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容早年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都有良好的关系，曾长期在李宗仁、白崇禧左右任参议，并与中国共产党有较深的交往。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战时期，刘仲容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小民革”的成立工作。国共内战时期，刘仲容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积极为和平奔走，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

主要经历

少承父教，追求进步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今桃江）县，少承父教，立志干一番事业。1923年刘仲容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筹组湖南省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初他到达广州，任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是年冬，由其父的朋友、国民革命军第2军胡景翼及其部下郑思成旅长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此间，刘仲容与冯玉祥部骑兵师师长赵守钰之女赵祥锭结婚，夫妻同赴苏联）。1927年，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以后，逮捕了一批苏联顾问及领事官员等。苏联政府为了报复，也将中国政府派遣的、特别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的留学生逮捕了一批，以待交换。当时因为刘仲容父亲是政府官员，所以刘仲容也在被捕之列。1929年，他被苏联政府判处押解出境，放回中国。这年冬天，他经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

回国后，刘仲容被分配到军事训练总监部做翻译工作。因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满，刘仲容力辞不就。当时正值桂系反蒋，恰好他的留苏同学王公度当时任李宗仁的秘书，向刘仲容表示欢迎他去广西，一同进行反蒋工作，刘仲容表示同意，但因故未能成行。

不久，冯玉祥反蒋，蒋冯军队处于对峙之中。刘仲容即投奔正在冯部的岳父赵守钰，拟为其反蒋效力。不料，冯玉祥很快失败退晋，刘仲容便随赵守钰闲居北京。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联合反蒋，刘仲容随赵守钰再次参与，赵守钰任洛阳豫西警备总司令，刘仲容在其部下任宣传处处长。不久，冯玉祥等再次失败，刘仲容又随赵守钰到上海，在一家公司当襄理。很快，这家专门经销国货、与日货对抗的公司关门了。赵守钰应杨虎城之邀出任陕西建设厅厅长，刘仲容又随之前往。

1933年秋，刘仲容来到上海，正式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身在桂系，心向中共

最初，刘仲容住在一个外国人家里，以寻找工作的名义，广泛联系上海各方面人士，并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收集各种情报。此间，他与谢甫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蒙古大使）、刘秉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副省长）等共产党员建立联系。后来，刘仲华一度脱党，并滞留香港，主要与刘仲华单线联系的刘仲容只好另谋出路。刘仲容在桂系立足后，也把刘仲华介绍到李宗仁属下工作，并成为李宗仁的左右。

在上海工作期间，刘仲容结识了桂系驻上海代表黄建平、陈劭先。1935年8月，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后，刘仲容经由黄、陈及王公度的介绍，来到广西谒见李宗仁。当时桂系正在与广东陈济棠联合酝酿反蒋，刘仲容向李宗仁进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刘仲容的意见深受李宗仁的赞赏，随即派刘仲容到上海、华北、西北等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并取得联系。

1935年冬，刘仲容来到天津，在他父亲家中见到共产党员谢甫生、南汉宸、王世英。刘仲容向他们介绍了李宗仁愿意联合抗日的意向及两广情况。随后，刘仲容到西安，见到了杨虎城将军。次年春，他返回南方，向李宗仁汇报三点：一是与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方面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二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三是杨虎城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不可阻挡的，西北军愿意与李宗仁保持联系。1936年早些时候，李宗仁决定6月1日以抗日反蒋名义出兵，并决定派刘仲容赴西北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采取行动。途经上海时，恰好张学良在上海。刘仲容见到了张的秘书栗又文，栗转达张的意见，要刘赴西安等张回西安再说。张随即又派其参谋解各川（即解方）赴广西了解出兵情况。刘仲容到西安后，因为局势变得十分复杂，张、杨都没有同他见面，但表示广西只要抗日，肯定有机会合作，要刘速回广西向李宗仁致意。不久，蒋桂达成交易，以和解收场。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到张学良密电，请广西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李宗仁随即派刘仲容前往西安。此间，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并亲赴西安督战。因而，张、杨正在酝酿发动西安事变。12月12日，天刚蒙蒙亮，当时在杨虎城将军处工作的王炳南兴冲冲地来到刘仲容的住处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并要他立即去见张、杨。

