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开始

       1841年1月25日，星期一清晨，一小队英军海军陆战队士兵，在硫磺号炮艇艇长卑路乍（Edward Belcher）指挥下于香港岛西北角登陆；第二天，英国远东舰队支队总司令伯麦（G. Bremer）指挥英国侵华舰队抵达香港，在数百名军官与士兵陪同下，正式举行升旗仪式。就这样，英国人正式宣布将香港岛占领，并将登陆地点取名为Possession Point(占领角)。此地今天在香港被称为水坑口街，而其英文名Possession Street（占领街）依然保留了浓浓的殖民范。

                                                       水坑口街所在位置（图/谷歌地图）

       这消息花2个多月经过半个地球抵达伦敦，在电报还没发明的年代着实不算慢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当即给她的叔叔，同时也是比利时国王的利奥波德[1]写了一封家信，文字间她的窃喜和贪婪彰显无遗：“……您会发现东方不仅和西方一样荒谬，还在打交道方面非常野蛮、残忍并且危险。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感到极其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而是尝试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

       她所抱怨的最低条件有多低呢？《穿鼻草约》要求清朝广州府赔偿现金600万银元，1银元折合0.72两，也就是要了约430万两，而压死明朝的三饷之一的辽饷也才600多万两……后来《南京条约》在这基础上又增加了1500万银元，作为对禁烟和军费的“赔偿”，并规定三年内付清。（真不知道满清勋贵和英国女王之间到底谁更贪婪。我觉得英国大妈至少不落下风。以君权虚设作为借口，给各列强君主殖民侵略洗地的可以好好补补历史了。）

       我们的主角香港，自此成为英国海外领地。

                                               南京条约换文，1843年（复制自英国公共档案馆）
       注意：英国官方当时不愿称其为“殖民地”，因为殖民地是移民在境外土地上建立的居留地，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而香港属于另一种类型。
       当时殖民地部文件(Colonial Office(CO)129/3, 3 June 1843)中写道：“香港必须实行其他英国殖民地闻所未闻的做法……”。不久后其他英国殖民地，包括为数众多的小殖民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只有香港在回归之前依然是一个“直辖殖民地”，即由宗主国政府负责管治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的居民所享有的代表权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
       英国人当初可不是奔着把香港建设为金融中心、东方之珠的目的来的。鸦片战争已经证明了蒸汽动力对于风帆的巨大优势，而煤又是易耗品，因此即使仅仅出于海军补给燃料的需要，也必须在上海和马来殖民地之间建立一个可以由他们完全掌控的足够大的海军基地，即作为英国海上霸权在东亚的一个支点，也可以给来往商船提供一个转运停泊的港口。香港良好的深水条件和珠江口的地理位置无遗是再理想不过的选择。
香港金融业的滥觞
       彼时英国殖民者虽然还不能深入江南，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和社会做细致调查，但他们仍然抓住仅有的几次朝贡机会，通过近距离和科学方法，大致了解了中国沿海的经济及社会情况。比如他们通过数长江口的船只来往数量，发现长江口的航运规模已大大超过珠江地区，由此推断出长三角的经济规模要大于珠三角的结论。
       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我们通过清代遗留的人口户籍资料，可以知道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规模超过3000万人，远胜珠江三角洲的水平（当时珠三角人口略少于1000万）。因此，五口通商中长三角占了两个（即上海、宁波，而定海由于疾病流行被放弃）。事实上后来上海也成为了英国乃至西方殖民经济在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桥头堡。
       即便如此，作为东西贸易航线出马六甲海峡后的第一个立足点，不论北上上海，还是日本朝鲜，再或是最近的广州，西方商船都会经过这里。大船可以在此卸货，转运到吃水浅的小船更方便深入珠江水系；反之，通过珠江流域汇聚到香港的货物也可以在香港集中，与来自上海方向的货物一起打包回航欧洲。
       货流必然带来资金流，而当时又有什么货物比鸦片更好卖呢？自然而然，最初在香港建立的银行几乎全是为鸦片贸易资金往来中的不同货币兑换而服务，同时也诞生了香港最早的保险业——海事保险。
       后来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英国人在长三角的局面彻底打开：打仗可以卖军火，可以给清政府放高利贷凑军费；向江南庞大的人口市场倾销英国的机器织布和收购生丝比鸦片贸易更有利可图；1860年代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棉花价格飙升，又可以大量收购中国北方的棉花谋取巨额利润。

