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集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词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一身，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伟人，任何诋毁他老人家的言辞都应该受到批判，任何诋毁他的人都是不自量力、不懂得历史、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势利小人，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打入十八层地狱！毛主席是伟人，并不是一点错误没有。谁也不能保证做的事情全部正确，但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一代伟人终生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创造了新中国历史，那一代人的清正廉洁是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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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二、生平：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他的父亲毛贻昌是富裕农民，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普通农村妇女。

在县城里读书的比毛泽东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借给了他一本郑观应1894年创作的《盛世危言》。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现代工业技术、政治军事先进。毛泽东一口气通读了十几遍，他才意识自己国家正处在民族危难之中，需要新的人才，决心为国奋起。

三十年后，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在延安时的采访时，他回忆当时场景，还能清晰的背诵出书上开头的句子：“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0年，毛泽东16岁时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在那里他熟读梁启超刊登于日本报纸上的唤醒中国青年人文章，接触了改造社会的思想。

1911年，毛泽东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在革命党报纸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新闻后，在学校张贴文章支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并带头剪掉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起义响应，毛泽东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

1912年2月清帝退位，毛泽东认为其参军目的已实现，退伍回长沙继续求学。3月，毛泽东考取湖南公立高等商业学校，但一个月后因为英文跟不上教学而退学。随即毛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少而规则繁琐，退学在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但毛贻昌不同意毛泽东的自修，并拒绝继续提供费用。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随该校并入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6月毕业 。在读期间，毛泽东深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器重。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罗学瓒、陈章甫等人创建新民学会。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二十四名青年离开长沙，于8月19日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外，毛泽东还首次见到了陈独秀，对他本人影响非常大。

1919年春，毛泽东南下上海为出国勤工俭学同学送行。4月6日，回到长沙。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但8月中旬便被张敬尧查封。9月13日，毛泽东在当时联省自治活动中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自治，呼吁“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1919年12月，参加湖南驱张请愿团，再次到达北京。1920年之前，毛泽东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并主张“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与同时期的其他青年人相似，此时毛泽东的思想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及新村主义的集合，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华盛顿、克鲁泡特金及过武者小路，但并不崇尚马克思。在1919年7月的《湘江评论》及其发刊词中，他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即“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 炸弹革命 、 有血革命 ”。

1、中共建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1923年6月，毛泽东以湘区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国共合作。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表示赞成工农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并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其中毛为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9月，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中共湘区党委夏曦等建立湖南的国民党组织。三个月后，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前往上海。

1924年1月毛来到广州，代表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毛被派往上海继续帮助国民党做组织工作，他在中共党内的职务是组织部长，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毛是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叶楚伧正在策划“处置共产分子”，“用尽办法把毛赶走”，毛在与叶的斗争中处于下风。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毛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周旋，一面维护国共合作，他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写道：“（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因此在中共党内，他被张国焘和李立三嘲讽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12月，重病的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养病，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9月，毛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月，代理汪精卫的国民党宣传部部长职务。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5月，国民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因此不再担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主要工作从革命宣传转向农民运动。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在武昌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2、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在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发生后，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会议中，毛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会议决定派遣毛泽东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秋收起义。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

1928年4月，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受挫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合并为红四军。5月，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被国民党将领何键逮捕并枪杀）。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到红色江西的中心。这时中共中央进行肃反运动，宣布彭德怀军里发现了AB团组织，并对一部分中共党员采取逮捕和处决措施。其中有人暗中使离间计试图分裂毛泽东和彭德怀，被彭识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前委书记，古田会议明确了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红旗还可以打多久”的疑问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即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1931年11月1日到5日，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项英主持会议并批判毛泽东，并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毛泽东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1931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在中国革命成熟的地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有影响，所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井冈山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在瑞金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称呼为“毛主席”。

3、长征时期

王明领导集团进入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并执行与前四次反围剿不同的战略和政策，最终在中华民国国军对其进行的第五次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八万六千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了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长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之为“流窜”）的战略转移，毛泽东率中央政府随军行动。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了遵义。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进入中共最高层。1936年12月7日，统一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安县组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

