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名字是很具特色的，一看到就会让人联想起出家的僧人。其实，他的原名并不叫包惠僧，据《包氏宗谱》载，他原名德芬，号梅生。据说他刚与董必武认识不久，董必武在写给他的信中把“梅生”写成了“惠僧”，后来他就将错就错，把名字真的改成了“惠僧”。包惠僧，1894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州市)东乡包家畈村，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中都做出过成绩。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在蒋介石政府中从事工作。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接下来的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自己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却只能栖身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令人感慨万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澳门回到北京，走向了回归之路。

结识陈独秀成为武汉党的组织负责人

包惠僧与陈独秀,一个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920年初,两次不寻常的采访,使陈独秀成了包惠僧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42年夏,一个长途电话,使包惠僧成了陈独秀人生道路的送终人。前后22年,两人虽离多聚少,彼此却刻骨铭心。

包惠僧政治生涯的转机，是从采访陈独秀以后开始的。

1920年2月2日，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武汉。

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风采言论，早已为武汉进步人士所仰慕,得知他来汉的消息，一时邀请他演讲的人和采访他的记者络绎不绝。据当时报刊报道，陈独秀在汉4天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包惠僧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了陈独秀在文华大学的演讲，又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大学访问了陈独秀。

“我叫包惠僧，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包惠僧见到陈独秀，首先作自我介绍，言谈中流露出自卑的神情。

“当记者也好！”陈独秀热爱青年，鼓励包惠僧说:“当记者也能为社会服务。”

“先生《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太精采了！”

包惠僧说:“您所讲的社会改造的方法，必须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必须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亨。必须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三个打破，卓识谠论，颇受青年学生欢迎，我是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中国社会的改造，要靠青年。”陈独秀对包惠僧的评论颇感满意，接着说:“我在去年6月就讲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随后，陈独秀与包惠僧又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婚姻自由等问题。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要求陈独秀指导他读书自学。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很快就过去了，包惠僧受益匪浅，他本来想更多地聆听一些陈独秀的教诲，又不忍心占去这位“圣人”更多的时间，于是起身告辞。

“太打扰先生了，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通过这次采访，包惠僧愈益崇敬陈独秀，惜别时无限深情地说。

陈独秀显然被眼前的这位青年感动了，目送包惠僧时，一再安慰他说:“以后一定还有见面机会的，一定还有。”

8日晚上，陈独秀乘车北上返京。包惠僧又特地赶到汉口火车站为陈独秀送行。这样，包惠僧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陈独秀的脑海中。

不久，包惠僧的一位同乡族人包彦臣从上海回到武汉。包彦臣是同刘伯垂一道从广东经过上海回到武汉的。他见包惠僧是搞新闻的，就告诉他，刘伯垂回来打算办报纸或杂志，要他去帮刘伯垂。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到金家客栈来找他。刘伯垂先将陈独秀写的一封信交给包惠僧，然后才说明自己的来意。他说，他这次路过上海，拜会了陈独秀，陈介绍他参加了他们创建的共产党组织，并要他回武汉找几位同志，一起创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

像在暗夜里突然看见一线曙光，包惠僧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和激动。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陈独秀的来信。包惠僧当然不知道，刘伯垂在找他之前，已经找到了正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董必武和陈潭秋。

刘伯垂找到包惠僧之后，又去找了郑凯卿。很显然，这也是陈独秀的安排。

1920年8月的一天，包惠僧与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聚集在蛇山北麓的抚院街97号董必武和张国恩合办的律师事务所里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他宣读了一份他带来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大纲草案，报告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接着，研究了小组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工作计划。在会上包惠僧当选为小组负责人。

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筹备建党

1921年春节前夕，包惠僧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所在地———法租界的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准备去莫斯科留学，这里的负责人李汉俊告诉他，因为党组织没有经费，赴莫斯科留学不能成行，要包惠僧暂留上海工作。于是，他便留下来参加小组的活动，与杨明斋负责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上海小组对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的组织工作和一些对广大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1921年5月1日，上海小组组织了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惊动了上海的反动当局。法国巡捕房跟来武装巡捕搜查了上海小组的机关部。新渔阳里6号呆不下去了。李汉俊对包惠僧说，这里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工作没法干下去了，要他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要么请陈独秀回来，要么把机关搬到广州去。

