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杨虎城，性别：男 ，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17日

职业：军人，籍贯：陕西蒲城

杨虎城，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著名抗日爱国将领，1893年11月生，陕西蒲城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参加陕西护国军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1917年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司令。1924年与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曾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5年任国民军陕北总指挥，率师自榆林南下，击败了直系军阀吴新田。这时，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合作，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由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学校政治部主任，邀请一些共产党员教授政治课。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9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同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迫其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救国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即被长期监禁。

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在“中美合作所”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时年56岁。

杨虎城 - 生平概述

1908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

1912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

1916年参加陕西护国军起义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第3路司令、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司令。

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1924年与胡景翼、孙岳共组国民军，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

1925年任国民军陕北总指挥

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

1929年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

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12月12日，同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

杨虎城 - 主要事迹

1924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九·一八事变之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20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15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17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张学良扣没蒋遗嘱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1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杨虎城 - 家庭成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前后短短半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扭转了危急的抗日形势。然而，发动事变的两位将领之一的杨虎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杨虎城将军有过三次婚姻，育有十个子女，如今只有杨拯英、杨拯美、杨拯汉健在。除了早夭的以及与父母共同牺牲在监狱中外，杨家第二代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过，有的还为国家建设献出了生命。

杨拯英是杨虎城和第三位夫人谢葆真的二女儿。老人今年73岁，几年前从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如今和老伴生活在西安市信义巷的一处居民楼里。

虽然年过七十，杨拯英依然思维敏捷。她说，姐姐杨拯美从甘肃省政协退休，现在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安；妹妹杨拯汉从新疆退休，现在住在北京。

杨拯英说，西安事变发生时，姐妹们年纪尚小，最大的姐姐拯美也仅仅４岁多。为了防止事变出现意外，妈妈谢葆真把她们安排在西安郊区的远房亲戚家，由外婆看护。

在杨拯英老人的记忆里，父母的形象都已模糊了。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政协要筹备杨虎城纪念馆，她被调到省政协文史馆，才有机会完整地了解父母的生平。

杨拯英后来在一本名为《民国人物２》的刊物上写了母亲的小传。后来姐姐杨拯美在这个基础上搞了些调查，和她共同完成了《回忆母亲谢葆真》一书。

1922年出生的杨拯民是杨虎城长子，也是杨将军被害后唯一在世的儿子。杨拯民深受父亲影响，很早就参加革命。从1942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杨拯民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统战部长、县委书记等职。1950年，杨拯民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工作，杨拯民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他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1998年逝世于北京，并与同年被安葬在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杨虎城烈士陵园，与父母陵墓相伴。

杨拯坤又名周盼，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女。杨拯坤与哥哥杨拯民为一母所生，母亲是罗培兰。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女士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调入北京市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后，杨拯坤进入旅游部门工作，担任过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副总经理、北京旅游局副局长等职，1994年病逝。

杨五女儿杨拯陆（1936.3.12—1958.9.25），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同大哥一样，她选择了石油事业为祖国建设，主动要求到新疆石油管理局进行地质勘探工作，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队117队队长，1958年在三塘湖地区勘察石油地质时，遇到风暴雪，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寸步难行，不幸冻僵牺牲，年仅22岁。杨拯陆牺牲后，中共称她为“党的优秀儿女，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坚强不屈的模范共产党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把她勘察的三塘湖盆地的一个含油地质构造命名为“拯陆背斜”（包括新疆准葛儿盆地东部克拉玛依与北塔山之间的二塘湖旷野的地质构造）。

幺女杨拯国（1941—1949）(亦称杨拯贵)，1941年出生于狱中，1949年6日与将军及哥哥杨拯中一同遇害，1950年2月与将军等同葬长安杨虎城烈士陵园。

杨虎城的长孙杨协已经退休。今年４月杨虎城暨十七路军研究会在西安成立，杨协也获邀成为会员。

杨虎城次孙杨瀚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1996年移居加拿大。时值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杨瀚编撰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因为出国，杨瀚成了杨家后人里为数不多的与张学良见过面的人，1999年和2000年两次到夏威夷看望张学良。