4、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0月10日达成《双十协定》。但次年（1946年）6月即因国共双方谈判破裂，此后双方除了边打边谈外另互相指责对方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武装国民革命军进攻湖北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后于4、5月相继到达西柏坡。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在毛泽东领导下，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1949年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发起时发生紫石英号事件，4月22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社论《抗议英舰暴行》。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主持制定具有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典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6、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东北丹东等地实施了空袭行动。1950年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10月19日攻占平壤并迅速推进至中朝边境饮马鸭绿江畔。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彭德怀为志愿军总司令派遣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参加朝鲜战争。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起于中朝边境止于三八线，历时三年，前后共78万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歼灭联合国军109万，包括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内14.7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阵亡，22万志愿军负伤。

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役中被残忍的美军汽油弹烧死，壮烈牺牲，墓地仍然在朝鲜。

彭德怀元帅说：毛岸英是第一个志愿军。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7、肃清反革命反动派、反右

1956年春，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宣传他关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矛盾的想法，被认为体现了开放的思想。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300-303。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供应紧张，社会矛盾也开始抬头，全国先后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也开始变多。一些中共干部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造成矛盾激化。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些问题，他将之解释为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旧的矛盾后必然会浮现的新矛盾，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在9月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开始酝酿再次对中国共产党整风，他批评许多中共党员存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提出必须用党内思想教育的方法克服这些严重的缺点:308-310。他在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并肯定了群众反抗官僚主义的行为。这次会议决定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的党内整风，毛泽东说，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都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不能采用武力。

经过多次小范围通气吹风之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向党内外讲话，宣传他关于如何在思想领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到会的各方面人士1800多人反响热烈。这个讲话经过补充，写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下发，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拉开了中共整风的序幕。然而，与党外人士对毛泽东的热烈回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党内的抵触情绪，《人民日报》等中共机关报对毛泽东的讲话一声不响，让毛泽东尤其不满。

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4月30日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11，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整风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311-312。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在党内高层传阅，表示中共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这是毛泽东准备反右的信号:316。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即“成立平反委员会”。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

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现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和强烈反应:315-316。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这是为什么？》。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的对敌斗争:317。毛泽东将他在5月初请党外人士放开批评的决定解释为“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最初认定全国有“右派”四千人，但“反右运动”在邓小平和彭真的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把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打成了“右派”。

8、人民公社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此后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时间内，工业产值暴增，钢铁、煤炭等工业产品产量激增，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增长，并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体扫盲。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工业增产，使得浮夸风、高指标、乱指挥蛮干盛行，为大跃进最终失败埋下伏笔。由于大跃进后期国家工农业生产失衡，许多人发现问题，中共召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庐山向毛泽东上书，原本主张“纠左”的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再次展开，彭德怀被解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安排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北京小住三日。8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身着泳衣迎接身着西服革履的赫鲁晓夫，双方会晤后中苏双方同时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此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援助中国。毛泽东认为苏联试图通过和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来全面控制中国，苏联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8月20日，毛亲自下令实施金门炮战，炮轰已迁徙驻扎在金门县的国民党守军。

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四清运动”，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1963年3月，首都各大报纸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当时中国大陆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9、文化大革命

1965年11月，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打倒了罗瑞卿。12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该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但遭到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抵制。

1966年，彭真等人为此事起草了《二月提纲》，将辩论局限在学术角度，不进行政治批判。未经毛泽东同意，彭真将此提纲下发全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严厉批判了二月提纲，将彭罗陆杨打倒。5月16日，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遥控康生等人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掀起了文革序幕。

入夏后，北京学生开始组织运动，刘少奇组成了工作组，压制学生。8月，毛泽东返回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严厉批判刘少奇，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举行了新一轮常委选举，林彪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降为第八位。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身份出现在媒体上。8月起，毛泽东数次接见红卫兵。北京及全国各地陷入混乱状态。12月，北京出现公开标语，打倒刘少奇。1967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同月，经毛泽东同意，陶铸被打倒。8月，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毛泽东打倒。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决定将刘少奇开除出党。

1969年发生了在珍宝岛的中苏边境冲突。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再度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全会批判张春桥，毛泽东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以“反潮流”的精神将会议逆转，批判陈伯达。此次会议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的转折点。随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直指军委办事组和叶群。

1971年8月，毛泽东秘密南巡，沿途不断打招呼，宣传第十次路线斗争，为林彪倒台作舆论准备。消息辗转到达林彪处，林立果“小舰队”企图暗杀毛泽东未遂。9月12日毛泽东突然返京，林彪等人连夜乘飞机出走，即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身体急剧衰退。1972年1月，毛泽东发生休克。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毛泽东启用王洪文为接班人，不久对他失望。随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

