确定每个音位的实际音高。正因如此，音位谱往往与乐曲宫调密切相关。同一份谱子，换用不同宫调演奏，音响大不相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一份五代时期的曲谱，采用20个琵琶音位符号记录，是目前已知这类曲谱的早期代表。
       音位型曲谱中的“俗字谱”和“工尺谱”比较特殊。宋元以后，这两种乐谱广泛应用于戏曲和器乐表演，谱字符号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音高内涵，成为民族音乐中应用最广的谱式之一。
       三是奏法型曲谱，符号记录的是不同乐器的演奏手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源远流长的古琴谱，以汉字或其减笔为符号，重点记录演奏动作和指法规范。还有用不同符号或状声字代表不同音色乐器的打击乐演奏谱。
       口传心授，方得神髓：古谱“非精确性”源于对活态传承的重视
       中国传统乐谱的记录特点，与传统音乐的传承、创造方式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的音乐传承，长期以来遵循师徒“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的方式，乐谱只是这一过程的辅助工具，是名副其实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或记写音高，或记录手指音位，或描述演奏动作，直接服务于口传心授的基本传承形态。即便对于新创乐曲，乐人也很少自己“按谱寻声”。清代王德晖、徐沅澂的《顾误录》特别把“按谱自读”列为“学曲六戒”之一，认为乐者如果无人传授，仅靠自己按谱唱奏，很难得其神髓。
       由此看来，传统乐谱中的“模糊记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兴创作空间。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传承的高度重视。那些只能“心领神会”的声音表现，正是音乐神韵的精妙所在。即便在拥有高科技手段的当代，这些也是很难在谱面准确呈现的。
       为弥补各类传统记谱法的局限，历史上又出现了谱式的并用与改造。比如，针对工尺谱节奏记写的不足，明末出现了以方格表示节奏的《魏氏乐谱》。古琴减字谱缺乏对旋律的直观表达，便出现了减字谱与工尺谱合用的琴谱，方便演奏者掌握，如清人张鹤的《琴学入门》。
       古谱代表着现存中国传统音乐的源头。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传统乐曲，都有相应的古谱渊源。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早在1875年前已有古谱传抄本，又以《浔阳琵琶》为名保存在清代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经后人改编而成此曲。再如琴曲《梅花三弄》，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经后世琴家打谱演奏，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大量古谱文献记载，这些音乐珍品便永远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中外很多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谱的翻译工作，力求唤醒“沉睡的声音”。以古谱解译为主题的音乐会很早就有举办，影响较大的如1983年的“第二届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演出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南朝梁丘明传谱的琴曲《碣石调·幽兰》、唐代《秦王破阵乐》等。一些学者致力于恢复将诗词唱出来的“歌诗”传统，如上海音乐学院承担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项目，近年来从古谱中整理出约千首古代诗词歌曲，2019年还举办了“风雅中国：中国古谱诗词音乐会海外巡演”。更多当代音乐人从古谱中汲取养分，创造出古乐风格的新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国内珍稀典籍与乐谱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据统计共有近2000种。它们大多是70年来几代学者辛勤收集的结晶，也有一些来自文化名家的捐赠。如明代天韵社昆曲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杨荫浏先生的老师吴畹卿的手抄本，另一个是当年杨先生刻写的油印本。20世纪初，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怀着对传统音乐的无比崇敬与热爱，一笔一画手录昆曲百余出，并油印百部分赠曲友，这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令人动容。
      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一份份乐谱文献宛如颗颗明珠，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2年07月31日 08 版）本报记者 周飞亚摄  李宏锋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