张学良告诉刘仲容，这次事变的目的是要求蒋抗日救国，并且他们已电请毛泽东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国是。张请刘仲容立即电请李宗仁、白崇禧给予支持。

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报告了西安事态，并很快收到李的复电，李宗仁要求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随时电告。

西安事变后，日本外相发表谈话，要南京政府进攻张、杨，并提出日本愿予军事援助。南京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采取了一定的军事行动，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此关键时刻，12月16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专机抵达西安。中共代表团带来的一批年轻工作人员，一到西安就深入各个阶层，走街穿巷，调查研究，同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共产党这种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给刘仲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以后，刘仲容首先见到了叶剑英。叶向他介绍了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要他转达李、白。接着，周恩来也找刘仲容去谈话，给他阐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周恩来还说：李、白一向主张抗日，我们十分钦佩，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都应当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够实现，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刘仲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开始。刘仲容把中共代表团的看法电告广西，李、白不久联名致电周恩来，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西安报纸当时都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由于中共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后来李、白为配合抗日，决定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到桂林，不久又相继到南京任职，广西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何应钦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欲回广西不成，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于1937年1月下旬到达延安。

当时，毛泽东住在延安凤凰山下的一间窑洞里。刘仲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孜孜不倦地向刘仲容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向刘仲容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他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只要包括广西当局在内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强调，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他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了刘仲容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勉励他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并劝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对刘仲容从政治上、生活上都关怀备至。毛泽东讲课，刘仲容都去听，地方上开会，也邀请他参加。

4月间有一天，毛泽东召见刘仲容，说他将派人送刘仲容过黄河、进山西，然后乘火车回广西。毛泽东告诉他：“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毛泽东亲笔写一封信给周恩来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实际上，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

次日，刘仲容告别延安，踏上归途，一切行程由伍修权安排。他们骑着马跟红军部队前进。大约走了一个星期，来到吉县附近的黄河边上。这天，刘仲容被通知有人请他吃饭，原来是张云逸。一个月后，张云逸作为毛泽东的代表来桂林会晤李宗仁。刘仲容接待了他，并派人对他进行秘密保护，安排他跟李宗仁见了面。

回到桂林以后，刘仲容立即向李宗仁汇报了西北之行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来他又在桂系高级将领座谈会上介绍了中共对形势的看法，列举了全国抗日必将实现的条件。有些桂系官员认为中共的看法有道理。之后，李宗仁又邀请几个省的代表在桂林共商促蒋抗日事宜。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李宗仁再度派刘仲容前往延安，作为广西常驻延安的代表，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这次，刘仲容在延安住了半年多，直到1938年2月李宗仁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召他回徐州。[1]

白崇禧身边11年

1938年2月刘仲容回到徐州后，李宗仁派他去河南潢川担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的参议。8月，战局恶化，李宗仁撤离徐州到武汉，刘仲容也去了武汉。

在武汉，刘仲容又见到了周恩来。那时，周恩来住在汉口长春街，他代表中共中央，一方面领导中共地下组织，另一方面广泛接触爱国民主人士。在八路军办事处，刘仲容还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暗示他，最好能争取到白崇禧处工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仲容才离开白崇禧。

1939年1月，刘仲容随白崇禧到桂林，负责对外联络工作。除了有时同苏联顾问、苏联记者打打交道，接待民主人士等之外，别的并无太多事情要干，这正好给了他许多“自由活动”的时间。

不久，李克农来到桂林，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北桂路，离刘仲容的办公地点很近，两人之间除因公有所接触外，私下还有秘密往来。

1940年秋，蒋介石决定撤销桂林行营，改为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把白调往重庆担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桂林办公厅主任由李济深担任。白崇禧到了重庆以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双方互有戒备。白崇禧最怕蒋介石派特务打进他家中，所以一到重庆就把公馆里的家务交给刘仲容负责。他把刘仲容视为心腹，同时，他知道刘仲容有共产党朋友但并非共产党，可以放心。对刘仲容来说，正好利用白崇禧的信任和军训部参议的身份，半公开半秘密地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做些有利于抗战的事。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在重庆，刘仲容从白崇禧处获得的重要情况，随时都向他们直接反映。有时，也由王炳南转达。

