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阎揆要早年在杨虎城部，在西安事变和忻口战役中均有突出贡献，曾参与指挥冀鲁豫边区反“扫荡”和延安保卫战、西北解放战争，战功卓著。阎揆要对我军司令部建设、参谋业务建设贡献尤为突出，被叶剑英誉为“参谋工作的楷模”。阎揆要淡泊名利，在授衔时“不要三星要两星”的故事，在军内外传为佳话。

“西安事变”中，率部镇守西安东大门

阎揆要，曾用名阎奎耀，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赤村。1924年春，阎揆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为家里穷，报考黄埔军校时家里凑不够路费，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这才得以成行。11月9日，阎揆要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后到陕北工作。1926年8月，阎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12日晚，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由于敌众我寡，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为西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1月，唐澍和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

黄埔一期毕业的开国中将，本应授上将军衔，彭德怀赞其一项工作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1928年初，阎揆要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工作的副团长，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1935年2月，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阎揆要仍任团长。在此期间，阎揆要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在该团秘密建立了中共组织，营、连成立了支部，排建立了小组，并注意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兵运工作搞得活跃、隐蔽。周恩来很关心阎揆要，要求“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余事待电信通后再告。”1936年8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员刘克东去阎揆要团建立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亲日派派兵“讨逆”，西安周围重兵压境，形势骤然紧张。当时，阎揆要的特务二团驻防渭南地区。此时，汪锋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阎揆要团驻地，信中指示：“阎揆要坚决拥护张、杨主张，坚决抵抗南京军队向西安的进攻。”并强调，“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阎揆要率领部队在赤水镇、渭南源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坚守阵地，使亲蒋的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而后，又奉命转移到蓝田，同红二十五军并肩战斗。此时，国民党“讨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火速派人给阎揆要送来一封密信，劝他拥蒋，事后必有重用。董钊是阎揆要的陕西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阎揆要断然拒绝董钊的劝说，率部仍然坚守住西安的东大门，同其他部队并肩战斗，未让“讨逆”军前进一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忻口会战中，“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进行了改编，特务二团改编为一○五七团，由阎揆要任团长，由亲共的谢晋生任团副。七七事变后，阎揆要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临出发时，省委联络员汪锋突然来到陕西三原第一○五七团驻地，将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阎揆要。信中指示：“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和统一战线中要起模范作用。”看完信，阎揆要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请汪锋转告周恩来：“我们一○五七团是共产党培养的队伍，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决不会给共产党抹黑。”

10月18日，在忻口阵地全线危急的紧要关头，阎揆要率部赶到，奉命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阎揆要带领几个营长和参谋冒着严密炮火来到前沿勘察，并给各营明确任务。正在此时，日军又突破晋军阵地，直冲到阎团第一营侧后。情况十分危急，阎揆要当机立断，命令第一营营长、共产党员周益三，乘日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夺回阵地。周益三举起驳壳枪，堵住溃退下来的晋军，高声喊道：“跟我上！”第一连官兵手持步枪、大刀紧跟着周益三向日军冲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冲击打蒙了，被迫退回原地，中国军队保持了防线。

阎揆要乘机指挥部队沿日军退路进行反击。一○五七团官兵怒火满腔，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日军企图以猛烈炮火阻止一○五七团的反击。但是全团上自团长阎揆要，下至伙夫、马夫，在“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口号鼓舞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日军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和燃烧弹，许多官兵被毒气熏倒了。阎揆要命令部队立刻将毛巾打湿捂在鼻子上防止中毒。二营营长、共产党员孟审言头发烧焦了，眼睛烧伤了仍继续指挥战斗。三连连长、共产党员袁致亮腰部、腿部负伤了，子弹打完了，仍举起大刀同日军拼杀，壮烈牺牲。阎揆要率部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板垣师团血战14个昼夜，虽然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以上，但所守阵地无一丧失，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周恩来在见到特派员汪锋时，表扬阎揆要团说：“这一次五二九旅打得很好，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很有希望。你到忻口去一趟，慰问一下全旅官兵，代表我问候他们。请转告许权中、阎揆要他们，要做好长久抗战的准备，娘子关可能要失守，太原也难保得住，你有什么事情，派人和我联系。”

