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送东阳马生序》中，宋濂说起自己小时候家里贫穷，不得不借书回来抄的经历：即使天冷得手冻得僵直，砚里的墨水都结冰了，也不敢有一点懈怠。抄完赶紧跑着归还，正因为有这样的态度，才得以博览群书。可见在古代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想要读书有多么困难，这就更显得书院藏书之可贵了。不仅通过各个渠道来源收集各类典籍，而且只要遵守藏书管理的相关规定，就能随意借阅。对那些从其他地方来旁听讲学的学生，也从来是热情欢迎，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对古代教育和学术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古代书院的形成与发展

“书院”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并记载于史书中，始于唐代。当时的书院功能十分单纯，只承担藏书和校书的职能，且都是官办的，隶属于国家管理，可以说就是“国立图书馆”。唐后期，才逐渐出现一些私人书院，但只作为创办人隐居读书之用。即便后来这些读书人开始聚齐起来讲经授业，但终究规模小，影响极其有限，并不是教育机关。

我们普遍意义上所认识的书院，起源于南唐时期创办的白鹿洞学馆，由当时的国子监教授李善道担任洞主，后发展为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这是中国古代由私人读书场所发展为聚徒讲学书院的最典型案例。

发展到北宋时期，书院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彼时国家统一不久，社会各方面百废待兴，国家急需人才却又力所不能及，于是大力支持私人书院的创办，转移官学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书院得到了蓬勃发展。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这“四大书院”，堪称天下闻名。南宋时，书院更是进入了发展的顶峰时期。

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仅从数量上看，南宋的136所书院，就足以取代官学而成为国家主要教育机关了。

元代依旧遵从鼓励发展的政策，数量缓步上升。明初，书院有一段时间的沉寂，但在程朱理学兴起后，各方学者的讲学活动又使得书院复兴并达到高潮。

明代全国上下书院1200余所，其中东林书院更是当地教育、学术、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的全部中心，声名远扬。

清代虽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发展，但总体而言还是爱护与复兴居多。雍正在各直隶省城均设立书院，鼓励其发展后，书院数量又开始增加了，达到2000余所。乾隆时期，府州县也纷纷设立书院，发展进入兴盛阶段。不过此时的书院已完全在官方的审批和管控之下，自由设立的时代不复存在。

书院生源方面较为宽松，招收学生一般只看学问、品德，没有出身、年龄等限制，学生来去自由。只有少数著名书院爱惜羽毛，有更进一步的条件。到了清代，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招生、考核等才由官方控制。

当然，书院的教学内容还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为主。只是不同流派会根据其研究侧重方向，加以注疏、讲义并授课。除此之外，书院还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提出要实施“五教”，还将这一理论视为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来说，书院制度对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宝贵经验更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珍贵遗产。在新时代下，书院的功能被新兴的机构设施所分散，但其发展史同样能为现代所用，得到发扬光大。

书院的藏书制度

藏书的来源上来看，主要有皇帝御赐、官府置备、书院自置、社会捐赠四种途径。御赐数量极少，但产生的影响最大，会起到推动书院发展和学术引导的作用。

官府动用公款为辖区内的书院置书，也是重要来源之一。书院自置秉承查漏补缺原则，只是在缺乏基础教材的情况下会购置或刊刻。而社会捐赠则是最主要、数量最多的来源，不少县志中都记载了富人或权贵为当地书院捐置书籍的事迹。

捐赠所得之书有着内容广泛、丰富多样，反映最新学术成果的特点，这是因为捐书者的社会地位、学术水平、政治主张等往往各不相同，各类团体也会尽可能捐赠最能反映其研究特色和水平的书籍。书院方收到藏书后，首先要做的当然是登记。这一步需要做的是详细注明书的来源，正式收录于书院的日期，卷、册的具体数量等。

不仅能保证书院藏书有据可查，能及时反映藏书概况，而且也便于书院对捐赠方的表彰与感谢。然后就是整理阶段，需要对书籍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后给每本书盖上书院特制的印章，然后按图书的内容分类、上架，以便学生分门查找。