1941年“皖南事变”后，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仲容很想了解白崇禧内心究竟作何想法。白崇禧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白崇禧还透露，李宗仁为了保存桂系的实力，也没有把广西部队拿出来“讨伐”新四军。刘仲容将此情况立即报告周恩来，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的名单中并未有李宗仁、白崇禧。

刘仲容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度被蒋介石的特务所觉察。1943年的一天，白崇禧从蒋介石的官邸开会回来问他：“这几天你跑了些什么地方？”刘仲容说：“中共办事处，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说：“今天开会时，老头子提到你，他说：听说你身边有个刘仲容，此人怎么样，你审查过没有？我告诉他，你是我从桂林带来的，没有发现你有什么越轨行为，对你我是可以负完全责任的。”白崇禧一再叮嘱刘不要给他惹麻烦，并且打发他去四川铜梁县汤家口温泉，以暂时躲避风头。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有一天，王炳南通知刘仲容：毛泽东召见。刘仲容十分兴奋，赶忙跑到红岩村。毛泽东要刘仲容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刘仲容说：“蒋介石谈判是假的，他决不会停止内战，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会发动进攻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现在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他说，你们“小民革”干得很好。并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毛泽东希望刘仲容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无疑是对刘仲容的极大鼓舞。

1946年5月，刘仲容随白崇禧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南京。白崇禧虽是国防部部长，但参谋总长由陈诚担任，掌握实权，白崇禧只有名义而已。白崇禧表面敷衍，背后大发牢骚。

这年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刘仲容曾几次去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要好好地“伺候”白崇禧，使白感到满意，可不能因为生活上的小事同白搞坏关系，特别是不可在钱的问题上闹出事情来。当时虽然国共和谈尚未破裂，但蒋介石已开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南京的环境十分复杂，周恩来十分关心刘仲容的安全，叮嘱他少去梅园新村，有时派王炳南去找他联系。

1947年3月间有些日子白崇禧不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向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报告说，到雍园（白的住处）找刘仲容的人很多，其中可能有共产党人。白崇禧回南京以后就派国防部副部长刘士毅去侍从室查明，结果并无实据。白崇禧对蒋介石特务居然搞到他的头上十分恼火，要刘仲容查清他住处周围的情况。结果发现，雍园四邻有军统头子毛人凤、励志社头子黄仁霖，靠近白的窗户的一家小楼上住的是参谋本部一个搞情报的，此外还住了一家日本人，也是蒋介石雇佣的特务。白崇禧得知这一情况，简直吓一大跳。他对刘仲容说：“这帮人惹不起，你到上海住一段时间吧。”当时白的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上海读书，他要刘仲容去上海照顾他们。这样，刘仲容就到了上海。

1948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国民代表大会时，蒋桂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表面化的程度。在国大开会期间，白崇禧作了“剿共”军事报告，然后一些代表集中火力抨击在东北战场惨遭失败的陈诚。不久，陈诚就以养病为名先到上海后去台湾了。此间，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成功，更加剧了蒋桂矛盾。

1948年夏天，白崇禧与陈诚闹翻以后，国防部改组，由何应钦担任部长，发表白崇禧为“华中剿总司令”。白不就职，带着家眷去了上海。蒋介石不得不派黄绍竑、何应钦先后到上海劝驾。经过密谈，白崇禧才答应去武汉就职。

7、8月间的一天，刘仲容在上海接到白崇禧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要刘立即去见他。刘仲容到武汉时，白已去了信阳。刘仲容与白通了电话，白告诉他一位美国武官要到武汉找他，来时要立即陪同去信阳见白。然后，白崇禧与刘仲容又谈了时局问题。白崇禧告诉刘仲容，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中国的局势，他们对蒋介石十分失望，希望能与李宗仁合作，希望白崇禧能发挥军事才能，扭转局势。白崇禧要刘仲容去广西，让黄旭初等加紧训练民团，再补充20个团。白还让刘仲容去广州找他小舅子（当时在广州正和银行当经理）为他筹款。刘仲容问他武器怎么办，白崇禧说：“这个有办法。”

