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原本是各自为战，后来才慢慢走向联合。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由于领导机构不一，根据地内矛盾重重。“九一八”事变后，南梁游击队被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二支队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当时部队进行整顿，谢子长事先毫无征兆地委任了执法队长，突然收了二支队的枪，打死了二支队的一个骨干，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没有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后率部投敌了。这些冲突为以后“肃反”埋下了祸根。

1935年，西北革命根据地部分领导向上海临时中央局报告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坚持“右倾”、“富农路线”，临时中央遂派遣朱理治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1935年9月底，朱理治抵达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先是抓刘志丹严刑拷打，之后将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成为屠戮的对象，最后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都在该杀之列。这些干部后来有230人遇害。

此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刘志丹被逮捕不久，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并被逮捕。而给习仲勋罗织的罪名颇为可笑：骂群众是土匪；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给富农通风报信。习仲勋被扣押后，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顶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他后来回忆：“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这批人埋掉。”习仲勋的很多战友确实也被他们活埋了。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后，局面有了转机。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后，马上派人解救了习仲勋等人。

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与贾拓夫同行的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在日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错误严重，形势危急，不容迟疑。接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下令：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然后，党中央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西北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及时、果断的，也是慎重、严肃的。11月2日，毛泽东来到下寺湾。3日，在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供涛为委员的党务委员会，审查西北错误“肃反”事件。

同日，党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等；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秦邦宪。会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迎战第三次“围剿”苏区的敌人；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北上瓦窑堡。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组建后，1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

11月7日，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受到了当地机关干部、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即下令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因西北错误“肃反”而被关押的100多人。

12月13日，毛泽东由前线回到了瓦窑堡，与周恩来等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蒙冤受屈的人员，给予他们亲切的安慰与鼓励。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