杨虎城 - 囚禁和被杀害经过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违背诺言，将张学良公开扣押，逼杨虎城辞职赴欧美考察。“七·七”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响应中共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号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携眷返国。

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在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当获悉杨启程返国的消息后，他立即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指示办法。戴笠一回到武汉，就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三十余名，带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了宪兵一个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虎城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返抵香港时，“八·一三”上海战役早已发生，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向武汉怆惶撤退。于是他便先去武汉。当时蒋介石伪称要在南昌召见杨，杨在戴笠陪同下从汉口乘专机到达南昌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里。这时杨才知道中了蒋的毒计，万分愤慨，但已无可奈何。熊式辉的这所别墅，是一所独立的小洋房。担任内层警卫看守的，是军统便衣特务队。外层警卫岗哨由宪兵担任，防范异常周密。蒋介石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那样便难下手，所以决定先行扣押。当时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返西安，但蒋介石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后另有说法，杨夫人和公子是杨将军转囚益阳时才和他一道囚禁的。

约在一九三八年春南京沦陷时，蒋介石离开南昌之前，又令戴笠将杨夫妇及公子转移后方。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州到长沙，沿途警戒严密，上下车均在夜间。杨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住了一些时候，又被押往益阳桃花坪，住在军统设在那里的临时监狱附近的民房内。直到冬天武汉撤退时，杨全家又被解往贵州息烽。离开益阳的前一个晚上，军统将囚禁在益阳的二十多名进步人士杀害了。这些人是从南京、南昌、武汉等地撤退时移禁到益阳的。据当时看守的特务队长李家杰谈：杨听到附近的枪声和惨叫声，一夜都没有睡，他以为会在那里杀害他。他搂着男孩说：“我死了不知有谁来照料你！”他哪会想到，蒋介石以后杀害他的时候，连孩子也一同遭到毒手哩！第二天拂晓起程时，他看到特务们正在附近掩埋被害人的尸体，一语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到了贵州息烽县后，他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四、五百人的集中营，专门用作囚禁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的。中共四川省委车耀先、罗世文，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讯（庆）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人们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九年夏，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离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另找地方。以后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的玄天洞，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囚禁。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了一番，叫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以后，便将杨移送过去。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石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庙，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蒋介石对看守杨虎城的事极为重视，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为此，戴笠于一九四零年又亲往息烽布置，除在杨住宅四周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岗哨距离近，白天彼此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就是用大竹子划两道口，象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就发出很大的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哨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得接着敲打。象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从天黑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洞门口走动，他最爱走到距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室内呆着。

当时，戴笠时常派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诉苦。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的教育问题，杨很关心。由于军统不准他儿子上学读书（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求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来消遣。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每次同他谈话，他只谈在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一些东西，绝口不谈西安事变时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一个叫什么李虎城的人守西安的旧事，马上就不愿意再谈下去。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很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他听别人念东西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神情。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的谈话中，遇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他都能在听完以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这是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了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真是共产党员，不但对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经杨再三请求，才答应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去，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呢！杨夫人被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真的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房内不让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能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请求戴笠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李家杰因为经常反映杨夫妇的情况，看守有功，被提升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理戴笠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他外表较李对人温和，而实际上同李一样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经常请息烽军统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好转，才准许杨搬回新洞自建的屋内，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笠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长的职位也抓了过来，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县长不是军统人员，让别人充当县长，恐怕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赶快停下来。停慢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手枪响了。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介石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自动释放他。他每天盼望，一直望到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庆，才决定把他也迁到重庆继续囚禁。当杨听说要回重庆，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又把他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杨此时希望完全破灭，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经过八年的折磨，杨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病了不但不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了。杨悲愤异常，终日抱着幼女，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山谷。这时声音变得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内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杨将军和他的幼子、幼女，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下，全部被惨杀于重庆歌乐山半山坡上的戴公祠。

事后毛人凤向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这个暴君，在逃离大陆以前，他还念念不忘报西安半月之仇。在满足了他十多年来杀杨的宿愿之后，才带着悲喜交集的心情离开了重庆。他高兴的是宿仇已报，悲的是从此一去永不能再回来了！