       所以，无怪乎英国人一手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建在上海。而今天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HSBC其实原名是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虽然最初同时在香港和上海建立，股本发行都是在两地各自一半，然而没过多久在上海的业务就远超香港，这点从两地的分行大楼就可以看出来。

       建于1923年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和建于1927年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大楼，象征着当时英国对中国经济的掌控
香港第三代汇丰总行大厦即使比上海晚落成十多年，差距依然不言而喻。
       上海就这样一直扮演者西方殖民经济在东亚的商业支点的角色，法国、美国、日本和英国都通过这个点渗透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发达的工业体系和领先的产业技术，一边倾销工业品，一边吸取中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
       繁荣而又畸形的上海滩就这么压了香港一头，一直到1940年代的腥风血雨颠覆了这一格局。
历史的拐点
       如果说上海是商业资本在远东的支点，那香港就是英国海权在远东的支点。而自1938年开始，侵华日军就隔了一条深圳河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个支点。稍远些，海南岛、台湾岛和日占法属中南半岛的日军严密封锁了进出香港的所有航线。
       到了这个份上，不需要什么军事素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孤立的香港在日军的海陆空包围中是不可能坚持多久的，香港就好像是围棋中的死棋，日军随时都可以把它提走。但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自我催眠了几个世纪的英国殖民者可不这么清醒。一方面他们低估日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低估中国人的抗战能力和决心，并且生怕武装香港百姓会威胁他们的殖民统治。他们中不少人甚至直白地表示，与其把这个岛交还给中国不如送给日本人，也就是说，动员中国人来保卫香港还不如直接投降日军。[2]
       结果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941年，英国昏招迭出，先是千里迢迢从加拿大拉来2000人的部队来补充本地稀少的白人殖民武装和印度雇佣军，算是给日军送人头，后来在离战争爆发只有一个月的时候终于同意组建一支华人小规模武装，自然这只缺乏武器和训练的临时部队后来都没起到该有的作用。
       1941年12月8日早8点，在珍珠港空袭发起后的四小时，日军从深圳南下入侵香港。港岛以北新界地区的丘岳没能阻止日军的快速推进，预设的防线不到两天即告崩溃。

       一周后，经过调整的日军在港岛东北角登陆，岛上英军为保卫赃物做了一次像点样子的抵抗，但即便如此坚持了7天后，在圣诞节当天，山穷水尽的英军决定放弃抵抗无条件投降。日军毫不意外地对没有抵抗能力的战俘和平民发扬了数次武士道精神，在医院上演了刺刀挑伤兵、集体强暴护士的保留剧目。

                                          1941年12月26日，日军在香港岛北岸举行入城仪式
       至此，香港短暂的金融史随着航运和商业的中断戛然而止。

       日军变着花样掠夺英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积累的殖民财富，发行各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到了1943年更是宣布停止港币流通，军票成为唯一法定货币。香港的金融业务基本完全停歇。

                            

                                                                  日本在香港发行的军票
       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但是众所周知，香港并没有回归祖国，而是继续作为英国直属殖民地。战后香港经济并未走上轨道，银行业自身仍未全部恢复，而外汇兑换由于贸易尚未恢复也无从做起。
       不但市面不景气，治安也不好，劫案时有发生，游资因此向银行躲避，使得银行存款开始增加。但自于银行资金没有出路，各银行对存款都不欢迎，对活期存款甚至不付利息。

       然而，历史再度拐弯，1946年国民党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作为最好的暴富途径，战争给香港金融业带来第二春。

