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镜诚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如果提及红军历史上的那些令人唾弃的叛徒，那么“龚楚”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因为他是红军叛徒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个，曾做过中央军区的参谋长。

1928年红四军初建，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他和毛泽东、朱德并称“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彼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去信时，更是直接将红四军代称为“朱毛龚”，由此可见龚楚当初的地位之重。

但就是这么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却在红军长征后选择了叛逃，而且他不止叛逃了一次，而是两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龚楚又何以从一个红军将领沦落到让人不齿的“叛将”？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1901年，龚楚出生在广东乐昌县长来村。他7岁那年，就被家人送去念私塾，4年后考入灵武小学堂读书。

要说龚楚，确实是读书的材料。他在灵武小学堂，仅用一年半就完成了原本三年的初小课程，然后顺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6年，龚楚15岁，那一年他从县高小考入广州市立一中。这样的学历放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绝对不低了。

龚楚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年，孙中山回到广州组织军政府，龚楚按捺不住投身军旅的热情，果断投笔从戎，选择加入粤军第2旅，当一个大头兵。

有知识的人，到哪儿也不吃亏。几年的军旅生涯，龚楚很快从一个士兵逐渐做到旅部副官的位置。

随着职位的提升，龚楚开始审视自己的信仰和未来的去处。

1924年6月，龚楚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他认为，共产党代表着他的信仰。

很快，龚楚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做伪装，奔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第二年夏，他又调任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指挥官。

1927年，汪精卫和蒋介石撕破脸后，龚楚带领乐昌农军500余人和北江工农军组成千余人的队伍，严阵以待，静观其变。

这支队伍后来到达湖南耒（lěi）阳，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那年8月1日，龚楚率领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被中央调至长沙，参与秋收起义。奔赴长沙途中，龚楚被敌军袭击，不得不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

单是他参加的这两次起义，就足见这个人的资历还是很深的。

不仅如此，1928年初，朱德和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入湘后，负责引路的，就是龚楚。

朱德后来回忆道：“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那一年1月12日，朱德和陈毅率领部队发动了宜章暴动，并将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

3个多月后，朱、毛在井冈山会师。

同年5月4日，红四军初建，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并与毛、朱二人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写信时，索性将红四军代称为“朱毛龚”，龚楚的声望达到了最顶峰。

更值得一提的是，自打龚楚被拿来和朱毛二人并称后，他在敌人那边的通缉价位也和朱毛二人无异：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

这足以见得，龚楚对于我军的重要程度。

之后，龚楚参加完井冈山反击国民党军队的“会剿”作战后，于当年11月，奉命前往长沙恢复市委，但不料中途又遭到敌军袭击，最后龚楚不得不再次前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蛰伏香港期间，龚楚参与并创办了《正义报》和《香港日报》，还开办了兵运训练班。正是因为多次在香港生活工作的经历，才为他后来彻底定居香港，埋下了伏笔。

1929年，龚楚参加完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正式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

第二年11月7日，红七军整编后，龚楚继续担任参谋长，同时兼任红七军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师长，当时十九师长的政委是邓小平。

如果龚楚的革命立场坚定，我们单看同一时期他的搭档：张云逸将军，1955年授衔时是大将；邓公自不必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所以如果照常发展下去，龚楚将来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可惜，他终究是没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沦为了可耻的叛将。

1931年1月，红七军途径湘南，进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想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从而和江西的中央苏区遥相呼应。

无奈敌人见此，压根不给红七军喘息的机会。当时，红七军身后有国民党粤军陈济堂部围追堵截，身侧有从老坪石方向赶来的国民党湘军十九师，两股敌军想要借助优势兵力，合围红七军。

《孙子兵法》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人以二倍的兵力围攻，我军则因为长途跋涉体力过度消耗，再加上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所以此役损失惨重，龚楚也受了伤。

敌进我退，这仿佛是不变的真理。为了保存实力，不被敌军一口吃掉，红七军决定战略转移。

那一年4月，龚楚赶赴上海接受治疗，恢复后便前往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

后来，龚楚又被调至江西，任红七军军长，并参与了赣州战役和水口战役等大大小小的对敌战斗。

1934年4月，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因患贫血症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于是龚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能暂代刘伯承元帅的工作，可见龚楚此人能力还是有的。但还是要回到那句老话：日久见人心。一起干事业，光靠能力是远远不够，对战友忠诚更是重中之重。

那一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队伍战略转移前，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和红十军，继续同敌人斡旋。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龚楚此时的春风得意，当时的陈毅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后来突然叛变，对我军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1935年，国民党加紧了对留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试图将我军的驻守队伍一举消灭。因为兵力不占优，武器装备落后，我军当即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保留有生力量，不和敌军硬抗。

因为敌军已经将我军合围，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突围。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军分成了9路分别突围，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约9个连，转战湘南。

龚楚接到命令后，率领1200人的队伍，从江西于都突围，进入北山，并于3月中旬抵达湖南郴县和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此期间，他还收容了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组织大家一起战斗。

长年累月的战斗，磨损了龚楚的锐气和革命的意志。都说“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最危难的时刻，最能考验人心。

国民党当局不仅采用武力“清剿”红军，还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卑劣手段引诱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从而达到他们分化瓦解红军队伍的目的。

值此危难时刻，龚楚感到“前途渺茫”，他双腿一软，跪倒在敌人面前。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赶赴郴县黄茅村。当天夜里，他推脱身体不适，于是吃过晚饭后就一个人先睡了。

