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

中美之间有过200年的贸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了4年盟友，后来是20年的“冷战”对手，两国在1969年开始考虑恢复邦交。1969年发生中苏边境冲突后，毛泽东担心受苏联入侵的危险，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决定扩大与西方的交往，并指派周恩来进行谈判。尼克松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基辛格1971年从巴基斯坦飞往北京为尼克松访问打前站的戏剧性之旅，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都是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们为邓小平时代美中交往的迅速发展搭建了舞台。

1966至1969年的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都与邓小平无关。但是他在1961至1963年曾率领一班人马写下反驳莫斯科的9封著名公开信；他还在1963年亲赴莫斯科，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使中苏交恶达到顶点。中国重启中美交往也与邓小平无关，当时他还在江西，虽然他在1973年底陪同周恩来参加过谈判。邓小平的贡献还有待于来日。

缓慢的复出：1972年1月至1973年4月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严厉批邓，所以他不能指望别人会很快接受邓小平，况且他尚未决定如何使用邓小平。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策略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他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从邓家人如此期盼积极的信号可知，尽管毛泽东疾病缠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烦意乱，但他仍然左右着手下人的命运。实际上，陈云已经在1972年4月22日获准从江西回京，但是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邓小平承认，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

邓小平在信中强调说，他认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检讨中所说的所有内容。他再次检讨了1931年自己在广西离开红七军的错误，另外还承认自己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工作也有缺点，有时候不征求毛主席的意见。他在1960至1961年没有消除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没有有效贯彻毛主席关于抓好在内地建立关系到国防的“三线工业”的工作的决定。他也没有在作报告前及时地向主席请示。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信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毛泽东再次说，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于刘少奇，他没有历史问题，他没有投降过敌人。此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还为党和国家做过其他一些好事。周恩来在收到毛批示的当天就把它转发给了中央委员会。可是由于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挠不让邓小平回来，事情一时没了下文。1972年9月，邓小平觉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请求走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维埃老区，并且得到了批准。这是他3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他花了8天时间外出访问，得到省部级领导人规格的接待。次年2月邓小平还被允许用半天时间探望从1952年起就给自己担任机要秘书的王瑞林，王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后来邓小平返京时，王瑞林也被允许回到了原来的岗位。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请汪东兴和纪登奎落实8月份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指示。他们在12月27日请示了毛之后答复说，邓小平可以回京。一个月后，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给邓小平带来了这个好消息。2月20日工厂的工人来跟邓小平道别后，邓小平与家人乘汽车前往鹰潭，在那儿登上了返京的列车。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干20年。”确实，一直到19年又8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在党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邓小平返京，1973年

让受过批判的人重新担任要职，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爱护，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邓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回京后并没有立刻得到任命，尽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经暗示着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邓小平回京的消息传开后，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数周时间内既没有出席任何正式会议，也不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没有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见面。

毛泽东让周恩来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商量邓小平将来的工作。“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在接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方面，他是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强烈反对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毛泽东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协商的结果是，政治局提议把邓小平安排到国务院的业务组，这是周恩来和副组长李先念手下的一个领导小组，在“文革”动乱期间维持着政府的日常职能；并且允许邓小平参加党的每周例会。3月9日，周恩来把汇报这些决定的文件交给毛泽东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邓小平做了传达，同时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邓小平回京后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场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见面结束后，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精神很好，身体也很好，随时准备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泽东便接见了邓小平，这是6年来的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回答说，他身体一直很好，这是因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调遣。当晚，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了要让邓小平担任负责外交的副总理。邓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员，但讨论重大问题时他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给毛写信汇报了政治局的讨论，得到毛的批准后，邓小平便正式上任了。1968年以后邓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场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为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举行的宴会上，他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邓小平和其他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时还是很谨慎。这次露面之后，中共干部和外国记者议论纷纷，都在猜测他将扮演什么角色。

毛泽东显然要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们所知，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在证明了自己对毛的忠诚以后，12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

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恩来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朝鲜、马里、尼泊尔、刚果、菲律宾、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客人。他还参加了一些会见外宾的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的工作。

毛泽东培养王洪文，1973～1974

毛泽东像中国的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一样，也很注重培养年轻干部作为接班人。林彪死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接班人的问题也变得日益紧迫。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他在1972年底选中了王洪文作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忠心耿耿。毛泽东喜欢他是工人出身，又参过军，有大胆泼辣的领导作风。

毛泽东知道王洪文缺少领导政府的知识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场和领导潜力，能够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第一人选。事实上，毛泽东开始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让王洪文担任党的领导人，同时物色人选接替周恩来的政府首脑一职。