                                数0游戏的范例，比日本军票更垃圾的存在——蒋大队长钦定的金圆券
       国民党的军事灾难使得大批地主富商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香港，而比军事灾难更严重的是史无前例的财政金融危机。
相信法币和金圆券恶性通胀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重复。站在香港当时的角度，感受是这样的：港元兑法币从战前的1兑50涨到41港元兑一亿法币，三年贬值四万倍！而比法币崩溃更快的只能是继承它的金圆券了。
       面对光速贬值的货币，各路资本纷纷以抢购黄金美元等硬通货币再转到香港的办法寻求庇护。据统计，汇入香港的资金加上无形的贸易顺差，占到1948年香港居民所得的48%。大量增发的港币作为美元的补充，成为交易信用媒介，各有三分之一在广州和上海流通，香港本地只有三分之一。每到早茶时间，各大饭店的大厅里都挤满了上海逃难来的商贾富户。
然而暴富毕竟是短暂的，随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由于战乱刺激而暴富的香港与内地的商贸、人员往来逐渐回归正常水平。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介入，在美军和蒋介石的双重封锁下，香港与内地的人员物资往来基本停滞，同时随着新中国开始实行外汇管制制度，传统的换汇业务也一时绝迹，一些依赖与内地商贸往来的传统华人银号因此一蹶不振。
转变：顺应环境者生
       1940-1950年的一系列战争与巨变可以说摧毁或者说动摇了香港曾经赖以生存的基础。
       大英帝国的海权已经一去不复返，帝国的明珠印度已于1947年独立，其余的殖民地独立也都仅仅是时间问题。对英国来说，香港存在的海权意义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香港就像退潮以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也就仅能象征波涛曾经来过。原来香港金融乃至经济所赖以维系的贸易与航运已经枯竭，香港面临如何寻找经济支点的问题。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香港政府抓住机会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
       解放战争时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不仅带来了资金，不少还带来了技术人才和生产设备（特别是纺织工业）。由于大量来自内地躲避战乱滞留在港的人口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香港开始兴起纺织业和制造加工小商品的轻工制造业，其产品包括棉纺制品、羊毛、热水瓶、塑胶、电器，甚至报废船只的拆解，听上去就像当代义乌。至1963年，香港的工业品成品出口额已超过1948年的贸易总额。
       产业结构的转变也带动了金融业的转变。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财团从过去为贸易而服务的抵押汇兑业务转向更加长线的行业贷款服务，开始面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有潜力的企业发放贷款，支持这些企业的快速成长。香港多山少平地，因此制造业发展和人口的激增也带动了对土地的需求，香港的房地产业开始繁荣，银行业也纷纷参与到对地产的贷款中来。
       传统的中国银号也因此改组业务，逐渐向现代银行转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恒生银行。
       恒生原本是传统的中国式银号，虽然也经营存放款、汇兑业务（比如电视剧中常见的银票），但是它主要和商人发生业务往来，用现在的话说它是B2B，这也是传统银号钱庄和现代银行的主要差别之一。

       1953年，恒生老板何善衡从时局变换中看到了危机，向香港政府申请银行业牌照，开始向普通百姓开放存贷款业务，转身成为一家商业银行。

                                                        

                                                      何善衡先生（资料图/维基百科）
       何善衡特别注重草根阶层，本着服务大众、客户至上的理念，恒生摒弃了过去汇丰形成的惯例，跳过买办大班，凡是华人需要借钱可以直接向银行申请，并且规定无论客户的衣着打扮，都要好声好气礼貌对待，由此恒生超过其他中外银行，成为当时香港最大众化的商业银行。
       196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兴旺以后，恒生把当时行业内普遍的最长3年期限的房贷按揭改为7年，使得众多中产阶层得以拥有自己的住房，而恒生的业务也因此更上一个台阶。
       可见当时香港的企业家和如今大陆的众多创业者一样，并不缺乏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何善衡就在晚年回忆中谈过自己的用人哲学：“谈到用人，绝不可姑息庸才！可以原谅一个吹毛求疵的主管，但却无法忍受一个既不损人又不利己的老臣。对新同事不予指导，亦不大关心，做错了则叫他再做，绝不加以解释，叫人暗中摸索倍感艰难，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事业上的绊脚石，应予铲除。”
        回归与新生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决定了香港和平主权交接的方式和“一国两制”的原则。

       当时很多声音看衰香港，甚至一度引发移民离港潮，然而资本市场却不这么看。当时多数主要的投行财团均对回归过渡时期的香港经济持乐观估计，港股成交额节节攀高，从1988年股灾过后的2000亿港元不到，迅速增加到1997年的37800亿，恒生指数从最低1890点上升到回归当年的16673点。

           