刘仲容在广州时，接到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去香港买几支猎枪，还有其他日常用品。刘仲容感到奇怪：这么点事，还要专门跑香港一趟？莫非想要他到香港向中共方面人士摸摸底？到香港办完采购以后，刘仲容通过侯外庐、许宝驹等“小民革”的人，找到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刘仲容向潘汉年谈了白崇禧的动向，以及白与蒋介石的矛盾和与美国勾结的情况等等。刘仲容说，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白崇禧似乎有利用中共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意图。3天后，刘仲容回到武汉向白崇禧复命。果然，白祟禧问他：“你在香港见到了什么人没有？”刘仲容告诉他见到了几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并且还告诉白崇禧说：“共产党认为形势很好，打垮蒋介石没有问题。”当时，淮海战役已经开始，白崇禧也认识到这场战争已经毫无希望。但他对在上海的子女的安全很不放心，要刘仲容去上海包一架飞机把他们接到武汉。同时，要他找到中共方面的人，向他们表明和平谈判的愿望。

刘仲容从上海回武汉后，白崇禧问他找到中共人士没有，是否愿意和谈？刘仲容说：“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和，但据我所知，共产党是讲统一战线的，只要你有决心，共产党总不会把门关上的。”白崇禧表示要与李宗仁商量商量。12月份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此看法。白崇禧回到武汉，导演了一出逼蒋下台的活剧。后来，因为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为和谈奔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理总统。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映，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竑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刘仲容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其实，刘仲容的北上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上海以民间名义组织的和平代表团在要从北平返回上海，毛泽东托他们给李宗仁带几句话：“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章士钊把这些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而此时白崇禧也正因为与中共接不上关系而无可奈何。就这样，刘仲容被派往了北平。

1949年2月，刘仲容几经周转，通过“小民革”，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人吴克坚，请吴将李、白派他北上的事转告中共中央。过了一两天，吴克坚通知刘仲容，他已收到中共中央的答复，欢迎刘北上。吴克坚规划了刘北上路线，给了他进入解放区的接头暗号。

1949年3月初，刘仲容从汉口动身北上。临行前，白崇禧告诉刘仲容他的意图，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已有了和平的气氛，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主力虽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强行过江会吃亏的；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要求刘见到毛泽东时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他又交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告别时，白崇禧说：“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刘仲容到达信阳。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他越过前线中空地段，到达遂平。有几名解放军对他进行检查，当他讲了接头暗号之后，就顺利进入了解放区。因为战争破坏，铁路尚未全部修复，火车开开停停，直到3月28日才到达北平。

到达北平时，周恩来副主席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并当天就接见了刘仲容。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中南海丰泽园。晚上，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听取了刘仲容关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情况汇报，主要是关于李、白内心的真正想法。这次接见从晚上8点左右，直到凌晨3点。

当毛泽东问及南京方面动向时，刘仲容说：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刘仲容：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刘回答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以求“划江而治”的对峙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

毛泽东闻言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白崇禧以为解放军参加渡江作战的有60万人，毛泽东纠正了白的估计，说：“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先生估计不到的。”

当时桂系夏威的部队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同时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白崇禧要刘仲容向中共方面请求缓解，以示和平诚意。对此，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发还桂系部队。毛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了北平。因为刘仲容此行是秘密行动，所以与代表团没有接触。

4月2日晚，毛泽东又召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对李、白再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历史重要时刻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毛泽东笑问：“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毛泽东要刘仲容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毛泽东还说，白崇禧很喜欢带兵，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还不行，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笑着说：“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当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转向他：“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第二天，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他们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其中大多是刘的熟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

周恩来对他们说：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共有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朱蕴山（代表各民主党派）、李民欣（代表李济深）、刘子毅（他是去找顾祝同的）。周恩来说：“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的飞机飞抵北平，当天下午2时半，刘仲容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4人搭乘这架专机回到南京。