1974年，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将林彪与孔子放在一起批判。同年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

11月，毛泽东在长沙批评王洪文，决定邓小平等人进入国务院。

1975年，毛泽东发起了批判宋江运动，11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1976年4月，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姚文元攻击周恩来的事件表示抗议，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出现大量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诗抄。病榻中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话，认为是邓小平发动，将其定性为四五反革命事件，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而事实上确立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0、不幸去世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身体状况急剧衰退，在1972年初曾发生严重休克。此后又发生白内障，双目失明，直至1975年手术后恢复一半。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日下午4时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公布这个消息。毛泽东是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后，第三位于同年去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高规格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全国各地同时举办相关的追悼活动。

1976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永久保留毛泽东遗体，并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在纪念堂竣工前，遗体暂时保留在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于1977年9月转移至纪念堂，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重申不会改动毛泽东遗体，目前毛泽东的遗体仍旧保存。

11、总结人生

自我定论：一生干的两件事，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

12、尼克松回忆录的记载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1976年2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二十多天后，7月6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13、毛主席的家庭

父辈

毛泽东父亲名毛贻昌，字毛顺生。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的胎儿夭折经历，故毛泽东幼年时，其母带毛泽东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干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

妻子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罗一秀：1907年由父母包办结婚，但毛泽东本人不接受这桩婚事，也没有与罗氏同居。毛贻昌除了把罗一秀列入族谱以外，对毛泽东的反抗并无办法。1910年春，罗氏因痢疾而病逝。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提起：“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毛泽东虽不承认这门婚事，但对罗氏却是记着的。解放后，罗氏胞兄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京，毛泽东欣然同意。当时许多亲属想去北京，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但对罗石泉却破例，这或许反映了他的某种歉疚之情。

杨开慧：1920年结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毛泽东妻子杨开慧逮捕，后将其枪杀。

1957年，毛泽东在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问“骄杨”当何解释？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命，焉得不骄？”又有一次，毛岸青、邵华夫妇请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他又把“骄杨”写作“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贺子珍：战争年代极为动荡，毛泽东不知道杨开慧的死活，1928年6月与红军干部贺子珍结婚。1937年10月，因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生有3子3女：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杨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四子毛岸红乳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959年，毛泽东登上庐山。他与贺子珍的老友曾志谈话后，决定和已经分别22年的妻子见上一面。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对庐山格外眷恋，又先后三次上山休养。毛泽东永远忘不了贺子珍。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也曾谈到他和贺子珍的关系，说自己有责任，贺子珍也有责任。他还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忍耐一些。

江青：1938年秋结婚，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及四人帮的首领。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医期间上吊自杀。生四女李讷，随母姓（当时胡宗南带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毛主席化名李德生）。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的确比较出众。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她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因此，她的着装很讲究，总是显出娇好的身段。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也许，江青的出现，让毛泽东感到清新的同时，也让他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藉。

子女

与杨开慧所生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遇美军飞机轰炸阵亡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生于1923年，2007年逝世。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生于1927年，1931年在上海病死。

与贺子珍所生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杨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为何毛泽东的女儿姓李？　毛泽东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一个司令部，，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起个代号。”

毛泽东表示赞成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就叫李德胜，‘离得胜’的谐音。”周恩来接着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毛泽东给任弼时的名字是史林，因为他是支队司令，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与江青所生

江青（原名李云鹤）/四女李讷。（随母姓，也有资料称姓李的原因同李敏一样，都是随“李德胜”的化名）。

孙子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生于北京，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少将。

曾孙

儿子：毛东东（2003年出生）：毛新宇之子

女儿：毛甜懿（2008年出生）：毛新宇之女

其他亲人

毛泽东的亲属中，因为革命、战争而牺牲或意外逝世的有13名：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毛泽覃之妻赵先桂、毛泽覃继娶贺怡、毛泽建丈夫陈芬，表侄王德恒、内侄女杨展、杨开慧堂兄杨开明、杨开慧表弟向钧。

伟人的下一代

“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这是一个不幸的父亲。他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3任妻子共育有10个子女，有的不幸夭折，有的下落不明。解放之后，身边的子女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4人。

获悉长子毛岸英牺牲，毛泽东伸手拿烟，几次都没能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

他那些在战争年代失去的子女包括:

1.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在长沙，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战争中牺牲；

2.三子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出生在武汉，1931年在上海失踪；

3.长女毛小敏，又名毛金花，1929年3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的一个孩子，因队伍要走，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毛泽民去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解放后辗转有了消息，称毛小敏在福建龙岩，但毛泽东和贺子珍生前均未同她再见过，未能证实）；

4.贺子珍所生第二个孩子，男孩，1930年生下来就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5.毛岸红，1932年11月出生，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把他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苏区沦陷之后，毛泽覃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6.毛妹，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贺子珍在行军途中生下一个女婴，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中。解放后，贺子珍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

7.客死异国的廖瓦，1938年在莫斯科出生，10个月的时候感冒，转为肺炎，不幸夭折，连中文名字都没有取。

14、部分名人对毛主席的人物评价

直至今日，毛泽东在中国及世界各国仍是一个评价不一的人物。

（心正语：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永远热爱毛主席；全世界的军事院校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在美国谁敢议论华盛顿？在日本谁敢议论天皇？中国现在还有多少人有真正的信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早就被蒋介石灭掉了！也就没有现在的新中国！中国更不会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就应该终生怀念毛主席，妄论毛主席就是犯罪！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不尊重毛主席就应该被枪毙！）

毛泽东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中共现在认为毛泽东当然是伟大领袖，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也就是他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民运、自由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认为他是用共产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狂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大独裁者，更造成了（旧）中国（儒道）文化传统和（官僚-地主-佣农）社会结构的断裂，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领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在执政期间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和国防科研体系，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局面，是开始了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指导思想，被列入各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开创的人民战争理论是解放军的指导作战理论。

（1）尼克松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其著作《领导者》中说：“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在吊唁致电中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2）福特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在吊唁毛泽东的致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3）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4）历史学家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H·哈特：“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乔治·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5）学者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6）苏联赫鲁晓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7）法国前总统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却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8）日本

日本第94任内阁总理大臣菅直人2010年6月12日在东京新宿站前发表街头演说，其中一段提到：“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美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

（9）赞比亚

赞比亚前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如果要说到某一个人，他解放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当时有五亿多人，这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至于你问我对他有什么印象，我说他既是一个伟人，又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的分析是正确的。发达国家自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你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珍视毛主席、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其他的同事给予我们的帮助，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并且依然是，但却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因为中国的领导毛泽东知道我国需要帮助，在我们困难的时刻，给予我们极大的援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极大的财富，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把所拥有的奉献出来与我们分享。”

（10）邓小平

毛泽东是世界现代史上重要，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心正语：所谓的争议人物之一，就是被打倒的一些人出来后报复毛主席产生了争议！世界上哪个伟人没有争议啊？说毛主席是争议人物的人是不是争议更多啊？！这些人对国家的贡献远远不及毛主席！道德人品、子女教育方面也差的太远了！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人，也都是些忘恩负义不道德的人！毛主席当然不是一点错误没有，比如说把一批老干部打倒后，虽然自己没有致他们于死地的意思，但是，被另一派利用了，冤死了很多人，包括抗美援朝功臣彭德怀元帅等。“

中国共产党现在认为毛泽东当然是伟大领袖，但是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也就是他的晚年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

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邓小平表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四、名字轶事

毛泽东的名字是按毛氏祖先早就排定的谱牒而取的。《毛氏族谱》定下的子孙名字族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比如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就是“恩”字辈，父亲毛贻昌，即是“贻”字辈，毛泽东和兄弟毛泽民、毛泽覃等都是“泽”字辈，毛泽东的下一代即“远”字辈，比如毛远新。

毛泽东一生中，除正名“毛泽东”外，还曾先后用过二十六个名字(包括化名)。

第一个名字是石三伢子，即毛泽东的小名。1898年，毛泽东5岁时，为了祈求长命富贵，素信佛教的母亲文氏领着他来到韶山观音石前焚香跪拜，认了“石干娘”。因毛泽东在家排行第三，故此父母家人以及乡人，都叫他为石三，或石三伢子。

第二个名字是“毛润之”。这是他早年常用的名字。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在堂长李元甫交给的一份表上填：毛润之，韶山人，17岁。毛泽东一师同学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曾写道：“今日星期天，约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两小时之旅行……”毛泽东在早期的书信和听课的《讲堂录》中，有时也使用“毛润之”或“润之”的名字。毛泽东曾以“润之”为名发表过《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原载《向导》第179期。

