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植（1905-1927），又名炳登，字愈高，浙江省青田县腊口镇北坑村九山自然村人。1905年4月出生 [1]  。小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处州中学（现丽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1924年8月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二期学员。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军校中共支部候补干事（候补委员）。

二、个人经历

在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培养下，他参与了党组织开展的联合广州各军事学校和部队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机关刊物《中国军人》等项工作，成为一个善于做政治思想、宣传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周恩来、熊雄在军校工作的重要助手。

1925年1月和10月，两次参加讨伐陈为，炯明的广东革命军东征。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员、科长。在征战中，他积极做好发动群众，鼓舞士气，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等项工作。 [2]

东征结束后，他调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任周恩来同志的秘书。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出师北伐，麻植留守军校负责军委和军校的联络。初冬，周恩来、聂荣臻同志离开广州，麻植奉命留在广州，主持军事部工作。

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麻植虽然脱险，但他心中总挂念着榨粉街军委住处存放着党内文件和军校党员名册，于是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广州。

在军委住处做拜拜掩护工作的女共青团员黄玉兰正庆幸麻植脱险的时候，麻植却匆匆地闯进门，镇定地对她说：“玉兰，我在街口被敌人盯上了，你快把门栓上！”说毕，麻植就迅速冲入内房，捧出一叠党内文件和军校党员名册，在厅堂上点火焚烧起来。这时门外已传来敌人的脚步声，黄玉兰急忙抢过麻植手上的文件和名册，推着他说：“让我来烧吧!你快点离开这里，要不就晚了。”麻植一面继续烧文件，一面匆忙说：“不行，这些文件和名册关系到数百名党员的生命，关系到党的前途，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如果落在敌人的手里，那么整个军委的党组织就要毁灭了，我是为了它才来的的，你还是快点帮着我烧吧！”当敌人砸开门闯入屋里时，只见一堆灰烬。麻植和黄玉兰被捕了，被分别囚禁在八号监狱二楼政治犯上的男女牢旁。

邓颖超同志的住处，“四·一五”晚上也被搜查。邓大姐因生产住在一家私人的妇产医院，才幸免于难。

麻植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要出共产党组织的秘密。首先派两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做说客，被麻植严词拒绝了，敌人就夜以继日审讯，用插竹签、坐老虎凳、吊飞机等各种酷刑来折磨他。每次审讯后，他总是带着满身血迹送回牢房。但他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党的秘密。

麻植被捕后的第十天，在敌人的审讯室内，黄玉兰见他血迹满脸，外衣被撕得破破烂烂，肩背伤口渗着脓血，脚一拐一拐地拖着沉重的镣铐走着，内心十分难过，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麻植低声对她说：“玉兰，你要坚强些，头是不能向敌人低的，泪是不能向敌人流的。这里是敌人的法庭，千万不能流泪。玉兰，你不能哭，这样会暴露你的政治身份。现在敌人对你摸不着底，一会儿审讯开庭，你要一口咬定是我的女佣，是来广州挣钱谋生的。这样，敌人便无可奈何了。”麻植说着便从衣服口袋处取出一支桔红色的钢笔交给黄玉兰说：“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既入囚笼，断无生还的希望，不过我是不会向敌人低头的。这支钢笔是我多年来为党工作的用具，是我唯一的财产，就留给纪念吧。以后同志们问到我，你就告诉他们，麻植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审判开始，麻植利用生命尚存的一刻向敌人作最后的斗争。他在法庭上昂首挺立，直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以大量的事实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模范。他质问法官：“共产党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哪一桩，哪一件触犯了国法？我看违法的是你们！背叛孙中山的也是你们！你们害怕真理，背叛革命，把中国再度推向黑暗深渊，你们是祸国殃民的反动派，到头来成为千古罪人！”

1927年4月29日下午，麻植面无惧色，英勇就义于红花岗，年仅22岁。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麻植被认为革命烈士。

三、人物事迹

1924年冬，麻植受中共江浙党组织选派，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此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代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在黄埔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麻植入学后，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突出，中共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支部成立时，他被选为候补干事（即候补委员）。1925年1月，军校特别区党部青年军人社成立，麻植成为该社刊物《青年军人》出版发行股的干事。

同年2月，麻植加入了由第二期学生编成的学生总队，组成黄埔校军，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他调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干事，按照政治部制定的战时宣传计划，随军跋山涉水，向民众宣传东征意义，动员他们帮助东征军运输和担任向导，还深入前线宣传，鼓舞士气，在东征中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5月中旬，反动军阀剂震寰、杨希闵。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麻植随东征军主力日夜兼程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省港大罢工爆发后，麻植在军校刊物上发表文章并组织专刊宣传，支援省港罢工。