当晚，刘仲容去傅厚岗单独见了李宗仁，向李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李的期望。他还把从北平带来的4月5日《人民日报》送给李，这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南京政府何处去？》。刘仲容告诉李，这篇文章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李宗仁看了之后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书打电话给当时任行政院长的何应钦，请何来一趟，然后要刘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说一下。

何应钦一见刘仲容就说：“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么消息？见到文白、邵老了吗？”刘仲容说：“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我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何问：“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见到毛泽东没有？”刘说：“见到了。毛泽东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泽东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毛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南京，刘仲容告诉他，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情况都摸清楚了。白崇禧听完汇报后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刘仲容又把毛泽东说将来请他带兵的事说了，白说：“我个人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不可避免。”白崇禧暴躁地说，“你马上就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在这次谈话中，刘仲容还告诉白，这次同来的朱蕴山和李民欣是代表民主党派来奔走和平的。并劝白说：目前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本来是谈何容易。现在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但白仍迷信他那最后一点本钱，幻想美国插手发动第三次大战。

此间，刘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交谈了几次。李、白仍旧顽固坚持在中共不过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刘仲容还从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曾从台湾用飞机运了二百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李宗仁则是对和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的“智囊”甘介侯这时正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往密切。

4月10日晚，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刘仲容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回宁，叫他们搭乘黄的专机飞回北平。刘仲容把再回北平的打算告诉李宗仁，李表示同意，要刘为和谈再作努力。

4月12日下午6点45分，朱蕴山、刘仲容搭乘南京派往北平接黄绍竑和屈武的专机飞回北平，同机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以及朱蕴山的儿子。那天，于右任、程思远、黄启汉等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送行。

一下飞机，刘仲容就乘车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平安归来了吧！”刘仲容向毛泽东汇报说：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李宗仁似乎还有争取的可能性。毛泽东告诉刘仲容：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4月20日就要渡江。毛希望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

刘仲容对李宗仁的估计落空了。4月16日，当黄绍竑、屈武带着和平协定送到南京签字时，在最后一刻，李宗仁还是拒绝了。4月23日，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飞往广西。5月17日，白崇禧被迫放弃武汉，退到长沙。在长沙时他还打电报要刘仲容回长沙。当刘仲容向周恩来请示时，他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全国胜利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呢！”[2]

创办北京外语学院

1949年6月，周恩来指示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从此，刘仲容一直在北京外语学校工作了31年，直到1980年3月去世为止。

北京外语学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解放战争时改名延安外国语学校，进京后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改名外语学校，校长是中共党员浦化人，刘仲容任副校长。刘仲容上任后积极协助浦化人进行建校事宜，当时最大最难的问题是缺少教师。刘仲容利用自己多年来与知识界人士的交往，通过种种关系，从全国各地聘请了大批教授讲师来校执教，如吴景荣、程镇球等，很快就使师资队伍得到充实。

1950年3月，浦化人调走，刘仲容继任校长，他继续大力扩大教师队伍，许国璋、周珏良、张汉熙、李康等人多为在这时调入。由于刘仲容善于起用人才，所以外语学校教学质量很高，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三年内，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外事干部，并从1952年起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到1953年学校已发展成为有英、德、法、西4个专业，师生近千人的新型高等外语学校。

外语学校新建时没有校舍，寄居于华北革命大学内，1952年始在北京西郊魏公村西口征地筹建新校舍，刘仲容统筹规划，呕心沥血，经过三年努力，始告落成，建成了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1954年8月，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任院长。1959年2月，与京俄语学院合并，刘仲容任副院长，1978年后改任顾问。

刘仲容工作认真严谨，为使学校逐步正规化，他主持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连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比如为了解一个清洁工人一天能清扫多少场地面积，他自己扫了一天，然后确定全校清洁工人的数量。他召开各种小型座谈会，倾听群众意见，在大小问题的处理上都能做到公正恰当。

1956年以后，学院实行党委领导制度，刘仲容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尊重党的领导，与党员合作共事，始终以诚相待，同舟共济，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

