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很真实，本人看过各方面的文章，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很难想象当年红军会是什么结局。比如说四渡赤水，没有毛主席的精明智慧，怎么可能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

原创 我没见过海 尚书乔    2025年03月02日 09:07 江西

前文《袁文才和王佐被冤杀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讲到，袁文才和王佐被冤杀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夜之间反戈，倒向国民党，红军再也无法在井冈山立足，毛泽东和朱德只好放弃回井冈山的打算，率领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毛泽东收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邓子恢。

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曾经留学日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在家乡龙岩县组织暴动。不久，临县永定县一个叫张鼎丞的人也发动了暴动。邓子恢率部与张鼎丞合并，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张鼎丞担任营长，他担任党代表，这就是闽西冒出来的一支工农红军。

邓子恢听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福建，马上赶去找毛泽东，可惜晚了一步。等他赶到长汀县城，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四军赶到江西去了。于是，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闽西的情况，信写好后，他派专人送往瑞金。毛泽东收到邓子恢的信，非常兴奋，决定前往闽西开辟根据地。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进入闽西，很快就打下了龙岩县城和永定县城，一举歼灭敌军陈国辉旅3000多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正当毛泽东率部在闽西大展手脚的时候，一场危机悄然逼近。危机发端于有人挑战早就确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

身为红四军最高领导的毛泽东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和挑战，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七大上，有人公开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这件事的源头来自于前文提及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因为中央在信中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前往中央报到。

虽然当时毛泽东就已经致信中央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和答复，但还是因为这个中央来信埋下了后患，有人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借口，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要毛泽东交出军权。尤其是5月新来了一位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出任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根本不熟悉情况。

刘安恭却照搬苏联红军军队建设那一套，带头向毛泽东发难，导致红四军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所以红四军内部出现反对中共领导军队，反对前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倾向。6月8日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取消临时军委。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导致反对毛泽东的呼声越来越高。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红四军领导层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以及建军原则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毛泽东和朱德，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有分歧。内部争论的焦点就是：在红军中究竟应该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方式，却被很多人粗暴地扣上了“家长制”的帽子。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愈演愈烈，为了尽快平息争论，中共红四军匆忙召开七大，由非前委委员、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这次匆忙的会议导致了一个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竟然落选了，某些人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目的达到了，新当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陈毅。

毛泽东被安排去了地方，他带着谭震林等人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红四军是由毛泽东一手创建的，现在他居然被剥夺了红四军的领导权。屋漏偏逢连夜雨，毛泽东不幸患上了恶性疟疾，由于缺医少药，他一病数月，期间甚至一度病危，在死亡的边缘徘徊。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毛泽东在闽西山区根本没有这种药，于是，有人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赶去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在归途中被抓并被杀害，另一个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药送到了毛泽东手里，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次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推向了人生的低谷。一度有消息讹传到莫斯科，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病，共产国际公报甚至还登出了讣告。幸运的是，毛泽东从来不向挫折和打击屈服，他把这种挫折和打击当做一种锻炼，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做好新的工作，等待机会重新崛起。

那时，毛泽东在地方开创革命根据地，是不折不扣的地方干部。周恩来在上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坐镇中央，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首长。之前的“二月来信”，就是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的指示。周恩来两个月后，才收到辗转传递来的毛泽东4月5日的回信。

看了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诸多不妥之处，他坦诚接受了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批评。而且他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说“二月来信”确实是有些毛病。由此，周恩来希望朱毛的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红军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并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改为纵队编制，下辖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人数大约1600人。第一纵队留在闽西，朱德率领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进发。离开毛泽东的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集中爆发：各种错误思潮泛滥，比如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不愿过山区的艰苦生活等等。

可想而知，一支错误思潮泛滥的部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朱德率部进入闽中后，8月下旬在永春县吃了败仗，损失300人、100多支枪。朱德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回师闽西。刚好此时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派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陈毅身上。

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除了周恩来，还有李立三。陈毅到了上海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形成一篇文字材料，标题是《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并发表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1期。通过汇报，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有了清楚的了解。

听完汇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严重分歧。中央政治局确定由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的问题，起草中央的指示信。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最终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这封信于9月2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因而称为“九月来信” 。此信实际上主要体现的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但由陈毅执笔整理而成，所以，这封信后来被收录进了《周恩来选集》。在此期间，红四军陷入一场严重危机，上级要红四军进军广东。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不得不让人抬着担架赶去上杭，劝阻朱德率军南下。

朱德之所以决定率军南下，是因为要执行中共福建省委的命令：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朱德是标准的军人，向来主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他就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他认为红四军在闽西还没站稳脚跟，应该重在建设根据地，而不应该离开闽西去广东，更何况广东的敌军实力非常强大。

毛泽东的劝说让朱德觉得很有道理，但他又担心不进攻东江就是抗命，因为中共福建省委在信中说，这是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不能不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最终，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致信给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表示红四军即将开往东江一带，但也讲出目前红四军存在的困难。

比如，陈毅未归，毛同志久病尚不能行走，负责同志更觉困难。但在信发出的当天，红四军还是兵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等到陈毅追来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陈毅一口气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追上朱德，陈毅一起跟着南下广东。没料到红四军在梅县就打了个大败仗，损失一千多人，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遭受的最大损失。

离开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只因红四军否掉了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情都要一群人来讨论决定，比如，就打不打梅县这个问题，就一连讨论了好多天。最终，官兵一致决定打梅县，可是一开打就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后来，红四军向中央检讨，政策出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红四军遭此重大打击，上上下下士气低落，向广东东江进军的计划就此取消。大家开始反思，之前，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好像胜利来得轻轻松松，让不少人以为成功原来这么容易，没有毛泽东也能成功。现在大家才意识到了，之前的胜利来得轻松，是因为有毛泽东的领导。而且，大家也认识到，毛泽东反对进军东江的意见是正确的。

所有人都深刻认识到，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已经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当务之急，是要赶紧实施战略退缩，朱德和陈毅商议后，率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几天后，他们率红四军回到了闽西上杭县官庄。在这里，红四军得到机会休整，陈毅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央的“九月来信”。

周恩来在信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支持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并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和观念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前委必须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这些错误思潮和观念。陈毅最后郑重传达周恩来的重要指示：请毛泽东仍然担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予毛泽东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终于摆脱了困扰他长达半年之久的危机。为人坦荡的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马上请毛泽东回来。会议一结束，朱德和陈毅马上致信毛泽东，转达了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把毛泽东接回了红四军。毛泽东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成为红四军最高首长。

毛泽东一到任，立即致信中共中央，向中央报告自己近期的工作计划——他要着手整顿红四军。因为，他发现，他离开红四军的这半年，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已经泛滥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极端民主化，大小事情都要许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许多俘虏进入红四军，把国民党军队的恶劣作风带进了红四军。

毛泽东在准备了一个月后，召开了中共红四军九大。他确定，只有“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的人才可以当选前委委员。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召开，1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得紧凑又井然有序，毛、朱分别作政治和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这次会议只开了两天，却出奇的高效，通过了12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尤其是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对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有效纠正和整顿，并改选出包括毛、朱、陈在内的11名成员组成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红四军，已由三个纵队扩充为四个纵队，第四纵队就是邓子恢、张鼎丞的闽西部队。

随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成为全国共产党人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的一面大旗，各地纷纷响应和效仿，前前后后又成立了十几支红军部队。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早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以自己在红四军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了全国各地红军的旗帜、标杆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