毛让邓小平协助周恩来

林彪死后，毛泽东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性。一个是随时陪伴于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毛的表兄的孙女）。“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传声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年2月他曾一度神志不清，但9天之后他仍会见了尼克松。他沉溺于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胸有成竹。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利用他的联络员。

毛泽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1945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1936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诗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尽管毛泽东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平。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得到毛的赏识。周恩来在1973年处理着大量异常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中共“十大”：1973年8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出席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中央全会。

时年38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脑的主要候选人。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作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负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样对所讨论的问题做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一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这次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1973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1974和1975年——做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191名委员中，有40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指挥员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7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21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4个激进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农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

批判周恩来：1973年11～12月

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市与尼克松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后，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勃列日涅夫访美后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于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毛泽东怀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做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松曾经许下诺言要在1976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做何解释（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削弱了尼克松的实力，使他无法让国会批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于1973年11月到北京时，美国刚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为新一届驻台大使，并同意向台湾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11月，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了一天之后，周恩来和唐闻生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周把基辛格的建议告诉了毛泽东：如果中国表现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华盛顿跟台湾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关系，华盛顿也许就能得到国会的同意，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中国核武力的增长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他还建议设一条热线，以便美中两国在苏联可能采取行动时能够迅速交换情报。（“弥补你们军队的弱点，延长预警时间。”）周恩来对基辛格说，如果能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这对中国有很大帮助”。在基辛格访华最后一天（11月14日）的上午，他们交换了有关分享情报的文件草稿。

毛泽东听完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的汇报后，认为这种建议与苏联在50年代末要为中国提供联合舰队的建议如出一辙。正是苏联这种建议使毛泽东与苏联绝交，因为他担心向苏联出让权力有损中国的主权。现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建议将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

江青很会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机整周恩来。这时她觉得时机已到，便发动了对周的批判，说他喜欢对美国人低头哈腰。她把周称为“投降派”。毛泽东想让中国外交的腰杆儿更硬，因此也乐意狠批一下周恩来。

基辛格访华后不久，从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毛泽东组织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系列批周的会议。林彪死后，毛泽东对日常工作的细节已不感兴趣，但他对批周一事却做了具体部署，包括选哪些人参加，让他们大体说些什么，为会议定调子等等。在他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政治局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对周进行公开批判。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检讨，但毛泽东认为不够，要求他再写一份更深入的检查。在1973年11月这些会议之后，基辛格本来可以再次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许与他举行谈判，会见再也没有进行。

毛让邓小平接手工作：1973年12月

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邓小平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就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自从1931年邓小平被批为“毛派头子”后，他就一直紧跟毛泽东，并在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在批周会议的几天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邓小平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军委委员。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加强军队建设：1971～1974

林彪坠机身亡后，毛泽东需要确保军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忠诚。他在林彪坠机之前已经预先采取措施加强了军队对他的支持以防范林彪。例如，1971年8月他亲自视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部队，公开谈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还撤换了一些军队领导人，削弱了林彪的势力。坠机事件后，政治局中的四名军队干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被要求在10日内表态与林彪划清界限。其实这些人在几天之内便被抓了起来，直到80年代末才得到释放。

毛泽东撤掉彭德怀后，在1959年依靠林彪团结部队；同样，林彪死后，他也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10岁，没有权力野心。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据说，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不久获悉，刚当上党的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林彪还在世时给他写过效忠信。这件事让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换；为了减少他们调换职位后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当毛泽东又发现其他军队领导人写给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后，对曾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领导班子愈发怀疑，于是决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林彪大权在握时邓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不可能和林彪关系密切。他还知道，军队的两个关键领导人——已被调往沈阳军区的李德生和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最敏感职务的陈锡联——都在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任过职，所以他相信邓小平能够管住他们。

军区司令员大换班后不久，毛泽东宣布他请来了一个军师——邓小平。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用他本人的说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一向重实权不重虚名，他客气地谢绝了那些头衔。毛泽东心里清楚，任命邓小平可以让军队上层松一口气，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在军队中的资历，还因为他们确信邓小平不会进行打击报复。虽然邓小平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严厉批评受林彪影响的几大军区司令员，但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很清楚邓小平这样做出于无奈。任命邓小平后，并没有明确叶帅和邓小平两人谁排名在前。但两人相互尊重，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清除林彪对军队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还在社会上开展了一场批判林彪余党的政治运动。有人发现林彪在读过的书的页边上写有尊孔的话，于是这场批判林彪和另一个被指责有中庸倾向的人——周恩来——的运动，便被称为“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以1974年的元旦社论作为起点，一直持续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标是军队中与林彪关系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1月底，江青开始利用这场运动批判周恩来。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周公”。周恩来虽然受到伤害，但他度过了风暴。他继续担任总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尽管不再让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谈判。