1938年秋，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加八路军。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得知阎揆要要辞职，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并表示“如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则可做大事做大官”。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1938年底，阎揆要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作战科）科长，后任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后又任军政处处长。

为冀鲁豫军区情报和司令部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巡视团，周桓任团长，阎揆要任副团长，先后到冀南、鲁西、冀鲁豫等军区检查指导工作。经过两年的巡视工作，巡视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2年7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向军委总部请求，将阎揆要留在冀鲁豫军区工作。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求，任命阎揆要为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根据阎揆要的建议，军区指定阎揆要具体负责军区情报系统组建工作。阎揆要首先调整充实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情报部门，还在一些县和乡建立情报站、敌工站，在伪军中物色情报员，利用各种渠道同伪军接上关系，并派出侦察员经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随着情报系统的充实和完善，从冀鲁豫军区到太行八路军总部之间，以及湖西至鲁南之间，建立和恢复了地下交通线，经常转送过往人员。几年中，从这两条交通线，西上太行、延安，东下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共达4000多人。刘少奇、陈毅等，都曾经此秘密交通线到达太行、延安。

在抓情报系统建设的同时，阎揆要还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他提出：“第一，司令部的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第三，是要讲求实效；第四是要强调调查研究。”阎揆要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相继建立值班制度、办公制度、汇报制度、通报制度、检查制度、学习制度等。阎揆要还进一步明确了司令部各科的分工：一科即作战科，协助指挥员指挥作战，保障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负责协调司令部内部以及各部队的关系；二科即侦察科，是司令部的耳目，中心任务是组织侦察，及时提供敌情地形等情报；三科即通信科，是军队指挥的神经，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顺畅；四科即管理科，中心任务是生活保障。各科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协作的，各科内部都要有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计划，并相应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如一科要与各军分区、各旅团的作战科、作战参谋建立纵向联系，保证上级的命令、指示能顺利贯彻执行。其他科亦照此执行。

阎揆要领导司令部建立了办公会议制度，每天晚上开办公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当天的情况，布置次日的工作。阎揆要每天都是最早到司令部，先做一些准备，看电报，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做到心中有数。办公会上，先是由各科科长汇报当天主要情况，对情况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然后由阎揆要进行总结。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领导也经常参加办公会议。自从建立办公会制度，领导既能尽快掌握全面情况，又能及时处理许多重要问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阎揆要有个习惯，凡是只要自己能干的就一定亲自干。讲话稿就是坚持自己写。每次讲话之前，他只要求部属提供素材，然后关起门来，冷静思考，精心加工，形成自己的东西。熟悉阎揆要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许多难记的数据，往往一口道出，从无差谬。有人曾经问过他：“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阎揆要说：“逼出来的，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用笔记东西容易出危险，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练习用脑记，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阎揆要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忙而不乱，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常常是在吹起床号以前就打好绑腿、扎好腰带，来到操场，先锻炼一会儿身体，然后观看部队操练。每天晚上，他都工作到深夜，把起草的电文和需要批示的电报，一一办妥后才去休息。遇到重要情况往往一干就是通宵，第二天照常出操。他提倡“事不过夜、案无积卷”，司令部的参谋们都自愧不如。杨得志也非常敬佩阎揆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品格。在司令部内部，阎揆要就像一位宽厚慈祥的兄长，与大家处得非常和谐愉快。战争年代司令部的工作是最紧张的，经常是不分昼夜。大家都在一起工作非常融洽，虽然人少工作任务重，心情却都很舒畅，工作效率也很高。每当打了胜仗，前方部队给首长送来的战利品，阎揆要总是分给大家共享。在行军打仗时，阎揆要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同大家一道走路。