包惠僧从上海乘船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了上海的情况。陈独秀不同意把上海小组的机关搬到广州来，他也没有回上海的意思。他要包惠僧暂在广州工作。包惠僧开始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时广州小组已由谭平山任书记，成员除陈独秀之外，还有陈公博、谭植棠等人。

包惠僧到广州以后，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荷兰人来到上海。他就是列宁亲自委派来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他的使命是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马林是6月3日到达上海的。一到上海，他就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执行同一任务的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取得联系，然后，两人一起跟李达、李汉俊秘密见面。这时，已由李达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

马林听完李达和李汉俊的汇报，建议马上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此后，便由李达和李汉俊分头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写信，要求每地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并由马林提供经费，随信给每名代表寄去100元路费。

广州的陈独秀收到李汉俊的来信和汇款以后，召集广州小组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推举代表的会议。经他提名，陈公博当选为广州小组代表。后陈独秀又指定包惠僧为代表。包惠僧是7月20日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晚上，他参加了在博文女校召开的预备会议。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设在李汉俊家里，地址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

包惠僧与来自各地的1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自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

会议在这里开了3次，听取了马林的报告和各地代表的发言，讨论了党纲和劳工运动计划。7月31日，由于有法国巡捕搜查，代表们转移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上午顺利通过了党纲和劳工运动计划；下午讨论宣言时，发生了一些小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孙中山。包惠僧认为孙中山也是军阀，不同意联合孙中山。他说：“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很多同志同意他的意见，可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董必武发了好几次言，认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不是军阀。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竟都是湖北人。

争论的结果怎样呢?据包惠僧说：“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这一段删去了”。这就是说，包惠僧的意见被否决了。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选举结果: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闭幕不久，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10月4日吃过午饭，包惠僧和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却不幸与陈独秀、杨明斋、柯庆施、高君曼一起被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经马林等全力营救，陈独秀夫妇和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先后被保释出狱。

初试锋芒领导开展工人运动

包惠僧出狱不久，便从上海回到了武汉。

包惠僧找到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负责人陈潭秋，随后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

在中共武汉区委成立的时候，还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包惠僧与陈潭秋、黄负生商定，区委的工作除发展党的组织以外，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

陈潭秋告诉包惠僧，10月中旬，地委领导了粤汉铁路徐家棚机车处工人的一次罢工，那里工作有基础。于是，大家把主攻方向定在徐家棚，并决定从办工人夜校入手。不久徐家棚工人补习学校开学了，夜晚开工人补习班，白天开工人子弟班。仿佛沙漠上出现了一片绿洲，补习学校吸引了这里的大部分铁路员工。不久，党组织就在这里发起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包惠僧一般隔天去一趟，至少也是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包惠僧又着手开辟京汉铁路工人工作。就在这时，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爆发了。

得到罢工的消息后，包惠僧立即召集区委和分部会议，决定全力以赴，领导这次罢工。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海洋里不能自主沉浮

“中山舰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大佛寺办起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专门训练从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工人员，包惠僧在那里任政治教官。这个训练班结束后，他又在国民政府训练部主办的一个战时政治训练班担任班主任。这两个训练班都是为北伐培养干部的，学员毕业后都分派到各军。

办完这两个训练班，包惠僧便闲在广州没事干，中共中央决定他到莫斯科学习。7月底，包惠僧离开广州，准备先到上海再赴莫斯科。然而，包惠僧到上海没有几天，中央又通知他回广州工作，据说周恩来给中央来了信，说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要成立政治部，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又要随军北伐，要包惠僧回广州担任这个后方政治部的主任，这样中央就决定包惠僧不到莫斯科了。

包惠僧到了广州，去找陈延年和周恩来接洽工作，方知蒋介石没有批准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计划，当然也就不用成立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须另作安排。不久，包惠僧收到一份委任他为国民政府特派员的委任状，令他陪同西北军代表刘骥等人到北伐前方工作。他们9月上旬从广州乘海船先到上海，然后乘太古公司轮船抵达汉口。这时，北伐军还在进行攻打武昌城的战斗。