当这场运动在1974年8月临近尾声时，毛泽东又变成了胸怀大度的人。他指责“两位小姐”在批周时就像小兵冒充大帅，还批评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做得太过火。他甚至对江青说，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观点。毛还说，她宣称周的问题十分严重、应当叫作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一点是错误的；她说周恩来迫不及待想篡权，这一点也是错误的。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个激进派。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周密计划的帮派，但他们确实扮演着批周的核心角色。

受到批判的周恩来癌症病情加重。为了做手术他于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之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医院一个舒适的套房里，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来从1974年初已经开始和邓小平密切合作处理外交问题。当时周恩来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的亲自指导下，邓小平成了事实上的代总理。邓能回来工作是得益于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但是在1974和1975年，他和周恩来再次紧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样。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也要求他与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随着周恩来的身体日渐虚弱，江青开始担心毛泽东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给邓小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了他。江青的感觉没错，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泽东日益信任邓小平的最突出的标志，是他选定了邓小平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1971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

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于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于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从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为落实这项计划，毛泽东充当了幕后操控人，他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外交部传话，要让邓小平担任赴联大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很快就答应下来。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强烈反对这个人选。她很清楚，邓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赞成由邓小平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毛泽东派邓小平去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只有一周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幸亏他对毛的想法了解得很透彻，写完讲稿后就把它送给了毛泽东，毛批示说：“好。赞同。”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从这个大背景出发，毛泽东通过乔冠华和邓小平表明，尽管他希望美国和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但最近的不利事态——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访美——让他相信美苏正在相互勾结。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乔冠华外长是个老谋深算、很有见识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当富裕，能够供他在德国的大学读哲学。他担任了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实权的是邓小平。中国的领导层把这次联大之行视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国聚会的场合崭露头角的一次机会。尽管病魔缠身，周恩来还是和大约2000人一起到机场欢送代表团，后来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机场欢迎代表团的归来。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况且他的访问只有一周的准备时间。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邓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国领导人和媒体的友好对待。由于在他的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泽东，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他后来出版的“文选”。

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后，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他还重复了毛的观点，说苏联的战略是“声东击西”，意思是美国应当重点防范苏联。邓小平对基辛格说，苏联现在虽然反华，但它的真正目标是西方。邓小平表示，他担心美国不再把苏俄视为主要对手，并可能鼓励中国与苏联开战以起到削弱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效。基辛格后来比较过邓小平的直率作风和周恩来巧妙优雅的风度。他说，邓小平不太熟悉会谈中提出的一些全球问题，他不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一些问题交给乔冠华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说，邓小平似乎是处在“训练期”。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后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已很有经验，而且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无法再听人向他汇报邓小平的言论。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基辛格后来对邓小平代表中国的能力给予了很高评价。

中国联大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只字不提周恩来。基辛格几次善意地向邓小平提到周，都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说，孔子是个保守派，为了使人们解放思想，必须消除孔子的影响。基辛格问，这是否实际上在暗指今天的某个人。邓小平回答说，批判保守思想，当然要涉及代表这种思想的某些个人。话虽然说得隐晦，意思却很清楚。

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华尔街在星期天都关门歇业，邓小平还是让下属把他带到了那里，这样他至少可以对此地有一个印象。邓小平只领到了十来块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书王瑞林在沃尔沃思连锁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闻生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左派中文报纸的主编）用自己的钱为邓小平买了一个既会哭又会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这个玩具带回家后，它一时成了家人的最爱。

邓小平取道巴黎回国时，在那里的中国大使馆住了几天。这是他从1926年离开后第一次访问法国。他在那里喝咖啡，吃牛角面包，就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出于安全的原因，没有让他到市区转一转。他的随行人员想找到他以前住过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200个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国后分送给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20年代他在法国时的革命战友。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联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继续让他在接待外宾上唱主角。毛在会见外宾时也让王洪文陪同，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会谈。事实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从来没有会见过外国人。

6月1日，即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几周后，周恩来再次住院动手术，此后他便不再会见外宾。这段时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某个省的大厅里会见大多数外宾，并安排他们在漂亮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像周恩来一样，他招待外宾的方式让基辛格半开玩笑地说：“我来自一个在待客方面欠发达的国家。”

