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的人生低谷，一度被人称呼为“小毛”

原创 小猫 星愿阅览

陈毅曾说：

“毛主席是一个被羞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职，被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被羞辱，被送到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他，因为没有人敢接近他。”

1,被骂为“乡巴佬”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学生王明是我们党的“一把手”。

除王明外，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三人，分别是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后叛变)。

来自同一师门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的老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

因此，他们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教条认为，中国只有走俄罗斯革命的道路，首先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能夺取全国政权，然后排除和打击不符合苏联模式的一切。

被博古视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当然是排斥打击之一。

1931年底，王明派博古到瑞金主持工作，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又称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主义”

“马列理论你懂什么？简直就是乡巴佬！”

这不仅是个人情感问题，也是方向路线和价值观的根本区别。

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集体选出了毛泽东。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守卫，不能打；让攻击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铜墙铁墙，也不能打。

共产国际认为，给脸不要脸吧，那就一边玩，让他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吧。

1933年1月，当博古一行经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26岁的负责人伸出小指说:

“小毛(此时已40岁)，有什么好看的！”

从1931年到1934年，四年是毛泽东艰难的一个年头。

他曾在延安轻描淡写地告诉人们，他在瑞金中央苏区“做了四年小媳妇”。

我们很难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痛苦。我们只能从他乐观豁达的回忆中想到一两件事:

“他们把我的木菩萨浸泡在粪坑里，然后把它拿出来，让它发臭。当时，不仅没有人来，甚至没有鬼魂来。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幸运的是，我的头没有被切断。”

事实上，这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三个低谷。

2.“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与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毛泽东选择留在中国工作，而不是在法国工作和学习，也不是在苏联学习。

他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学习真的没有‘必要在哪里’的理由。“出国”这个词，很多人只是一种‘迷恋’。中国出国的人不少于几万甚至几十万，好的人很少。大部分呢？还是很迷茫，还是‘莫名其妙’。”

学习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真的没有必要出国，更不用说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湘音了，“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毛泽东，被贴上“三块肉喂你马吃”的标签，出国后能学到什么？

张国焘和毛泽东

但是交朋友，尤其是和牛人朋友出国，不仅仅是学知识。

就像现在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名校一样，他们想让孩子学习知识。他们觊觎的是孩子在名校混圈子，积累人脉。

毕竟，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珍、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师兄弟。

而王明 、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竹声、乌兰夫等校友。

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读同样的书，唱同样的歌，从长远来看，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处于“孤立”的状态。

张国焘

因为他既没有牛逼的导师，也没有牛逼的爸爸——他是湖南乡的一个没有基础却想做大事的孩子。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官员，你必须先认出共产国际这个父亲。毛泽东不服气，认为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红军带歪，这将埋葬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早在1928年就对毛泽东感到不满。

1927年秋收起义，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毛泽东则转向井冈山，并自信地指出：

“我们目前的力量仍然很小，我们不能攻击敌人的大城市。我们应该首先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保护我们的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就像一个大水箱，但总有一天，我们的小石头，必须打败蒋介石的大水箱，胜利必须属于我们。”

当时，中央负责人翟秋白非常生气，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上升”，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指导下“完全违反中央战略”。会议决定解雇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特派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他只记得开除，却忘记了什么。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免去了毛泽东前委书记和党代表的职务。

以上，毛泽东第一次人生低谷，抑郁了一个月，直到看到中央文件，才恢复了党代表的职务。

1929年5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前往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中，核心问题是“谁领导军队，谁指挥”，一些旧军队指挥官，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不知道如何领导军队，习惯了“最终决定权”，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感到非常不舒服，认为毛泽东领导前敌委员会“管太多”、“权力过于集中”。

也有一些军官有严肃的流寇思想，认为“老子拼命打仗，拿点东西怎么了？”我不明白党的政策“不拿群众一根一线”。

1929年6月，未经改造的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思想，并对他进行了“党内严重警告”。他还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秘书，陈毅当选为秘书。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下属夺权。他后来回忆说：

“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前，他写信给毛泽东，让他参加会议。毛泽东回答说:

“陈毅让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做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而且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