中共四大以后，党决定扩大广东军委工作，周恩来出任广东区委军委书记，主要领导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工作。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的麻植担任了广东军委秘书，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军委组织工作。

10月，麻植又参加了东征军第二次出兵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员。他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和其他同志一起，沿途开展东征军内部及对敌斗争的宣传工作，还深入贫苦民众，宣传党的工农政策，帮助当地建立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使东征军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拥护。当东征军攻克潮汕后，他写信告知父母：“此次我军东征，于短少时间便克复潮汕，实诸将士奋勇杀贼之功。征途中我军甚爱护人民，秋毫无犯，所以人民对我军感情甚好。”由于完成任务出色，不久，麻植被东征军总指挥部提升为政治部宣传科长。

黄埔军校内的左、右派斗争异常激烈，麻植也曾是蒋介石等人争夺的对象之一，面对高官厚禄的许诺，他丝毫不为所动，因而成为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攻击的对象。他在军校的中共党团领导下，与军校的共产党员一起，按党的指示，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北伐进军后，周恩来、聂荣臻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由熊雄担任，麻植代为负责主持广东军委的工作，他与季步高、黄锦辉等互相配合，做好党的军事工作。

自投身革命后，麻植下定决心：“早点把中国统一……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救出，解除一切痛苦。”因此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坚定地表示：“儿亦愿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他的哥哥以为他在外当了大官，曾来信向他要钱，远离家乡并非为谋取个人利益的麻植在回信中告诉哥哥：“弟在外所为者自信皆救国事业，所以虽不能在家侍奉双亲，亦聊堪告慰，弟现升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每月薪水本定为百六十元，但弟为第二期学生（校中规定第二期学生不论位置高低，每月均薪水为五十元，如要增加，大家同时增加，此办法极为平允，因革命军系为求平等自由而革命，故对薪水一层不大看重）。”

对于结婚娶妻问题，他在给父母信中坦言：“娶妻应备之条件”：“第一，女人要识字，头脑清楚者。第二，女人脚要大的，并且身体要无残缺而强健者。第三，女人性情要和儿相合者。第四，女人最好亦是有志向做救国救民事业与儿相同者。”他告诉父母：这些条件是“与人结婚最要紧的信条，如不备上列四条资格，虽他家里如何富贵，品貌如何美丽，儿也不娶”。“儿在外自信没有不好的行为，这是可告慰的。儿写此信是老老实实的写出”。从上述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热烈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共产党员麻植的革命婚恋观，明显受到他相伴日久的周恩来夫妇之间完美结合的影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曾是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形势也急转直下。1927年4月15日，广东军阀当局开始在广州大规模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自1926年12月周恩来和聂荣臻等离开广东后又担任代理军委主任、负责主持军事工作的麻植，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等，坚持留在形势日趋紧张、斗争异常激烈的广州，从事军委和黄埔军校之间的联络工作，并曾为反击广东一触即发的反革命政变而策划过秘密军事活动。4月14日深夜，党组织侦悉敌人将于次日凌晨开始动手，紧急通知麻植撤离黄埔军校。麻植登上小艇，在新洲渔民掩护下，于15日凌晨秘密返回广州。

此时，广州已危机四伏。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侦探、军警已三五成群，布满大街小巷，将广州的革命团体、工会和群众组织的所在地分别包围。

天将拂晓。麻植机警地躲开敌人，急速穿行于大街小巷，接连赶往军委设在万福路、东山等地的秘密办事处，探听同志们的安危，转达区委的指示。当他快到中共广东区委机关的所在地时，远远望见国民党军警已包围了那里。他又迅速折回榨粉街军委办事处，正好遇见敌人刚从与办事处相邻的学生旅舍抓捕几名学生。麻植立即离开办事处住地，拐了个弯，匆匆走进了德政北路已故战友洪剑雄夫人张婉华的家。

洪剑雄是麻植在黄埔军校过往从密的同学，又是一起在党内工作关系甚笃的战友。洪剑雄在北伐中牺牲后，他的妻子张婉华仍坚持在中共广东区委从事妇运工作，麻植也常与之来往。当张婉华见麻植在警车呼啸、刀光剑影中，依然若无其事地奔波各处，不由得焦急地大声对他说：“你好大的胆，还到处乱跑，幸好黄玉兰已经来了，我让她住在这里，你是敌人通缉的对象，请立即穿上剑雄的长衫，我派人护送你去南海里水避风头。”在张婉华的帮助下，装扮阔少爷模样的麻植，由张家一老一少两个女眷挑着食篮陪伴，扮成下乡走亲戚的样子，混出广州城坐船前往南海县里水乡隐避。