邓小平在1974年秋天会见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国家的官员，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门、刚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朝鲜、土耳其、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他会见了政治领导人、工商界领袖、记者、科学家和运动员。他的谈话中不断重复某些主题。他尤其关心日本领导人如何领导经济发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学技术实现现代化。

他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就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苏美争霸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强烈赞成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同美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视之为一股抗衡苏联的力量。他对军备控制协定对苏联军力增长的控制能力表示怀疑。他支持土耳其解决跟希腊的争端，以免苏美两个大国从中取渔翁之利。他解释说，中国当年跟苏联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赫鲁晓夫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还向美国的工商界明确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经济交往迅速发展，而这又将取决于美国是否终止与台湾的邦交。他会见的美国人中包括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和杰克逊（Henry Jackson）以及一个美国的大学校长代表团。他与志趣相投的曼斯菲尔德和杰克逊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对抗苏联的扩张。他在接见大学校长时对他们说，还要继续促进和扩大学术交流。

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

毛泽东是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内不顾现实。尽管如此，他也不能长期忽视严重的问题。他一度压制对“大跃进”的抵制，但是在1958年底和1960年，他也同意针对已造成的破坏做一些调整。1974年时“文革”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需要有所作为。经济其实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时已经有报告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钢铁产量下降，铁路运输也在滑坡。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

1974年8月，毛泽东把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汉东湖梅岭的住所，这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他对他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虽然生性善变，但他在1974年底不断提出需要安定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

执行者和看门人的冲突

到1974年后期时已经很清楚，毛泽东要让邓小平在恢复安定团结上扮演主角。他在1974年10月4日宣布要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项任命表明他对邓小平的表现很满意，也是给党内领导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他有意让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一职。

毛泽东决定结束“文革”乱局，让邓小平恢复安定团结，这使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坐立不安，却让务实的老干部感到高兴。毛泽东让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布这项任命，王却拖延时间，首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江青，以便她有机会做出反应。另一些高层政治领导人知道，江青和王洪文想让张春桥接总理的班。江青试图劝说毛泽东改变任命邓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两天之后，不应该拖延如此之久的王洪文别无选择，只能按毛的指示办，宣布了对邓小平的任命。

毛泽东虽然让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认为江青忠实于他的继续革命的事业，也是唯一坚定不移和其他党内高干——包括邓小平这个他们中间最顽强的人——对着干的人。但是，毛泽东对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后夺权的迹象也很生气。早在1972年，他对江青花一周时间跟打算写一本江青传记的美国学者洛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谈话（就像当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希望宣传他本人的崛起一样）就十分不快。

提拔邓小平一事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江青后来在1976年批邓时说，邓小平1973年春天刚回京时，她和毛泽东之间的问题并不像后来那样严重。这也许要归因于毛泽东，他在1974年夏天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让江青少闹事，他还告诫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江青挖空心思想挑起毛对邓的疑心。在宣布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两周后，她恰好看到报纸上有一篇赞扬中国制造的轮船“风庆轮”的文章。邓小平这时想扩大外贸，因此支持交通部关于中国尚无能力建造大型货轮、若想在短期内增加外贸就只能购买外轮的结论。江青读到报上那篇文章后说，中国已经造出了万吨巨轮“风庆轮”，周恩来和邓小平却要浪费国家的钱去买外国船。她又说，邓小平一直想买外国船，这说明他和交通部的干部有买办心理，崇洋媚外。她说，自己造的船同样很好，“我们不是也造出了‘风庆轮’这样的万吨巨轮吗？”

第二次炮轰发生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指责邓小平支持购买外轮，说他是在搞洋奴哲学。她宣称中国自己也能造大船。邓小平通常能够保持冷静，但江青的不断指责让他失去了耐性。当时他对江青试图提拔立场摇摆的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也很生气。他心想，50年前他出国时，乘坐的是一艘西方制造的5万吨轮船，这样的大船在当时就已经不稀奇。总之，中国在船运方面已经大大落后，而江青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邓小平发火后，在李先念劝说下满脸通红地愤然离去。他后来对周恩来说，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他七八次，让他忍无可忍。

10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飞到长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状，让毛泽东怀疑邓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大任。可是见面的结果只是使毛泽东更加怀疑王洪文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两天后的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时，邓小平也被叫去参加了会见。

当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和邓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对江青很生气，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击别人，她却跟人斗个没完。他在11月批评江青，说她到处插手，批评政府文件（例如关于购买外国轮船的决定），以及不经商讨就发文件，还想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己组阁。毛泽东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对江青说，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动作的红娘。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抛弃江青。但是至少在那时，由于毛泽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他压住了江青，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