按照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安排，包惠僧担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西北军的几位代表也暂时安置在武汉，由包惠僧代表行营同他们联系。包惠僧一身而二任，上午到行营办公，下午到新闻检查委员会上班。

武汉三镇被北伐军相继攻克以后，逐渐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筹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筹建武汉分校的重任落在邓演达身上。他要物色一名得力的助手，负责筹建武汉分校的具体工作。随着新闻检查委员会的裁撤而空职的包惠僧，成了邓演达圈定的人选。

筹建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选定校址。包惠僧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两湖书院旧址，也就是他的母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舍。在征得邓演达的同意以后，包惠僧与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联系，把这里的全部房屋接收过来，开始改修扩建。校舍修建工程进展很快，仅一个多月就竣工。校舍刚刚建成，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个总队就开到这里。

筹建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拟定教育纲领。邓演达要包惠僧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进步人士的意见，起草一个教育纲领。包惠僧以邓演达的讲话记录为基础进行修改补充，完成了这个任务。

筹建工作的第三件事是招生。邓演达亲自担任招考委员会主席，日常工作由包惠僧代理。包惠僧在招生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计划名额有限，要求上学的考生太多。他不得不天天接见这些考生。但接见也只能说说道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学校不得不采取严密的警卫措施，保证考试顺利进行。通过考试，共录取男生986名，女生195名。

新生入伍不久，邓演达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讨论国民政府迁都的会议，行前将校务交包惠僧代理。不久，根据包惠僧的要求，邓演达电请蒋介石委任包惠僧为第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很快复电照准。第一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整军扩编，迫不及待地要包惠僧就职视事，便在荆门防地代替包惠僧发表了就职通电。

包惠僧准备到荆门一师防地视事。行前，他来到行营向邓演达辞行。从行营回来以后，包惠僧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行期，陈独秀复信要包惠僧同当时正在武汉的张国焘接洽，包惠僧因对张国焘有成见没有去，不料因此铸成大错。

包惠僧到达荆门的时候，已近1927年春节，他受到全师官兵的热烈欢迎。正月初一，包惠僧和夏斗寅率部从荆门出发，移防宜昌。部队到达宜昌后，即开始整训。

包惠僧完全按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在师、团、营、连各级成立国民党组织；改善行政管理，废除对士兵的体罚；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同时，还设法将全师的给养由原来每月的12万元增加到15万元，保证给士兵按月发饷。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变。这时，总司令部已颁发新番号，将第一师改为独立第十四师。不久，包惠僧因赴夏斗寅部之前没有按陈独秀的指示与张国焘接洽，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他一气之下，辞去了在这个师的职务。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上旬，川军杨森部进驻宜昌，夏斗寅未经请示，擅自移防沙市，欲进攻武汉。邓演达要包惠僧前去说服夏斗寅退兵。当包惠僧赶到嘉鱼见到夏斗寅的时候，进至纸坊的夏部叛军已被叶挺所部击溃。包惠僧没有说服夏斗寅。

中共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因为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包惠僧的内心是不服的，但他又不得不接受。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叛变革命，随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周恩来通知包惠僧到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工作，要他先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几天后，部队南下，向广东挺进。恰在这时，包惠僧病了，他向周恩来请求暂留南昌治病，待适当时候再去找组织。周恩来同意了包惠僧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病愈后到武昌去找组织。

起义部队南进以后，包惠僧在南昌住了50天，后辗转湖北、江苏，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到上海以后，包惠僧遇上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丁默村等人。这时他才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在南进途中失败了。于是，他便“由悲观而失望，由失望而消沉”，“和这些人一起走上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不久，包惠僧开始担任《现代中国》杂志撰述。这是一个站在国民党的左派(一边)，站在共产党的右派(一边)，对两边都取批评的态度的杂志。出了11期，就停办了。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抵达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8月9日，包惠僧出席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被推选为该党的中央委员、财务委员会主席兼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此期间，包惠僧接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的邀请，要他到武汉供职。包惠僧权衡再三，决定离沪赴汉。他请求邓演达暂时停止他在该党内的工作，然后，从上海跑到了汉口。

人在歧路中艰难行走

包惠僧到达武汉后，被委任为何成浚的幕下参议，支少将薪。不久，何成浚为包惠僧的事给此时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过了好久，何成浚才转给包惠僧一封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来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奉谕请包惠僧刻日晋京，并将行期电告。