多数藏书会直接按照经、史、子、集分类，分至二级类目，不少书院还会对现有藏书编写目录。

接下来是藏书制度最重要的借阅，在古代书院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具体的管理范式。

为了使藏书能长久保存和得到更好使用，一般不提供外借，书院会建设一些阅览设施，供学生借阅时使用。只有较少的书院为了提高藏书利用率，允许外借。

在借阅方法上，许多书院都设置有详尽的规定。有的书院设有“阅书簿”，凡借阅图书者，在薄上注明某月某日取某书几卷几册，以便稽查。还书时，再在薄上注明。每次借书，每人只许借一种，不超过五卷，至迟十日交还，以便图书流通;“逾限者下次不准再取”，而且年终时，“无论阅竣与否，限腊月二十一日一律归还”，以便进行清点。

有些书院规定一些固定书目和孤本不准借出，只准在院内翻查。借书时。管理人员先当面对所借书的页数进行清点，如有脱页，在书头上盖戳记，索还书，如有残缺或墨污，勒令补齐或赔偿，对妄加圈点批评者，当面斥责，以后不准借书。书院一些珍贵书籍不准借出院外，生员只能在院内进行抄录。

清点曝晒也是保护藏书的重要措施，各书院对此环节都十分重视。例如中江书院就规定每月需打开书房的橱柜进行一到两次通风，每年六、七月组织大规模晒书一次，以达到杀菌除虫的目的，晒后还须由管理人员监督并清点入库。

书院藏书管理制度是书院藏书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借阅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充分体现了书院管理的最主要职能是为教育服务这一宗旨，从根本上保证了书院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

书院藏书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而且由于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所以其藏书在历史上有着它特定的作用。

一、较好地保存了文化遗产，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书院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典籍，而且被精心考订、校勘、刻印的经史藏书佳本也很多。此外，由于书院地域不同、创办者学派不同，书院藏书各具特色，尤其是一些书院还将师生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书。这不仅使书院成为藏书极为丰富的场所，也使其成为社会的文化中心，对传播传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孕育了中国古代文化；大批文人学者利用这些藏书进行学术活动，不仅推动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也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聚集于书院的学者们往往会利用丰富的藏书，开展各类学术研究、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为我国古代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奠定现代图书馆藏书的基础，补充和完善了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

与私人藏书和国家藏书相比，书院藏书是唯一实行开放管理的“公共图书馆”，通过借阅方式大大提高了藏书的利用率和流通率，既打破了国家藏书“藏而不用”的现象，也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收藏管理经验，对我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古代书院不仅在图书的购买、分编、借阅和保管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且还有重点地选购图书、采取一系列图书保管措施、控制了图书的损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书院藏书体系。这种书籍管理制度和方法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延长了书籍的使用寿命，为我国现代图书馆的书籍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三、有效地传播了传统文化，促进了人才的培养

我国书院藏书拥有广泛的服务对象——供全院学生和学者阅读研究，这造就了许多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我国古代书院宣扬儒家主流思想，但在教育上，许多书院不仅提倡学生博览群书，而且还倡导自由讲学，学术争鸣气氛活跃，促进了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结与启示

从古代书院藏书到现代图书馆制度的建立，现在书早已不再是珍贵资源。且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提升，碎片化的知识和网络信息的不断侵袭，能够静下心来读完一整本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为了使现代图书馆更好发挥其对先进文化的引导，可以在建设管理过程中适当吸收古代书院藏书制度的经验与优势。例如发挥榜样的领导作用，通过交流和学者的讲座提升图书馆的学术性。例如关中书院有张载，岳麓书院有朱熹，东林书院有顾炎武，这些名家对于书院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结语：

古代书院通过延聘大儒主持和定期进行会讲，通过组织不同学派的大儒进行辩论，不仅吸引了学子们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借助辩论不断挖掘经典书籍的思想内涵。还有从古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最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而在当今政府拨款有限，书价暴涨的情况下，图书馆普遍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图书馆可以适当将注意力转移予社会，争取各阶层团体的支持，以改善丰富藏书。

参考文献：《永乐大典》、《黔江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