来自广东梅州的女共青团员黄玉兰，是当地党组织派往广州投考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举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的学员。1926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会设立榨粉街军事秘密办事处时，因当时租房子“非眷莫问”的缘故，受党组织安排，驻守办事处机关，掩护麻植等人在军委会的工作。她是一个未满16岁、初中尚未毕业的小姑娘，因她文化低，又不懂广州话，麻植便热心地帮她补习文化，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知识教育，提高她的思想觉悟。黄玉兰白天在妇女讲习所学习，夜晚回到办事处机关，为大家料理日常生活。她崇敬地把关心她、帮助她的麻植当成了自己的大哥哥。

麻植避走里水之后，黄玉兰在张家住了两天，见外面风声似乎平静一些，便又回到她惦记着的榨粉街军委办事处。她环顾四壁，正暗自庆幸麻植已脱离险境时，猛然见麻植闯进门来。

麻植的突然归来，令黄玉兰大吃一惊。麻植却镇定地说：“玉兰，我在街口被敌人盯上了，你快把大门关上，快！”说着，他奔上房间，捧着一摞党的文件、档案和军校党员名册，放在厅堂，点上火焚烧。

门外传来敌人杂乱的脚步声，黄玉兰看到麻植为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全然不顾迫在眉睫的危险，她一把夺过文件和名册，推着麻植说：“让我来烧吧，你快点从天台离开这里，要不就晚了。”

麻植一面不停地把文件投入火堆，一面严肃地回答：“不行，这些文件档案和名册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它关系到数百名党员的生命，关系到党的前途，我是为了它才回来的。如果它落在敌人手里，那么，党组织的损失就更大了，你快点帮我烧吧。”

黄玉兰听了他的话，也赶忙帮他一起烧。很快，文件名册化为片片灰蝶上下飘舞。

“嘭、嘭、嘭”，敌人开始狠命地砸门了。在大门被砸破的刹那间，麻植紧盯着已化为一堆灰烬的文件名册，如释重负地站立起来。

蜂涌而入的敌人，屋里屋外地大肆搜查，气急败坏地将麻植和黄玉兰押到广州市公安局，囚禁在八号监狱二楼政治犯的男女牢房。

此时，国民党右派已在军校“清党”，数百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被投入监狱，军校政治部主任、党团书记熊雄也被逮捕。敌人得知麻植是在黄埔军校管理中共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两个在军校加入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学生前来充当说客，劝他识时度事，交出党组织人员名单，遭到麻植的严词拒绝。为了从麻植口中得到口供，敌人一次又一次动用插竹签、坐老虎凳、吊飞机等酷刑逼迫拷问。每一次审讯，麻植总是血迹累累地被押回牢房。视党的组织重于生命的麻植，一次次使敌人的妄想落了空。

狱中第十天，敌人又一次把接连经受严刑拷打的麻植押出去审讯。这一次，黄玉兰也被押到了候审室。

这是第七次审讯，也是最后的一次审讯了……

“哗啦、哗啦……”，麻植拖着沉重的脚镣，两条腿一拐一拐地走进了候审室。由于敌人的严刑拷打，麻植浑身已布满血痕，外衣也被撕拉成碎条披挂在身上，肩膀和背部裸露的伤口渗着脓血。他艰难地站立着，惟有目光炯炯依旧。当黄玉兰看到昔日大哥哥似的麻植，短短几日，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眼泪止不住地流淌。麻植望一望四周，低声对她说：“玉兰，你要坚强，头是不能向敌人低的；泪是不能向敌人流的。在敌人的法庭上，千万不要流泪，否则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一会在法庭上，你要死口咬定是我雇来的女佣，是从梅县乡下来广州挣钱过活的。这样敌人便无可奈何了。”说着，麻植摸索着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支橘红色的钢笔。递给黄玉兰说：“敌人是凶残的，他们绝不会放过我，我既入囚笼，断无生还的希望。不过，我是决不会向敌人低头的。这支钢笔是我多年来为党工作的工具，也是我惟一的财产，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3]

双手紧紧攥住这橘红色钢笔的黄玉兰，用力咬住嘴唇，忍着泪水，默默地点点头。麻植最后叮嘱黄玉兰：“以后同志们问到我，你就告诉他们，麻植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开庭了。

任凭脚下铁镣沉重，任凭身上伤痕累累，麻值抱定了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要与敌人作最后斗争的决心。他昂首挺立在法庭，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列举事实，侃侃而谈地宣传中国共产党是执行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执行三民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模范。他严厉质问审讯官：“共产党执行了孙中山的政策，推动了大革命发展，哪一桩哪一件触犯了国法？我看，违法的是你们，背叛孙中山的也是你们！”他怒斥敌人：“你们害怕真理，背叛革命，把中国再度推向黑暗深渊，你们真是祸国殃民的反动派，到头来成为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