彭德怀的好帮手

1945年9月初，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阎揆要重点抓了四项工作：一是掌握国民党军动向，把每天的情况编印成《每日情况汇报》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参考。二是掌握全军动态，及时把各战略区部署情况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汇报；协助中共中央军委，组织10万部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三是总结作战经验，及时将各战场的情况总结上报。四是搜集资料为国共和谈做准备。在叶剑英领导下，阎揆要带领一局同志高质量完成了任务，叶剑英亲切称他为“参谋工作的楷模”。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战役期间，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中央军委对战役的指挥，赢得了战役的胜利。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一局全体人员，表扬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整编，代司令员王世泰，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委张仲良。1947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3月初，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作战。阎揆要积极协助彭德怀迅速组织部队抗击、迟滞敌人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

1947年7月，阎揆要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自从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之中，生活十分艰苦，有时饭还没做好敌人就来了，只好马上转移。阎揆要了解彭德怀的工作习惯，部队每到一地，彭德怀就要马上展开工作。因此，阎揆要对司令部提出要求：指挥所一是要安全，二是要适用方便，不能有半点马虎。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要任务是把作战指挥系统建立起来，尽快沟通上下联系，让彭总能投入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阎揆要都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指挥所的位置，布置警戒，经常通宵工作。

阎揆要还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一天凌晨3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发来了一份电报。当时，值班参谋考虑到彭德怀已三天三夜未合眼，现在刚躺下，而且野司和各纵电台下一次联络时间是早晨6时，时间还来得及，因而没有马上呈送彭德怀。彭德怀醒后一看电报被压了半个小时很生气，立刻把阎揆要和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叫来询问原因。当阎揆要了解事情真相后，主动承担了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彭德怀知道阎揆要主动承担责任，这才消了气。

1948年冬，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地区休整。阎揆要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组织部队整训，一方面组织司令部机关人员学习业务，亲自给大家讲课，组织编写司令部工作细则。司令部各科根据自己的专业、工作程序、参谋职责、规章制度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工作细则。各科之间还进行相互交流。一天，通信科长刘克东找作战科长郝汀交流编写工作细则的经验，彭德怀高兴地说：“好！抓得好，我们就是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指挥员和参谋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经过整训，不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参谋业务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加强司令部内部建设的同时，阎揆要善于在司令部和各部队间建立密切联系。部队对参谋长、司令部都很尊重，保证了指挥顺畅，首长的决策部署得以顺利贯彻。在阎揆要的具体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指挥系统更加完善。

黄埔一期毕业的开国中将，本应授上将军衔，彭德怀赞其一项工作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9月20日，一野前委就解放新疆召开会议，制定了力争守军投降，充分准备武力解决，防止逃窜的作战方针。在进军新疆的整个行动中，阎揆要不负重托，协助彭德怀指挥，以及对军委、各兵团及各军的协调联系和具体的组织工作。阎揆要把繁重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保证了行军的顺利进行。彭德怀对这次7万大军进军新疆的组织工作很满意，称之为“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不要补授上将军衔，“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53年，阎揆要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1955年6月，阎揆要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9月，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按阎揆要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本应该授上将军衔，由于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所以只评为中将，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有人劝阎揆要：“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他最了解你。”阎揆要说：“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我们应该相信组织。”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阎揆要“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57年12月，阎揆要改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秋，中央军委发出高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1959年4月初，阎揆要来到某部炮兵支队五连当战士。当连队副指导员介绍情况称阎揆要是副司令员时，他马上纠正说：“不，我现在不是副司令员，我是五连的一名列兵。”副指导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片刻才激动地说：“对，欢迎我们的老列兵！”大家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阎揆要头戴船形帽，身着士兵服，佩戴列兵衔，在第五连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样样工作都抢着干，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阎”。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由于缺乏营养，加之疲劳过度，阎揆要病倒了。他的双脚浮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最好能补些动物蛋白质。身边工作人员想办法弄来一些鱼，熬成鱼汤送给他吃。阎揆要马上问：“鱼汤是哪来的？”工作人员马上说：“这是病号饭。”“病号都有吗？”工作人员说：“都有。”他这才把鱼汤喝了。当天下午，阎揆要从别的病号那里打听到午餐并没有鱼汤，立刻把工作人员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只好把实情告诉他。阎揆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有不少人在挨饿，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我们更不能搞特殊，把那些弄来的鱼拿给病号灶，大家一起吃。”工作人员只好照办。

