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华（1899—1970），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仲华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遭受迫害，于1970年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

人物简介：刘仲华（1899年—1970年），山西崞县（今原平）人。19岁时由崞县高小考入省立一中旧制中等科第22班就读。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刘仲华以胆大急性著称。“五四”运动之后，他深受青年革命运动的影响，常与王振翼、贺昌等在一起畅谈革命志向。1920年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组织看到刘仲华思想进步，便积极培养他，安排一些活动让他参加。1921年10月省立一中进步学生在团组织的策划下，组织成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会”，廷英即是这个组织的中坚力量和组织者之一。全国解放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政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和园林局局长等职。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政协常委。“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0年4月21日含冤病逝，终年71岁。

刘仲华投身革命

  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时，因受“五四运动”影响，就组织了青年学会参加了领导驱逐反动校长和教育厅长的斗争。因此受到阎锡山军警的追捕，从太原奔赴北平，投奔了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北京大学，在图书馆遭到了一份誊写资料的工作。当时，李大钊任馆长，两人都心怀革命，自然息息相通，1923年由李大钊和李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共建党时，只有党员50多人，1923年初，他入党时，也不过300多人。第二年，他在李大钊的派遣下，到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1925年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为党募捐经费。1926年初，到五原地区续范亭部任军政教导团。同年陪鹿钟麟赴苏联参观考察军事。

回国后，到冯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夏，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击队。后经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河县杨虎城部、阳县高桂兹部，亳州方振武部，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军事委员。并任方部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发动武装暴动。1928年，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的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

刘仲华白区工作

   重建组织1933年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统区的工作并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七月停止工作，大部分同志撤出上海。1935年春节前，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规模的大破坏，三十六名中共党员被捕。3月，刘仲华肩负重任从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 ，刘仲华和南汉宸、王世英等一起，积极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继潘汉年之后续写了中共“特科”工作九死一生的危险工作。后中央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刘仲华负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和许多重要领导干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抗战开始后，1936年，他接受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指示将工作移交王世英后,取道法国赴联却接到不准入境的通知，他回国又收到党组织的不接纳，从此失掉党的关系。

刘仲华打入桂系

   辅佐宗仁在中央红军内部，1931年1月至1932年月，组建了14支无线电小分队。同时，中央军委二局（今总参二部和三部前身）还有一支毛泽东和极少数中央领导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部队。在当时，不仅其他红军部队，就是中国所有的其他部队都无法和这支部队的特殊性和战斗性相比。1932年初，中央红军成立了侦察局。不久改称情报局，即军委二局，局长由中央军委谍报科的曾希圣担任。后又由李克农担任。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秘密党员，均由李克农亲自领导，单线联系。广州、武汉失守后，广西成为中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桂林成为联络西南、华南、华东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及南方数省党组织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以至于延安联系的中转站，更是国内通向香港、海外的唯一通道上的咽喉。海外支援国内的抗战物资，主要通过这条通道运进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了桂林行营，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坐镇桂林，统一指导长江以南几个战区对日作战。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也不是一般的办事处，它是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肩负着联络湘、赣、粤、桂及香港、海外各地党组织的任务。李克农以南方局秘书长的身份，坐镇桂林全权负责，对外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当时，打入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他在红军长征前就在上海负责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周恩来、李克农又派到白崇禧身边的有绝密人物谢和赓及神秘人物刘仲容。经过严格的考察，刘仲容获得了李宗仁的信任和重用。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共产党员刘仲华的领导下，已参加了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由刘仲华单线联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是了如指掌的，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常常和刘仲华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几次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1946年还带他到北平与叶剑英取得联系。当时有很多有文化的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除了刘仲华经常到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讲课外，共产党员匡亚明、张维、赫惊涛也经常到训练班讲课，使这批青年接受了抗日爱国的思想，走上了抗日爱国的道路。

刘仲华北平和谈

  1949年春，解放军以摧古拉势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蒋介石保留国民党总裁身份下野，3月13日，李宗仁代总统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他们转告毛泽东先生，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据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何是主和派，用何可以控制军队，并便利今后的军队改编与裁减。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那样他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得知此一情况后，专门去电上海转告李宗仁：“不要惧怕我军渡江”，李也还是不做答复，并且要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为免生枝节，中共中央这时还真的一度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中共中央这时已决定要联合李、白，故而不惜迁就李宗仁的上述要求，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表现也早有疑惑，特别是因为李宗仁身处南京，未必能有多大作为，而白崇禧控制着大批军队。

  三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已宣布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李蒸五人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二十九日又增加刘斐，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南京政府的代表团在二十五日到达北平。下一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谈判从四月一日开始，地点在北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四月一日又增加聂荣臻），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为什么国民党政府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和平谈判的要求呢。”次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那时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二月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要黄启汉、刘仲华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蒋反美、接受八项条件的诚意，抗战开始后，刘仲华经张任民介绍，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宗仁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的身份做共产党员做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先生在一定时期内接受了我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和李宗仁结下了很好的友谊。他很快和李克农单线联系。并和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与陈少敏、王炳南等同志建立工作关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是了如指掌的，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常常和刘仲华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几次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北平解放前夕，他受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托，再上北平，与叶剑英商谈李的“和谈诚意”，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之后，他参加了李宗仁组织的国共和谈代表团，担任首席顾问。奔走于南京、上海、北平之间。为两党的和平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许多举足轻重的工作。

刘仲华文革迫害

  全国解放后，刘仲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等职。曾被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代会代表，第四届政协常委。1953年，北京市委决定，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接受他重新入党，因有周恩来、聂荣臻证明，无入党介绍人。这是他三十年前入党后的重新归队，尽管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但他从无怨言。“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0年4月21日含冤病逝，终年71岁。

刘仲华彻底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全面的评价，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他自1923年的党籍。使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1980年5月2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彭真、邓颖超、万里、蔡畅、朱蕴山、史良、季方、王昆仑、林乎加，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协送了花圈。朱蕴山、季方、王昆仑、林乎加等以及他生前好友共五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林乎加主持，市委秘书长、市政府副主席高戈致悼词。悼词中简略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最后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仲华同志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畏艰险、坚贞不屈、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刘仲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坚持原则、遵守纪律、艰苦奋斗、平易近人、深受党和群众的信任，他实事求是，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刚直不阿，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人民对利益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献出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