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虽然比包拯的登场时间要早，但包拯的断案能力却被认为是在三人中相对较弱的。影视剧中常常塑造包拯英勇破案、神通广大的形象，这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一些戏曲和影视剧作品里，经常加入鬼神之说，赋予包拯更多神秘色彩。例如，包拯在柳金蝉案中通过“下地府”调查真相，还能将人复生，实在是过于离奇，这种情节在正史中并无依据，更多是文学创作的附加。虽然广为流传的“牛舌案”无法考证其真伪，但其中的逻辑和情节相对更符合常理。

然而，历史上的包拯更侧重于体现孝道和刚正不阿的形象。他的父母是晚年所生，年事已高。包拯在中举金榜后，便主动辞官回乡，悉心照料年迈的双亲。正因如此，他的忠孝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包拯这一做法并未影响他的仕途，反而赢得了朝廷的青睐，屡次获得重要职务。尤其是在端州担任知府时，包拯整顿了当地腐败的风气，揭开了长久以来隐藏的黑幕，赢得了百姓的赞誉，被称为“包青天”。

包拯的清正廉洁与不畏权贵，使得他最终在监察御史的岗位上展现出了铁面无私的一面，徹底监督了朝廷的百官。尽管他有时也面临其他官员的排挤，但他从未动摇，依旧坚持自己的原则。包拯的正直，使得他在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即便在宋朝灭亡后，百姓仍深怀怀念，许多戏曲和传说将他塑造成不朽的英雄形象。

然而，历史的包拯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一名犯人的苦苦哀求而宽恕了其罪行。根据《梦溪笔谈》记载，包拯曾因狱卒的“善意”打骂而轻判犯人，显然这在司法上并不严格，这也反映出他并非一位“无懈可击”的断案者。

相比之下，狄仁杰被认为更符合“神探”这一称号。狄仁杰生于唐代的贞观四年，出身名门，祖上多有官职，理应步入官场，继续为大唐贡献。自幼聪慧的狄仁杰早早就步入了官场，担任了大理寺丞一职。正值唐高宗李治治下，官员们较为疏于政事，许多疑案积压。狄仁杰深感此事关百姓安危，遂投入大量精力调查未解之案。他用聪明才智逐一破解疑难案件，仅在一年内便判决了上千起案件，涉及人员多达两万人。每一案的处理都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没有任何冤屈上诉。

凭借卓越的能力，狄仁杰迅速获得了武则天的赏识，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并最终被任命为宰相。尽管进入高位后，狄仁杰不再处理民间案件，但他依然以聪明才智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深得武则天的信任。作为历史上最早的“神探”，狄仁杰在各类复杂案件中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远超包拯，成为了真正的“断案高手”。

然而，若论三位神探中的顶级王者，宋慈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宋慈出生于南宋，比包拯晚近二百年，官职也相对较低，最高只担任过朝议大夫。但他在断案上的卓越成就，足以让他在三位神探中脱颖而出。宋慈出生在福建一个小县城，父亲宋巩是当地的刑狱官员。得天独厚的环境使得宋慈从小便接触到各种案件，并对尸体解剖产生浓厚兴趣。父亲虽建议他从书本中获得功名，但宋慈却早早决定要走上法医这条路。

宋慈不仅在司法领域有过人之处，他在南宋时期的治绩也非常显著。担任信丰县主簿期间，宋慈多次凭借其出色的尸检技能，成功破获多起悬疑案件，并改善了当地的治安。宋慈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推崇证据至上，善于通过尸体的细节和现场的线索，逐步还原案件真相，避免了过度依赖口供的错误。他的这种断案方式，彻底改变了古代的审案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宋慈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的经验，撰写了《洗冤集录》，这本书成为了后世法医学习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被许多国家所翻译和学习。尽管宋慈的官职并不显赫，但他的学识和能力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三位神探中最具专业素养的一位。

因此，在这三位神探中，宋慈的断案能力和对法医学的贡献使他无愧为最强王者。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当时，甚至跨越了数百年，对整个法医学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