后来，他趁警卫员不备，半夜开溜，躲到了故乡长来村，只给队伍留下一封“辞别信”。

回乡后，龚楚就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

从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沦为最后敌人的“狗腿”，龚楚意志力薄弱，贪生怕死的性格，是他悲剧人生走向的源头。

因为龚楚叛逃前曾担任过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那些叛徒中职位最高的一个，于是人们干脆称之为“红军第一叛将”。

这个名号，龚楚顶了一辈子。

让人气愤的是，龚楚叛变后，很快和国民党军沆瀣一气，共同对付红军。因为他对于我军的战斗习惯和安排十分熟悉，所以思来想去，一条毒计在他心中悄然而生。

利用当时信息不通畅的条件（很多红军将领并不知道龚楚已然叛变），龚楚带领国民党军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先从广东仁化到北山，和土匪周文山假模假样地打了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

当时，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曾经做过龚楚的部下，他正好在北山一带率领红军将士开展游击斗争，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于是便放下戒心，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和龚楚联系。

谁料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在龚楚的威逼利诱下，他也叛变了革命。两人一合计，想要趁势抓捕驻扎在附近的项英和陈毅。

于是，龚楚便以接项、陈二人前去湘南加强领导为由头，写了封信给项英和陈毅，为了加强真实性，还让何长林在信上签了名。

项英读过信之后，兴奋至极，想要和龚楚见面。站在一旁的陈毅反复读了几遍来信后，陷入沉思。

见陈毅沉默不语，项英也大惑不解。片刻之后，陈毅分析道：

“根据我对龚楚的了解，此人自恃资历丰富，所以早在井冈山斗争时就骄傲自满，除毛泽东外，眼里容不下任何人。为何信中的言辞却谦虚谨慎，还让我们去领导他？”

事出反常必有妖，为了稳妥起见，陈毅建议先观察一阵，然后再去见龚楚。

果不其然，龚楚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担心夜长梦多，最后别说项英和陈毅，他有可能连红军战士的影都摸不着。于是思量过后，他打算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游击队消灭。

于是，龚楚将北山游击队骗至自己的包围圈，设下“鸿门宴”。

众人说着说着，龚楚叛徒的嘴脸露了出来，贺敏学等干部眼见形势不妙，这才大呼上当。

龚楚顾不上颜面，劝说贺敏学等人投降。

贺敏学哪里受得了此等侮辱，他第一个跳起来，举枪就打。但贺敏学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身处敌人的包围，冲出去才是上策。

于是，尽管他身中3枪，但硬是从山上翻滚下来，冲出了包围。和贺敏学一起冲出包围，还有八九人，其余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壮烈牺牲。

手上沾满红军将士鲜血的龚楚还不罢休，因为他熟悉红军的活动规律和岗哨布置，所以便布置军队搜查项英和陈毅的驻地。

那年10月20日，龚楚在探明项、陈二人的驻地后，当即带人前去“抄剿”。如果让龚楚得逞，那么项英和陈毅必然危在旦夕。

万幸的是，在龚楚前去逮捕的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并让吴少华带路。

吴少华眼见情势不妙，在众人到达营地前率先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和陈丕显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躲过一劫。

可笑的是，叛逃后的龚楚胆子也变小了，他听到山上枪响后，以为红军提前设下了埋伏，吓得赶紧带着队伍从小路逃窜了。

10天后，龚楚继续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我湘粤赣游击支队因此受到严重损失。

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龚楚此番做派，彻底和红军划下了分界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负责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

日军进犯广东时，龚楚作为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率领战士在从化木壳岭与日军激战，保卫了韶州。后来，他又历任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战胜利后，龚楚又担任了国民党徐州市市长，不久后又返回广东，任广东省参议会议员。

解放战争后期，胜负已见分晓，龚楚作为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也惶惶不可终日，开始盘算自己的出路。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向北江进发，龚楚不敢做任何抵抗，带领保安团逃至乐昌县瑶山。

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心里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厚着脸皮向林彪所部投降。

就在龚楚投降后的一个月，我军开始做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计划。鉴于龚楚和当时的国民党海南守将薛岳是同乡，于是叶剑英请示中央后，决定派龚楚策反薛岳。

龚楚先是假意答应，背地里却虚与委蛇，途经香港时打起了退堂鼓，最终没有前去劝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

1950年，蒋介石特意派专机去香港接龚楚，两人泛舟湖上，蒋介石提出，希望对方来台湾担任中将高参，组织“反共救国军”。

龚楚此时早已厌倦了之前打打杀杀的生活，于是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他转过身来，改名龚松庵，选择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后来，他在香港一待就是40多年。

在此期间，他还出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叫做《我与红军》。他在书中说道：

“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

但是，对于他曾经叛变革命一事，龚楚却闭口不提，这种一叶障目的作品，向来不读也罢。

但是，人老了，总有落叶归根的念头，龚楚也不例外。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90岁的龚楚才有了回乡定居的念头。

得知此事后，我国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我们也算是做到了仁至义尽。

1990年9月13日，龚楚和夫人乘火车从深圳奔赴韶关，在当地有关部门举办的接风宴上，龚楚递上了3封事先准备好的，分别交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代为寄发。

信中的内容，无非是问候这几位过去的“同事”，然后希望他们准许他回乡长住。然后，还将自己回乡的快讯以电报的形式，告知了邓公。

得知龚楚回乡，远在北京的邓公特意给龚楚打去电话，双目几乎失明的龚楚握着话筒，听着电话那头邓小平的问候，不禁情难自已，老泪纵横。

5年后，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客观来讲，龚楚虽然早年间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但是因为其本人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叛逃，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终究没能逃过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由此可见，坚定的立场和如铁的意志，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跑赢人生这场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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