1955年，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刘仲容为实现这一决定，配合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秘密来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随后，程思远来到刘仲容家里，两人商讨对策。程思远五上北京，每次刘仲容都参与接待。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回到北京。刘仲容前往机场迎接，并奉命专职从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平日，他总是上午去拜会李宗仁，与他交谈，下午去向周总理汇报。

7月26日，毛泽东设午宴招待李宗仁。上午，毛泽东即在游泳池召见刘仲容，刘仲容一边陪毛泽东游泳，一边回答毛泽东关于桂系及有关情况的询问。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也分别以不同名义宴请了李宗仁，刘仲容都出席作陪。

8月中下旬，刘仲容一家陪同李宗仁、程思远两家到北戴河消夏。8月末到9月中旬，刘仲容又陪李宗仁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傅作义、张治中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毫无例外，刘仲容总是要出席作陪的。1966年初，刘仲容陪李宗仁夫妇到广西、桂林、海南等地参观游览，因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突然病重中断游览回京，旋即郭德洁去世。“文革”开始后，刘仲容还可以去看望李宗仁。1968年6月，刘仲容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李宗仁追悼会召开时，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外语学院让刘仲容参加，造反派竟说没有车送。总理办公室即派车接刘。在追悼会上，周恩来见到刘仲容，见他面容憔悴，问他怎么了，刘仲容说：住牛棚了。周总理显得很生气，但当时没说什么，过了3天，刘仲容的专案组就撤销了。刘仲容随之被解放，来自周总理的关怀，也得益于他与李宗仁的缘分。

无私无畏的政治活动家

刘仲容个性耿直，能坚持真理，从不见风使舵，随声附和。1957年反右时他公开对人说：“哪有那么多的右派？”结果被外语学院定为“中右”，好在中央领导了解他，改为“中左”。

“文革”后期，“四人帮”倒行逆施批什么“党内大儒”，刘仲容在民革中央学习小组上不避风险，把对“四人帮”借批儒之名批总理的不满讲了出来，以至于后来民革中央负责学习小组的甘祠森怕他直言惹祸打电话通知他：身体不好就在家休息，不要参加学习了。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刘仲容去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他不仅因为他个人几十年来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而痛悼这位伟人，更为周总理治丧工作的简单而悲愤。当他听说“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时特别兴奋，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1978年4月，在民革中央的会议上，刘仲容提出建议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颇有些人为他捏一把汗，但大家都从内心里佩服他的政治勇气和胆识。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刘仲容十分兴奋。当时他曾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他对祖国统一的希望，谈了对台湾朋友的怀念。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这一消息后，《北美日报》发表了《刘仲容先生愿为和平使者》的报道。事实上，他确曾策划了一个赴台推动统一的方案，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使他仿佛已回到了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

刘仲容从1959年民革四大起即担任民革中央常委，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民革工作，他为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他为民主革命，为建设新中国，为祖国统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第五届常委，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4月1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可以说是备极哀荣。[3]

刘仲容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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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容是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的领导人，曾任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刘仲容在解放前就从事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贡献了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刘仲容创办了北京外语学校，1954年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任院长。刘仲容还为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做了大量工作。[4] 　“西安事变”时，刘仲容在西安做了大量的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团结抗战的民主活动，并参与发起“小民革”的成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积极为和平奔走，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刘仲容六次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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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密使毛泽东两次会见

毛泽东与李宗仁 刘仲容受命担任密使是因为毛泽东两次会见过他，并曾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

李宗仁上任后，就与亲密战友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特安排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刘仲容（1903～1980），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国民党军阀混战时期，他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西安事变起，刘仲容正在西安，与前来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周恩来恳切长谈，后应邀秘密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二次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

经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联络，传来了毛泽东的回音：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刘仲容自武汉北上时，去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既含希望，又是预祝地说：“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为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但愿如此。”刘仲容点头过后又摇头，“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白崇禧一脸严肃地说：“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毛泽东第三次会晤刘仲容

毛泽东拒绝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划江而治”，并坚定地说：“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