包惠僧到了南京，见到了蒋介石。他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支中将薪。从此，包惠僧便来往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完全是政客的态度，官僚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包惠僧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一面为邓演达着急，一面也为自己担心。果然，不出半月，麻烦来了。这天，包惠僧在武汉接到行营转来的一封急件，拆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信封里装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发给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大致内容是邓案与包惠僧有关，应立案查办。蒋介石亲笔批示:着包参议申复，毋庸立案。

何成浚很替包惠僧担心。包惠僧想，躲是躲不脱了，只有硬着头皮前往南京。一到南京，包惠僧便来到中央党部找陈立夫。谈话中，包惠僧一口咬定他同邓演达只是在黄埔军校同事，是好朋友，在上海也常见面，但只谈了一些有关“第三党”的问题，没有加入“第三党”。陈立夫要包惠僧写一篇文章说明同邓演达的关系，包惠僧说他不能落井下石，陈立夫说你至少要写一封信给中央。包惠僧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事情就似乎了结了。

就在包惠僧这封信送上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本侵略军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东北全境沦陷。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不得不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第二次宣布下野。包惠僧随之调任国民党政府属官。

1932年3月，蒋介石复出，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包惠僧调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包惠僧到军委会上班，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不接受他，机要室里也没安排他的办公桌。他一气之下去找蒋介石。蒋介石说：“跟我到汉口去‘剿匪’。”这时，为了加紧对武汉周围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国民党在汉口设立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

包惠僧当日便从南京出发，赶往汉口。三省“剿总”秘书长杨永泰是包惠僧几年前在上海时的朋友，他想总会有一点关照。谁知包惠僧来到“剿总”，杨永泰却说秘书处的编制没有他的名字。包惠僧问是什么道理，杨永泰说：“你是派在党政委员会任编辑工作。”后来，包惠僧才知道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名字下面批了这样几个字“此人不宜用在部内”。

党政委员会的全称是党政军监察委员会，隶属三省“剿总”，张难先任主任。包惠僧去找张难先，张难先说还没接到通知。后来，包惠僧被派到湖北党政会议任委员，到职以后，开了几天会，到鄂西7县视察了一个月，他便请假回到南京，托周佛海写信给杨永泰辞去了湖北的职务。周佛海此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从此，包惠僧便成了军委会的挂名秘书。因为不办公，他只能领少将秘书薪水对折后再打八折的工资，每月128元。如此微薄的收入，当然不敷养家糊口。他只得通过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处长邱清泉和教育长张治中的关系，在中央军校弄了一份兼职教官的差事，每星期去讲6个钟头的政治学。

1935年7月，国民党防空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杰找到包惠僧，约他到该会担任编审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主编防空杂志。包惠僧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又因杨杰被何应钦排挤而去职。这几个月中，包惠僧主编了5期防空杂志，编写了一套《国民防空之基础知识》丛书，总计100多万字。

包惠僧的工作赢得了杨杰的好感。杨杰看到包惠僧在军界很难再混下去，便保荐他转任文官。1936年1月15日，包惠僧接到了一份担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简任三级参事的委任状。到1947年，包惠僧任过人口局长、户政司长等职。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

在思考中走向回归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包惠僧又一次面临新的选择。包惠僧想：我虽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几年的事，蒋介石集团始终认定我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一个人，再跟蒋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向内政部提出辞职。

这时，不少人纷纷逃往台湾，包惠僧也办好了赴台湾的证件。不过，他没有到台湾，而是携家到了澳门。包惠僧在思考，思考下一步该走哪条路。这时，全家的生活就靠那点遣散费。可怜区区薄资，能支撑几个时日?单从养家糊口考虑，也要另谋一条生路。然而，此地人海茫茫，却举目无亲，除了家人，连说句话的人也没有。贫困、孤独、空虚、彷徨，像4条巨蟒缠绕着他焦灼的心。

开始包惠僧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他想写一本回忆大革命时期的书，提纲都列出来了，但心安不下来。后来，他在家里烦闷难受，就跑到中央酒店的赌场里碰运气，然而手气不佳，输多赢少，正可谓借赌消愁愁更愁!