                                                           恒生指数历年变化（图/腾讯证券）
       同时，随着香港政府不断推出完善监管的法规条例，香港逐渐成为最为规范的国际金融市场之一。1987年美国股灾之后，香港更是立即跟进，采用了当时最新的《巴塞尔协议》作为资本充足率的标准。这一切努力使得香港到了90年代，已成为门类齐全、交易品种较完备和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主权交接问题的确定，给了市场明确的利好支撑，依托内地以及快速发展的东亚经济，香港成了沟通不同货币计价的经济体之间的最佳媒介。据国际清算银行调查，1995年4月时，香港平均每日的成交额为91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6%，在世界位列第五。不但如此，从1987年至2004年，香港曾长期占据世界港口排名第一，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

       连当时的西方国家也不否认，香港在过渡时期创纪录的繁荣，离不开“一国两制”的设想和香港主权交接的平稳顺利。
过渡时期的香港是幸运的，冷战结束，全球化浪潮如日中天，90年代的前七年国际市场风调雨顺，全球资本经济都迎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后冷战红利。然而好日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没过多久，前所未有的考验来了。
       同样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开始，一年之内席卷所有东南亚国家，最后连带“亚洲四小龙”在内无一幸免。危机影响甚至远至俄罗斯，使其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直接导致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P）这家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量化金融祖师级人物建立的传奇基金的突然垮台。
       香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处于风眼之一，在中文媒体中以“港元保卫战”而知名。关于这场保卫战/狙击战的描述相当多，细节也很丰富。不过简单来说，其实也不复杂：

       国际炒家短期内集中大量资金先后做空港元港股，试图迫使港元放弃联系汇率制并带动股市大跌以谋取暴利。据说按照当时的空单数量，恒生指数每下跌1点，国际炒家就可以赚5亿多美元。对此香港外汇局前后动用了约250亿美元来维持市场，同时香港金管局期交所采取一系列特别措施惩罚恶意做空者。两个月后，恒生从危机时的6000点左右回到万点，投机炒家被迫认输，巨亏离场。

                                 

       在这次空前的金融风暴中，港元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除了香港在之前十年完善金融制度之外，还有其他主要因素：
       1）敢于在关键时刻大胆采取行政手段维持市场信心，增加恶意做空成本。
       2）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当时香港已于2年前启用基于最新IT技术的实时支付结算系统，得以第一时间对市场异动和大额成交做出反应。
       3）1997年回归实现平稳过渡，香港的政治、经济基本面稳定，连当时驻港英国领事也不得不承认“一切正常”。这是投资者对香港信心的基础。
       4）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当时中央政府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后盾。当时香港美元资产在账面虽有1100多亿，但净资产只有约200亿，若没有强大的中央外汇储备作后盾，很难说香港金管局能有十足底气动用250亿美元外汇。
金融风暴过后，香港由于地产泡沫破灭，一度经济萎靡，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缩水近三成，外汇资产减少近七成，贷款总额腰斩。不过不久后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特别是外贸——出现井喷式发展，带动香港各行业快速走出低谷。
       金融方面，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在香港设立了第一个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在中国资本管制的大环境下，在香港为国际资本和人民币资本的流通开通了一个特殊渠道。从2004年起，十年间，香港人民币存款额从121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0035亿，增长近90倍。

       保险业方面，内地快速致富的一批富豪和中产阶层带来的滚滚资金，推动香港从一个相对保险参与率较低的地区（53% 对比日本的90%以上）进入了长期保险业务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后的7年间储蓄型人寿险保费增长2倍，投资型人寿险保费更是增长15倍。两者推动新保单业务增长了近8倍，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新业务占了最高四成。

