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下午，相信大家都被一条消息吸引了目光：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主动投案”，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作为一名曾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秦光荣为何“主动投案”？

一

据岛叔的小伙伴《中国经济周刊》调查，来自香港的消息人士透露，秦光荣此番主动投案，是因为他的儿子秦岭已经在数月之前被带走调查。

秦岭曾任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属“华融系”旗下。2018年4月17日，华融系一把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其后华融系多位高管被带走调查，秦岭也是其中之一。

要知道，赖小民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也是今年年初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赵乐际专门点到、且定性非常严重的大案：“果断查处赖小民等手握金融资源权力，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内鬼’”；其案发后，“一行两会”和多家中管金融企业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该案，表述都是“金融领域发生的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

《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到的消息是，“赖小民的涉案金额一定是创纪录的。”

这样“触目惊心”的腐败“内鬼”，对集团内部政治生态的污染是必然的，从多名高管被调查即可见一斑。华融内部人士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秦光荣之子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

“一门两父子，皆为阶下囚。父子俩只能比谁交代问题更彻底。”香港的消息人士说。

二

说起来，十八大以来，包括秦光荣在内，已有6位曾经的省委书记被查。

在他之前，有王三运（曾任甘肃省委书记）、苏荣（曾任青海、甘肃、江西三省省委书记）、王珉（曾任吉林、辽宁省委书记）、白恩培（曾任青海、云南省委书记）、赵正永（曾任陕西省委书记）。

此外，还有两个半在任上落马的省（市）委书记，分别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以及一名落马前仍是代理身份的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

其中必须要提的是白恩培，曾经跟他搭班子五年、与黑老大刘汉过从甚密经常一起打麻将的白恩培。

当年，秦光荣就是白恩培卸任后的继任者；他的这位“老同事”，则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个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官员。在中纪委那部硬核警示片《永远在路上》中，白恩培和夫人如何联手收受巨额贿赂，面对镜头如何忏悔，占据了相当的长度。

在云南的钻风朋友告诉岛叔，在云南官场，秦光荣和白恩培关系差，差不多算是公开的秘密。据他描述，“秦比较爱秀，缺乏魄力和长远规划”“两人都算是庸官吧”。

另一位熟悉云南官场的人士则描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说秦光荣有一次出去调研，皮鞋鞋带松了，他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蹲下去系，而是脚往前一伸，随从人员蹲下去给他系好了。

2017年，中央巡视组向云南省委反馈“回头看”的情况时提到，云南“肃清白恩培、仇和等‘余毒’不彻底，政商关系不清，政治生态遭到破坏。”作为一个湖南人，秦光荣在云南先后任职超过15年之久；此番如果再论“余毒”，恐怕他也得算其中一个。

三

这话并非没有依据。

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曾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白恩培和秦光荣。2014年，白落马，秦在不到退休年龄的时候被调离；当时杨维骏说，“云南的问题还严峻得很，处理一个白恩培、调走一个秦光荣，反腐才刚刚开始。”

从地域落马官员的分布看，云南落马高官的绝对数量并不算特别多。但是，其中“连续性”非常值得注意——

前后两名省委书记被查：其中白恩培在任10年（2001-2011），秦光荣在任3年（2011-2014），前后横跨14年。

连续四任昆明市委书记被查：杨崇勇（2003.6-2007.12）、仇和（2007.12-2011.12）、张田欣（2011.12-2014.7）、高劲松（2014.8-2015.4），前后横跨12年。

这其中，据云南消息人士透露，落马的原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还曾直接向白恩培花费100万买官，几乎在当地官场尽人皆知。

前后连续十数年在任的高级官员皆因贪腐落马，且数额绝不算小（仅白恩培一人就受贿2.47亿元），可见“流毒”说法绝非虚言。

仅从法院的判决书来看，白恩培、仇和大肆收钱的其中一项，就是“工作调整、职务晋升”——想想看吧，十几年时间，多少人要晋升、调整职务？

2017年，中央巡视组在向云南反馈时就提出，要坚决杜绝“带病提拔”“买官卖官”。

随后，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云南省委从核心领导机关做起，对2014年以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集中检查，查阅了2690名处级干部提拔任用相关材料，并对“带病提拔”的51名省管干部、255名处科级干部选拔任用过程进行了集中倒查；仅2017年1至9月，就立案查处省管干部56人。

岛上的云南钻风告诉岛叔，经此一番，当地干部“断档确实比较严重”。 

四

“前赴后继”的贪腐案件，背后一定有可能存在的现实土壤。

比如，在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专门给云南提出建议：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解决“烟、矿”独大局面。

烟与矿，云南GDP的支柱。在杨维骏的举报信中，白恩培主政期间，云南发生多起贱卖矿案，包括将“价值五千亿的兰坪铅锌矿，让刘汉以10亿就控股60%，一举掌控了这个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的超级矿区”。

据媒体《廉政瞭望》透露，2003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

对了，秦光荣就是湖南永州人。

据岛叔了解到的信息，秦光荣1999年调任云南后的15年时间里，有不少湖南商人尤其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商人来到了云南；他们没押错宝，赶上了十几年大拆大建的好时光。

这样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商人用投资为官员贡献GDP政绩，换取官员对自身投资利益的保护和扶持。如学者所言，在“官场+市场”的模式中，官商之间经常形成这种个人化的关系。商人随官员到履新地投资，既有相互信任的问题，也有“人格化的利益交换和共赢”，容易演变为深度利益捆绑、人身依附。

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进入政治领域当然非常值得警惕。如前所言，一段时期内，在这些贪腐高官的“流毒”影响下，云南买官卖官现象严重；而如果连官职都可以“买卖”、“投资”，那么晋升后如何“回本”就成了理性考量，由此形成更大程度的恶性循环。

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要打破这种局面，绝非易事。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指出多省区主动投案人数显著增长

五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秦光荣主动投案后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评论文章，题目就是《主动投案是选择了唯一正确的出路》。

文章提到，在反腐高压态势下，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有2.7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违纪违法问题，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这些人当中，有的被纳入监察范围，自知问题终难掩盖，因而主动投案；有的为了得到从宽处罚、改过自新的机会，主动交代问题。”

很多时候，人都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想起不应侥幸。当年，秦光荣的前任白恩培说，“没想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李春城的忏悔是，“居然因自己的错误这样收场，何其悲哀”。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不容易，时时刻刻做明白人更不容易。不妨重温下习近平2014年的一番话，道理非常浅易，真正知行合一不易：

“为什么说当官是高危职业？就是说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要处处防备社会诱惑。诱惑太多了，处处是陷阱啊！所有自己认为是当官能享受的、产生快感的事情，背后都可能隐藏着罪恶，都可能是陷阱。有人说，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一旦突然凭空来了一个好处，一定要警惕。看到这些东西自己就要戒惧、退避三舍。

咱们的门神要摆正，大鬼小鬼莫进来。一个要有情操，这是一道防线；一个要有戒惧，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一旦犯事，什么都没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就是过了个手，最后还要还财于民、还财于公。不要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