因战火与交通不畅，刘仲容走走停停，直到3月下旬，方才到达北平，毛泽东对他的来访颇为重视，既为摸底，又为交底，所以当天晚上就与之见面。毛泽东未谈而先问：“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8项条款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弹弹烟灰，把问号给了对方。“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刘仲容加重了语气，“总之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还试图说服毛泽东：“白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充满自信，“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在于得人心，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挡车？”

刘仲容放缓了口气近似央求：“如今你们处在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毛泽东摇摇头：“古语云各为其主，刘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然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会晤刘仲容。

毛泽东第四次会见刘仲容

毛泽东要刘仲容转达，“劝李宗仁、白崇禧在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4月2日晚，毛泽东第四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刘仲容沉吟着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白崇禧听了刘仲容汇报后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刘仲容仗为知己，直抒己见：“共军势不可挡，战必败，又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讲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

刘仲容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也因此对李、白丧失了信心。

毛泽东第五次会见刘仲容

毛泽东对刘仲容说：“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刘仲容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认真考虑。”“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这是毛泽东第五次会见刘仲容。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最后修正案》。然而，至4月20日，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解放军剩勇追穷寇，所向披靡，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毛泽东第六次会见刘仲容

毛泽东为感谢刘仲容争取李宗仁回国所做的工作，要刘仲容作陪，与李宗仁共进午餐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他。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至此，国民党桂系密使刘仲容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他受毛泽东之托，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出任北京外语学校副校长，积极协助进行建校事宜，并运用自己在知识界的影响，通过种种关系，从中国各地聘请大批教授、讲师来校执教。1950年3月，任校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外事干部和外国留学生。1954年8月，学校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任院长。1959年2月，与北京俄语学院合并，建立新的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一直到1978年改任顾问。1956年以后，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体制，刘仲容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尊重党委领导，始终以诚相见，与党员合作共事，在党委领导下抓好学院工作。1957年起，刘仲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副主席。他为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实现祖国统一，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毛泽东第六次会见刘仲容是他对争取李宗仁回国，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邀李宗仁进餐，亦要他出席作陪。他还是第三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中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政协常委。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5]

刘仲容三次密谈

刘仲容第一次密谈

1948年底至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决战，几乎歼灭了蒋家王朝的全部力量。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丧钟则开始哀鸣。蒋介石明白自己已经日薄西山，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中，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

由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共产党希望停止内战，并且很早就向国民党表明了此意。但是国民党并未作积极反应，和谈也一直没能付诸实施。李宗仁当代总统以后，立即发表文告，愿意在毛泽东 1949年 1月 14日时局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谈。当时，毛泽东希望桂系的亲信，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高级参议刘仲容来参加和谈。李宗仁答应了。刘仲容也很高兴，立即开始着手这个事情。

为什么双方都选择了刘仲容来做这个“和平使者”呢？

刘仲容（1902—1980），湖南益阳人。他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以后，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积极参加团结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并参与发起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在这个期间，刘仲容和毛泽东双方有过接触，彼此的印象都非常好。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只有与双方都有着不错关系的刘仲容来担当这个“使者”最为合适了，因此刘仲容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刘仲容费尽辛苦，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并通过它给中央发了和谈的电报。中共中央立即复电欢迎刘仲容前去。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于 3月 21日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中原局。电文如下：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 16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20、21、22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刘仲容由湖北武汉出发，经河南信阳到达遂平，由遂平进入解放区。而后，他又经遂平过漯河到了郑州。这时，郑州接待站的负责人已接到北平电报，转告刘仲容前往北平。因为毛泽东已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石家庄迁往了北平。刘仲容又往东折去济南，由济南换车北上，终于于 1949年 3月 28日到达了北平。

刘仲容到达北平的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安排他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休息。晚上，周恩来派车把他送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住在那里的毛泽东要跟他进行一次谈话。

刘到时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满面笑容地伸出手，紧紧握住刘仲容的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

主席的热情和问候瞬间消融了他长途颠簸的劳顿。他轻松地笑着说：“托主席的福，不辛苦。”

