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谈判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以国民政府代表团名义）于1949年4月在北平进行的停火谈判。该年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团自南京飞抵北平。13日至15日，双方代表团进行了实质性磋商，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20日签字。20日，政府电告南京代表团拒绝签字。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谈判终告失败。  

基本方针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战争的头一年，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夏，我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从1948年秋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其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嘭胀，物价连续倍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加紧镇压，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级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也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命运，美蒋反动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攻。

  美国除了同国民党积极策划假和谈的阴谋外，又积极拉拢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有联系，又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间派右翼，准备在其无法阻止的人民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中，形成反对派，从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在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则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逦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以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我“和谈”。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出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蓉蒋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时，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中国共产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我参加了李家庄的讨论并作了报告。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

二、“熏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

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1949年1月5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1月1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声明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出，立即得到广泛的拥护。1949年1月15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1月7日电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1949年1月22日，抵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蒋介石内外交困，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布由李宗仁代总统，实际上是退居幕后操纵，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

北平和平谈判斗争策略

  李宗仁代总统后，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到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对李宗仁的“谋和”活动，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1月25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中国共产党上述谈话，连同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1月28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渭：“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8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55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这样，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李宗仁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骗，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此前后，为了试探我方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我接洽。

  1月12日，白崇禧派黄绍骇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和谈。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即通过我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李宗仁代总统后，一月底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刘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是：（一）实现局部和平；（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2月1日，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了白崇禧派来的私人代表李书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对白崇禧及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态度。刘伯承、陈毅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立场，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将欢迎和优待，张轸、张笃伦也是这样。

  李宗仁还直接、间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来洽谈，我方都采取了积极接待的态度。“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吴裕后等于2月6日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并说明了和平必须是在八条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经过交谈，他们表示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2月14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邵力予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由叶剑英负责接谈。还邀请傅作义、邓宝珊等同他们接触。翌日，叶剑英与颜、邵、章、江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初晤结果表明，颜、邵、章、江对我们是友好的，向我们表示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议。但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想国共两党以对等身分实行南北议和。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害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2月17日，我方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和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翌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宴请颜惠庆一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2月20日，还邀请他们参加招待民主人士的400人的大宴会。22日，他们飞抵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我去石家庄迎接他们，陪同他们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商谈了有关和谈及通邮、通航事宜。这样就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比较充分地了解了解放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对他们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是有重要作用的。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予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2月17日，他们带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平返南京。

北平和平谈判谈判经过

   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这是假的。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400个师；征募250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这是我们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①见蒋介石。对此，中国共产党是有警惕的。张治中抵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并质询南京“四一惨案”②事件真相。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4月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干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淡。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①1949年1月蒋介石去总统后，一度住在他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②1949年4月1日，南京反动政府指使军敬特务向前往机场为南京谈判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正和平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注血事件。多方面交谈。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4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使辞谢而归。

  4月13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条，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说：“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⑴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何应钦曾在十二日电示南京代表团说：“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 “渡江问题要严加拒绝。”）。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⑵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留其军队。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乎方法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二十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毛泽东在4月8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到：“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 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于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伺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它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作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4月14日，我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北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最后，我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二十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并认为不需要逐条讨论了。

  4月15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豌、屈武于4月16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谈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中国共产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北平和平谈判争取工作 领导北平和谈的傅作义、邓宝珊将军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中国共产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中国共产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是有和平愿望的。中国共产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他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4月7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4月2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混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入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 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1]

北平和平谈判事件评价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国和国民党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走错了一步棋，后来不得不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了贡献， 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