杨虎城 - 全家被杀

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终年56岁。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10岁的女儿、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1892年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陕西省主席等职。1936年12月，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七·七”事变后，要求回国抗日，遭蒋拒绝。1937年11月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后被骗囚禁达12年之久，其间杨的夫人于1947年逝世。1938年春，蒋介石命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杨家山。1949年2月，再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1946年在重庆政协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被蒋介石否决。1949年蒋介石“引退”后，代总统李宗仁曾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因蒋阻挠，没有执行。9月，蒋介石下达杀杨命令。

1949年9月，周养浩到贵阳，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当拯中正要进入卧室时，特务杨进兴从杨拯中身后下手，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一声惨叫：

“爸！……”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被刺的惨状，就被刽子手的利刃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杨虎城年仅九岁的幼女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

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年，将杨虎城迁葬于西安城南长安县韦曲镇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

杨虎城 - 纪念馆

蒲城县杨虎城将军纪念馆，位于县城东槐院巷二十九号，座北向南，分东西两院。东院为正院，西院是花园。属杨虎城将军的故居。

杨虎城将军，幼名长久，曾用名（音忠），号虎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以农业为主，家境贫寒。他仅读过两年私塾，便为人佣工。一九0八年，杨父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使杨更加仇视清廷，他便联络贫苦农民，抗御暴政。一九一一年，他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综观其一生，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直到呼吁抗战，张杨合作，实行“兵谏”，逼蒋抗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经历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但他也有不少超过前辈和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特别伟大处，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张学良将军联合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他被迫辞职出国。回国后，过囚禁生活达十二生之久。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之戴公祠，终年五十六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杨虎城家属的唁电中指出：“杨虎城将军在一九三六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为了纪念杨虎城将军及其诞辰九十周年，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九八三年，中共蒲城县委决定，将杨虎城在县城的故居，改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迁走林业局机关，拨了专款，进行整修粉刷，使其面貌焕然一新。整修过的故居正院，南北总长七十五米，宽十米，面积七百五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从门前到后院，有门厅、两侧外厢房、大厅、女厅（带券棚）、两侧内厢房、后楼房。花园南北总长五十米贮藏十米，面积五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二百五十八平方米。有门房、花园、书房、两侧厦房和后上房。东西两院都是公元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古历）开始修建，十月底以后完工的，均系关中地区民间传统式土砖木结构，花窗格门，制作精良，浮雕讲究，油漆光滑，色泽明快，秀而不俗。另外，正院的东北角通向墙外，还有南北长二十一米，宽六米，面积为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盖有三间厦子伙房（现北半截为空院）。原为平板房，房下箍有石囤。正院的对面，马路南边，座南面北，原为杨故居的马房。一九五七年已卖给私人，其建筑情况改组较大，未作考查。现在故居收藏的有杨虎城将军生前用过的部分桌、椅、床、柜等家具和杨虎城母亲孙老太太六十大寿时亲朋赠送的部分礼品九十多件。同时，还展出杨虎城将军生平事迹照片和连环画一套，介绍了杨虎城将军的一生和他的战斗历程。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起，开始对外开放，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学生、游客络绎不绝，达三万人之多。他们对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敬仰和钦佩，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题诗留言，要“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为祖国统一大业，为四化贡献终身。

杨虎城 - 评价

爱国将领，为国共联合抗日做出了贡献。却因蒋介石背信弃义，于1937年4月被迫辞职，6月又被迫出洋考察。后在重庆解放前夕，被蒋介石指使的特务用利刃杀害于戴公祠。

一九一一年，他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参加陕西民主革命早期仅有的一支武装力量——靖国军，后又参加国民军。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综观其一生，由蒲城起事，反清抗暴，讨袁护法，转战关中，坚守西安，出师北伐，回陕主政，被迫内战，直到呼吁抗战，张杨合作，实行“兵谏”，逼蒋抗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同其他许多人一样，经历了曲折、复杂的道路；但他也有不少超过前辈和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特别伟大处，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张学良将军联合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杨虎城 - 令蒋介石写遗嘱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一度想到了死，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今据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以前的日记复印件已对外开放），将遗嘱介绍如下，并就蒋的日记分析其写遗嘱的原因。

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

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

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

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

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

蒋介石写下遗嘱的四个原因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为由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西安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 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

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 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忌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0。

但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