然后二人坐下，开始了交谈。两人在很多方面见解颇为一致，因此谈话气氛相当友好融洽，谈话时间也一直从晚上 8时到第二天凌晨 3时。

毛泽东问刘仲容：“你说说看，你对南京方面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略一思索，幽默而简洁地说：“南京政府目前有三种人：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只好求和罢战；一种是顽固派，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因此想现在先求和，赢得时间，准备将来再打；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只好在二者之间动摇徘徊，非常苦闷。他们可以算是苦闷派吧。”[6]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然后，他又问：“那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呢？”

刘仲容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更加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因此他们一方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另一方面又怕共产党吃掉桂系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还估计解放军顶多只能抽出 60万人渡江，认为国民党凭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要渡江也没那么容易。”

当刘仲容讲到这里时，毛泽东变得神色凝重起来，他指出：“白崇禧要我们不渡江，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还有，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是100万人，而不是 60万，这点白崇禧可想错了。而且，我们还有另外 100万民兵，他们也不像国民党的兵团，我们的民兵战斗力可大着呢！再者，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会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白崇禧没想到这个吧。”

当时，桂系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重重包围，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陈赓部队缴了械。白崇禧要刘仲容请中共方面予以解围。

毛泽东听了刘仲容的话，点头说：“我们可以放松解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归还。你告诉白崇禧，通知他派出人员，让双方的前线进行联系。”

刘仲容点头。两人又就很多别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很赞赏刘仲容的机敏才智和勇气，刘仲容也很佩服毛泽东的谋略和胆识，兼之二人都是湖南同乡，因此很是投缘。在静谧的夜里，伴着淡淡的茶香，他们一直说话到凌晨三点。

国共和谈终于迈出第一步。[7]

刘仲容第二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过去的 6天后，也就是 1942年的 4月 3日晚上，毛泽东又叫刘仲容去双清别墅谈话。这一次，周恩来也在座。

当时的情形是，尽管刘仲容已经迈动了和谈的脚步，但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却比较松懈。毛泽东要刘仲容回南京一趟，对李、白做做工作，催促一下，争取让他们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能认清形势，早日向人民队伍靠拢。

刘仲容同意，但似有蹰踌之意。

毛泽东看出来了，笑着说：敢去吗？“稍后他又立即保证说：”怎么样，“我可以对你打包票，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刘仲容说：“敢去敢去。只要有需要，去哪里都没问题。”

接着，毛泽东告诉刘仲容一些事情，让他向李宗仁、白崇禧转告。

刘仲容听得很仔细，并一一记下要点。毛泽东点了另一支烟，“我

接着说：知道白崇禧喜欢带兵，他的桂系部队不过 10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让他指挥 30万人。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接着话锋一转说：“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的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看情况；再不行的话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刘仲容说：“你的话我都记住了，一定转达。”毛泽东又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少受点损失。”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你这样安排，很周到，对他们也仁至义尽了。”毛泽东很高兴，他转向周恩来说：“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具体安排一下吧。”这次谈话，使“和谈”的具体内容、事项、地点都变得具体并且可操作起来。只要南京方面同意，真正的国共和谈也就不远了。

毛泽与刘仲容的第二次谈话一结束，刘仲容便立即奔赴南京，去向李宗仁、白崇禧传达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政策，并且劝说他们早日进行和谈。然后，他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7

刘仲容第三次密谈

1949年 4月 12日，刘仲容乘飞机从南京再次到了北京。他一下飞机，来不及休息就驱车直奔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一见刘仲容，就笑容满面地说：“我给你打过包票，现在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刘仲容说：“承蒙你关照，我一路都很顺利。”毛泽东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没有一些转变？”

“你的话我原原本本都向他们说了。但是白崇禧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显得有点无可奈何。“那么李宗仁呢？”毛泽东追问一句。“我看，李宗仁还有很大的争取可能性。”刘仲容答。

毛泽东过了会儿说：“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尽管毛泽东和刘仲容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始终态度顽固，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从 4月 21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开始过江，并一举占领南京，解放了许多地区，加快了全国解放的步伐。

虽然国共和谈暂时没有成功，但为以后奠定了基础。刘仲容在整个过程中南北奔波，以他对时局的清楚认识和分析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成了他的挚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