       现状和堪忧的未来
       从1980年到2008年20年之间，香港的繁荣景象以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形象广为人知，其中各种波折故事如今已通过港片的流行被反复传播，故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众传媒塑造的繁荣富庶的景象并不是事情的全部，香港的经济从未能脱离它的先天局限。
       香港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它相当有限的经济规模，环境也决定了它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同时，对于地区经济和政治的依赖也决定了它高度的敏感性。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98年香港金融保卫战，但估计听过73年股灾的人不多。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紧接着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开始缓和，第二年《巴黎合约》规定越南停战，两大有利的外部因素推动香港股市迎来一波超级大牛市，3年内股指上升8倍有余。这里列出几个细节，想必大家不会陌生：
       1.彼时香港股市执行T+1原则；
       2.新上市公司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
       3.游资大量涌入，信贷宽松，本地银行提供低门槛的炒股信贷；
       4.全民参与，家庭主妇和帮佣一同参与，甚至和尚尼姑也不甘人后。
       结果不言而喻，1973年香港股灾爆发，一个月之内，恒生指数从历史高点1774点直接腰斩，到当年年底时下跌超过75%。第二年石油危机爆发，更是一路跌到150点，不及去年高位的10%。不得不说相比起来，我们记忆犹新的6·19千股跌停如果叫“杯具”，那香港股灾可以说是“茶几”了。
       如今中国内地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改开初期港商用钞票铺路在大陆可以横走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内地以低廉的人力成本、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和更重要的供应链整合与规模效应，使得过去发达经济体中高成本低附加值的第二产业无路可走，其中自然也包括香港。过去香港基于航运、加工、贸易三驾马车的实体经济已成为过去式。根据2017年数字，第一产业占GDP比重0.1%，可以忽略；第二产业占7.6%，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其余92.3%皆为服务业。
       香港发达的金融产业使得不少人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就是世界级金融中心，和由此带来的高物价及骇人的贫富差距。除此之外，香港似乎仅有旅游业还值得一提。然而实际是，金融和保险业占比18.9%， 旅游业占比4.5%，贸易和物流运输占比21.5%，专业服务（会计，法律等）占比12.2%。[3]也就是说，进出口贸易和航运组合在一起依然是香港经济的命脉所在。
       之前说过,香港曾长期在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霸版”状元，内地港口不见踪影。而如今，包括香港在内，世界前十大港口中中国港口已占有7个，香港相继被上海、深圳、宁波、广州，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会再被青岛超越，排名降至世界第八，只有第一名上海的四成左右。

       要知道金融业繁盛的基础是物流和人气的汇聚，纽约、伦敦、近代亚洲的上海，以及后来的新加坡无一不是如此。没有这些行业做支撑，金融保险业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将一起衰落。

       这点也从香港目前的就业情况反映出来。目前香港实际劳动力接近400万人，其中金融保险业只占23.6万，进出口贸易和物流的劳动力接近100万，超过金融保险业四倍。其他服务业53万，也是金融保险的两倍以上。
       从劳动力效率上看，情况类似。金融保险业的劳动生产力指数虽然高于整体经济，但比进出口贸易行业低10%左右，勉强与零售业持平。也就是说，不论是规模、效率，还是就业人口，直接依赖内地经济的航运贸易都是超过金融服务业的绝对经济支柱和发动机。
       从最近的局势来看，显然有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毫不在意去破坏自己的经济支柱。
       根据香港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作为占香港进出口额超过一半的贸易伙伴，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今年六月（示威的第一个月）同比分别下降了6.3%和10.6%！同时来自内地的游客数量也出现了增量下跌，从五月份同比增长23.6%，变成了六月的10.1%。
       如果说整体游客增长还能勉强保持两位数的话，那真正的过夜游客数量就更惨不忍睹了，直接从五月的+15.6%变成了六月的+2.4%。估计7、8两月数字出来会更不忍直视。

       要知道来自内地的游客比重占香港游客人次的8成，每月人数与香港本地总人口比都不逊色。暑期作为世界旅游旺季，我看BBC应该去采访一下被暴力示威蹂躏后的香港旅游业者，看看他们支持不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虽然过去几年的失业率一直稳中有降，维持在较低的2.8%，但是劳动参与率，也就是适龄正常人口中有意愿参与就业的人口比例，目前只有60.7%，而且在不断下降。而且由于没经历过妇女解放，女性劳动参与率仅55%，而内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居亚洲前列，为62%，男性则为76%。

       在老龄化同样严重的日本，近几年劳动参与率都在不断提高，现在已超过香港一个百分点。而且毕竟日本还是个规模大得多的国家，香港只是一座城市。其中涵义值得玩味。

       问题来了，为什么香港可以有那么多年轻人有闲情去参与无休无止的暴力示威活动呢？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