这天又是一输到底。包惠僧正要离开赌台，却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许克祥!没错，就是他———当年共产党的死对头、“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此人还是那般獐头鼠目。包惠僧听说他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又看到他在赌场上一掷千金，心里像打破了一百只五味瓶。

包惠僧更加注意来自北平的新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甘肃省会兰州解放；青海省会西宁解放；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孙兰峰等率部起义，归绥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等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这一则则新闻，就像一声声春雷震撼着包惠僧的心。他感到激动，感到振奋。然而，令他更加激动和振奋的还是接踵而来的另一则特大新闻———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包惠僧终于作出了“靠拢共产党”的抉择，他一口气写了一封书信、两份电文。信是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两份电文，一份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份给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给周恩来的电报，全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

周恩来兄鉴:

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使船，当来晤教。

弟 包惠僧叩

包惠僧托一位可靠的朋友在香港把信和电报发了出去。之后就是等待，等待，焦急的等待!短短20来天，竟是那么漫长。回电终于来了，包惠僧大喜过望，因为电文中分明写着欢迎他北上的字样。他领着全家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停当，便赶到香港，筹资北上。

11月29日，包惠僧抵达北京。熟悉的街市，熟悉的京音，过去的情景恍如隔日，可他离开这座古城已经26个春秋了！

包惠僧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第二天，董必武请他吃饭，董必武对他说：“你回来是党中央的决定。”包惠僧非常感动，也非常兴奋。他跟董必武谈起了自己沿途的观感。他从天津和北京良好的秩序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俭朴气象和政府的严肃作风。他说这种气象不仅不能与抗战时期的重庆、成都、昆明相提并论，就是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长沙、广州也大不相同。董必武给他介绍了一些平、津解放后的政府建立革命秩序、整理市政、安抚流亡的艰苦工作情况，包惠僧实实在在感到了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政府。

几天以后，包惠僧接到一份请柬:周恩来邀请他们夫妇到中南海赴宴。12月25日下午，包惠僧带着妻子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宴会的除他们夫妇外，还有一二十人，都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各方人士。

宴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留一下，我还有话要跟你讲。”

送走其他客人，周恩来同包惠僧坐了下来。“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周恩来的问话带有一点埋怨，但更多的是真诚。

包惠僧此时的心情是异乎寻常的复杂———有强烈的震撼，有由衷的感激，更有深深的悔恨和愧疚。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恨不得一头钻进地底。然而，老朋友的如此真诚和坦荡，使他陡然生出一种崇高感。他仿佛正仰望着一座直耸云霄的高山。他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舒畅，那郁积心中22年的苦闷衷曲一下子倾泻出来……

谈话整整进行一个半小时。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一大家人，也要生活嘛！”这显然是对包惠僧那一段历史的谅解。“不过，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没有资料记载包惠僧接着说了些什么话。不过，在不久他写的一篇自传里的一段话，或许能够表明他此刻的心情：“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我精神上很感觉温暖，仍然免不了惭愧。我愿意贡献我的劳力给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1950年1月27日，包惠僧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报到。他被分配在政治研究院四班三组学习。上革大就要过集体生活，包惠僧开始真有点不习惯。但他想：“冲锋陷阵的事我也干过，这点苦头把牙关一咬也就过去了。”所以，他一切都按规定去做，什么事都不敢落后于人。果然，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切都习惯了。

教材发下来了，包惠僧一看，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以外，大多数是他二十几年前看过的，甚至教过别人的，便以为这是旧戏新唱，没有什么困难。可是，一讨论发言，他便发现别人比他讲得好，自己讲得总不圆满，有时还是错误的。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离开革命时间久了，理论水平落后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还没解决，才感到学习的不易，学习态度端正了，效果自然就好得多了。

经过半年多学习，包惠僧写了一份长达3万言的《思想总结》。这是一篇全面系统的自我剖白。包惠僧对自己前半生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对每一阶段的错误及其根源进行了检讨，虽然有的地方过于简单，但他的态度是真诚的。

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包惠僧领到了一张盖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大红印章的毕业证书。车窗外几支红梅，心腑中一片春意，包惠僧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革大校园。

包惠僧从华北革大毕业以后，就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先当研究员，后任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