因此，毛泽东再次受到“党内警告”，并要求他立即赶到。毛泽东不得不坐担架去杭州。但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经结束了。

战友们此时看到毛泽东，脸色蜡黄，脚和肚子都肿了，高烧不退，上吐下泻，病得很重。

据国民党媒体报道，毛泽东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听到毛泽东死亡的消息后，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与通讯》上发布了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进行了如下评价:

毛泽东同志作为国际社会的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战士，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二个低谷。他不仅失去了前委书记的选举，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而且还遭受了身心疾病的折磨。

3.没有永恒的低谷

毛泽东的日子从来都不安静。

一个来自湖南省的村民，20岁去长沙学习。几年后，他去了北京，成了北漂。他没有名气，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房子，也没有女朋友。

在老师的推荐下，他去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元。为了省钱，他和七个人一起租在棺材房里。每个人都挤在炕上，几乎喘不过气来。每次他翻身，他都得提前警告周围的人。

近年来，互联网上有一种说法，毛主席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因为他没有好好照顾来找书的傅斯年而打了傅斯年一巴掌。当然，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但从他后来的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困难：

"因为我的地位低下，人们不愿意和我交往。我的职责之一是来图书馆看报纸的人的名字，但他们大多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纸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人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很感兴趣。我曾经试图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听图书馆助理讲南方土话。

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革命，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受到了如此多的不公平打击.

1928年，井冈山被误开党籍；

1929年，红四军前委书记在福建龙岩落选；

从1931年到1935年初，长征前后，党权、军权完全丧失，成为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

在过去的八年里，毛泽东从“而立”进入了“不惑”的一年。除了精神上的打击，他的生活是艰难的，他患有严重的疟疾和肺病，所以他不能加入贫困！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人生低谷，一般都是消极的，甚至有些人站在另一个门户，毛主席是怎么做到的？

他仍然把大局放在第一位，服从组织的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

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默默地从事苏区社会形势和舆论的调查研究；研究马列工作；实事求是地总结敌人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回忆说，毛泽东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对他说：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

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态度积极，而且努力争取他人的支持。

例如：张闻天。他是当时党内的“二把手”，也是博古的校友和老乡，也跟着博古狠狠地批评毛泽东。

但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闻天与博古、李德有分歧，也被踢出了权利核心圈。

毛泽东不顾过去，和他谈论文学和思想。张闻天与毛泽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鸣，并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另一个例子是王嘉祥。他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一次反围剿失败中，他被敌炸弹炸毁，住院后与毛泽东在一起，彼此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

敌人的凶残教育了年轻共产党的领导人，用炮弹告诉他们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还用行动告诉世界，什么是“让更多的朋友和更少的敌人”

谁能想到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能成为最勇敢的支持者呢？王家祥在宁都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我和毛不是老朋友。相反，我和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一直服从和执行中央指示。然而，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赣州的教训中，我觉得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

面对挫折，毛泽东不仅没有消极沉沦，而且渴望学习。他后来回忆道：

“一些吃过外国面包的人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秋天开始，我没有工作，所以我从漳州和其他地方收集的书中找到了所有关于马恩列斯的书，并向一些同志借钱。我沉浸在阅读马列的作品中，几乎整天，读这本书，读那本书，有时交替阅读，努力工作，只是读了两年的书。”

在一次青年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了如何向毛泽东学习。他说：

“当毛主席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就等着，有机会的时候他又说话，教育，说服。在十年的内战中，我们提倡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很小，不应该打大城市，而应该集中精力建设基地。但毛主席的意见大多不赞成，大家都要打，他只好跟着打。结果被打败了，毛主席很快在会上提出:打败证明这种方法不好，换一个吧！大家都不接受，他只好再等一次，跟着大家。正确的意见是要经过许多等待和迂回才能赢得胜利，这是每个人都接受的。

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永恒的繁荣，没有永恒的低谷。就像毛主席在一样 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

"我认为同志们中间也可能有多少人受到了委屈和委屈。对于那些委屈和挫折，对于那些不恰当的惩罚和错误的惩罚(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样的‘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消极的，愤怒的，不满意的；另一种态度是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和锻炼。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完全公平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