“润之”典出《周易·系辞》：“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说挂》亦有“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毛还曾以“子任”为笔名。

第三个名字是“子任”。1910年秋，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因其仰慕梁启超(号任公)，便以“子任”为笔名。

第四个名字是“毛学任”。第五个名字是“学润”。第六个名字是“润芝”。第七个名字“永滋”。第八个名字“咏滋”。第九个名字“咏芝”。第十个名字是“允滋”、 第十一个名字是“泳芝”。这几个名字的来历都与杨怀中(即杨昌济)有关。刘继兴考证，毛泽东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与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作家张恨水谈起：1915年下学期，已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其思想深受杨怀中老师的影响。杨是理学家，崇拜胡林翼。一次毛泽东写信给杨先生，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毛答：“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之或写成“润芝”，有时还写作“永滋”、“咏滋”、“咏芝”、“允滋”、“泳芝”。(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1941年本)卷十五载：“毛泽东，字咏芝，行三”)。

第十二个名字是“二十八画生”。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发表过征友启事，落款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三字的演化，繁体“毛泽东”三字为二十八画。

第十三个名字是“毛奇”。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还有个“毛奇”的外号。这个名字本是德意志建国时一位赋有文韬武略的着名将军(德文为MOLKT ，音译为毛奇)，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外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志向非凡，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当时毛泽东也常对同学说：“丈夫安为天下奇(宋代王延瑰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着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他还用“毛奇”这个名字写过一些文章。

第十四个名字是“毛石山”。是毛泽东1922年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所用的化名。他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等的信中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页)同年，他以此为名还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过《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第十五个名字是“杨引之”。1927年7月至10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福建西部农村养病，曾化名“杨引之”，“引之”的谐音即“隐之”，这个名字寄托着他对久别远方的爱妻杨开慧的思念之情。

第十六个名字是“钟英”。1932年9月6日，毛泽东向团中央执行委员汇报工作的报告手迹，落款署名为“钟英”。

第十七个名字是“杨子任”。在延安时，毛泽东给分别了10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还特地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用此名字不仅是为了故人免得因与他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的关系而遭迫害，也表达了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共勉，同时也表达了他和已故妻子杨开慧对他们共同尊敬的师长杨昌济先生无限怀念的深情。

第十八个名字是“李得胜”。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北、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将中共机关撤出延安。毛泽东说：“我们不可能固守一城一池，今天放弃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在胡宗南的强大攻势下，现在守延安则失延安，暂时离开延安则得延安。”这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同时，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李得胜”的谐音即“离得胜”，意为现在离开延安，则今后得到延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历史)

第十九个名字是“事任”。1946年，53岁的毛泽东曾用化名“事任”。当时抗日战争结束，国共鉴定停战协议，毛泽东看到了和平、民主的希望，他在停战令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然而，国民党政府很快暴露了假停战、真内战面目，毛泽东不再对国民党报任何希望，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成为毛泽东的最大人生追求和事业的全部，“事任”一名的含义就在于此。

第二十个名字是“马任”。“马任”显然与马克思有关，这一名字显示了他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己任，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第二十一个名字是“自任”。这一名字表明了毛泽东自我加压、负重拼搏的人生理想。

第二十二个名字是“周石林”。湖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陈焕文会长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名、字、号，据资料，除“毛泽东”外，毛泽东曾用过二十八画生，咏芝、子任，毛永滋，毛石山，李德胜，润之，周石林等。”

第二十三个名字是“涧西”。第二十四个名字是“毛万山”。第二十五个名字是“赵东”。第二十六个名字是“国彬”。毛泽东曾使用过的这几个名字都记载于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5]

五、主要作品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的主要著作集。

《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毛泽东文集》编入《毛泽东选集》以外的毛泽东重要文稿。

《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创作的旧体诗词作品。

六、重要贡献

1、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2、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3、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4、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5、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6、……太多了，数不胜数！

七、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1920年

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杨开慧结婚。

1921－1930年

1921年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1940年

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1950年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1960年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7月至8月，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1970年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1976年，中国政坛不平凡的动荡之年

1971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中国政坛大事记：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120年诞辰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上午9时，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毛泽东同志遗容，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

同时，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毛泽东活动，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制作了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