阎揆要清廉朴素，始终保持着公仆的本色，在用车、住房等方面从不搞特殊。夫人贺宏志带着孩子住在西安一个居民大杂院里，街坊邻居还以为阎揆要只是一个普通军官。建国后，阎揆要一直乘坐一辆吉姆车，车子老旧，经常出毛病，车管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一辆新车，他就是不同意。阎揆要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他们用公家的车。在住房方面，阎揆要也是多次谦让，一直住在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家庭人口多，比较拥挤，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都被他谢绝了。有一次，营房部门背着他把一套新房的钥匙交给了秘书，家里人收拾东西正准备搬家。阎揆要知道后亲自找到营房部门说：“现在咱们院新调来的许多科研人员住房都很困难，跟他们比，我的住房条件强多了，咱们房管部门的同志要多想办法替他们排忧解难。”阎揆要的一席话，使营房部门的同志很感动，秘书只好把房子钥匙退了。家具都是60年代配发的，许多已很破旧，营房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他就是不肯。阎揆要还说，别看这些东西旧，修一修照样能用。阎揆要的衣食也都十分简单俭朴，内衣破了都是补一补再穿，吃饭也很简单，以清淡为主。阎揆要喜欢吃陕北的小米，但每次家乡来人带来小米、大枣，一定要付钱才肯收下。

阎揆要最反对阿谀奉承，不跟风表态。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时，阎揆要无事从不去串门。一次开会碰上彭德怀，彭德怀问阎揆要，怎么总不见你？阎揆要说：“彭总很忙，我也没有什么事。”1959年彭德怀受批判后，阎揆要不仅在政治上对批判彭德怀有所保留，而且为彭德怀辩解：“我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党。”当有人说彭德怀打仗不行时，他也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公开反驳。不久，他被免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职务。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当好叶剑英院长的好助手

1960年11月20日，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当时，叶剑英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是阎揆要的老领导。叶剑英非常熟悉阎揆要，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敬业精神都很赏识。1965年1月22日，阎揆要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他坚决贯彻叶剑英提出的以科研为中心的指示，要求机关为科研做好保障和服务，自己带头为科研当好后勤，尊重科学、重视人才，尽心尽力地组织好全院的后勤保障。针对军事科学院干部比战士多，团以上干部比营连干部多，高级将领多的特点，他重点抓好住房和生活管理，办好食堂，安排好家属工作和子女上学，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在阎揆要带领下，机关逐步树立起一切为科研服务的良好风气，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

黄埔一期毕业的开国中将，本应授上将军衔，彭德怀赞其一项工作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战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为使我军了解和跟上这一军事领域内的新发展，阎揆要提议外军部组成课题组，对电子战进行跟踪研究。阎揆要对课题组提出要求，要尊重科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掌握军事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70岁的阎揆要并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汇报，看看上报的研究报告，而是亲自参加课题组的活动，同大家一块研究问题。大家反映缺少资料时，阎揆要说：“我们可以‘师之于敌’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苏联有，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阎揆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如此观点，使许多研究员十分钦佩。在他的领导下，课题组翻译了苏军有关电子战及其他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为全军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大家在阎揆要带领下，潜心研究、刻苦攻关，写出了《电子战在军事上的运用》作为外军学术特刊，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当时负责作战、训练的副总参谋长李达批示：“全军进行学习。”从此，电子战问题引起了全军广泛的重视。

1975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军事科学院顾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阎揆要给邓小平写信，主动要求退下来。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阎揆要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93年底，阎揆要应邀亲临西安参加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幸摔伤，引起并发症，于1994年3月26日病逝，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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