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郭天民（1905-1970），原名郭基逵，1905年8月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十里

乡郭受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天资聪颖的郭天民先后考入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最终却因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1926年夏，经黄安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董觉生(董必武的胞弟)介绍，郭天民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六期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郭天民随黄埔军校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排长、副连长，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支队长，红八师参谋长，独立第六师师长，第六十二师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科科长，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晋察冀军区第二支队支队长、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先后指挥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较为著名的有，牛道岭战斗、上下鹤山战斗、高洪口战斗，他所在的部队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攻克娘子关的战斗。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长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司令员。

淮海战役开始前，中央军委组建二野，郭天民被调到第4兵团，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他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渡江战役，第4兵团划归第四野战军，随大军南下，直捣两广。在追击敌人时，他们所在的部队每天以70公里或者80公里的速度前进，与兄弟部队一起将4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全部消灭干净。

建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70年5月2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65岁。

主要成就

毙日大佐

1938年1月，郭天民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作战)局长。8月，赴前线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9月，在山西五台、盂县交界的牛道岭战斗中，他率部击毙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联队长清水正夫大佐。当时，清水一再扬言要荡平五台山，发誓要带兵"胜利"地开进五台县城。为了防止敌人逼近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聂荣臻要军区正、副参谋长唐延杰、郭天民立即指挥部分兵力掩护机关和后方人员撤退。

唐延杰、郭天民抓住机会，指挥部队在牛道岭袭击敌人。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清水也被打死了，直到聂荣臻在偶然得到的日本《福冈日日新闻报》上，看到10月6日日本同盟社的一条电讯:"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

夺娘子关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接到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立刻抽调部队组成三个纵队:即熊伯涛指挥的左纵队，杨成武指挥的中央纵队和郭天民、刘道生指挥的右纵队，还有一支钳制部队和一个总预备队，担负这次作战任务。

按照总部规定，正太路破袭战于8月20日晚10时全线准时发起攻击。郭天民一接受右纵队指挥任务，就决心打下娘子关，灭灭日寇的气焰。战斗开始的当夜，他派担负主攻任务的右纵队第五团部队潜入娘子关村，解决了村里的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强攻。在陡峭的山坡上，战士们冒着浓密的火网向娘子关上敌堡垒仰攻，经过3小时的反复冲击，终于夺取了敌人的堡垒。占领娘子关以后，郭天民又乘胜挥军破坏了娘子关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在日军增援部队赶来之前，郭天民指挥部队破坏了堡垒工事后，主动撤离娘子关。

抢张家口

1945年8月，日寇刚刚宣布投降，苏、蒙联军就沿张北大道南进，目标直指张家口。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部由黄河后套依托平绥铁路东进，企图抢占张家口。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指出:"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于是，在延安开会的晋察冀军区领导聂荣臻、萧克(副司令员)、刘澜涛(副政委)立即打电报给代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副参谋长耿飚，命令冀察军区的部队首先攻占张家口。郭天民接到指示，立即命令:平北军分区骑兵支队沿张(家口)库(伦)大道与苏蒙联军联络，军分区司令员詹大南率领分区主力立即做好进攻张家口的准备;冀察军区参谋长易耀彩指挥察南军分区部队，协助平北军分区部队攻占张家口。当时，他自己率领冀察军区南线部队正准备奔袭北平，途中得知北平已被蒋介石抢先占领而国民党军正乘八路军立足未稳，向张家口进逼，他便按照中央和军委意图，立即回师北上，及时指挥冀察军区北线部队。8月22日，郭天民抢在国民党的前面，顺利解放了张家口，还缴获了日军储备的一大批战略物资，活捉了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和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25日，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嘉奖了参战部队指战员。同日，被八路军接管的张家口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八年之久的张家口，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张家口是当时八路军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成为八路军派兵进入东北和支援东北战场的枢纽站。[16] 事后，聂荣臻曾当面告诉郭天民:"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阻击怀来

就在张家口解放的当月，冀察军区部队就整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郭天民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9月29日凌晨2时，撕毁了停战协定的国民党，从东西两个方面同时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晋察冀军民进行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张家口保卫战。军区确定东面以河北怀来、延庆地区为重点防守方向，由郭天民率第二纵队负责正面防御作战。

从1946年9月29日到10月8日，国民党军全副美式装备的两个军轮番进攻郭天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四个团，飞机、大炮、坦克狂轰滥炸，进攻最激烈的一天，解放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炸平。但是，郭天民率部惊人地坚持了11昼夜之久。国民党军炮火猛烈时，他们躲在抢修的堑壕里;等国民党军的步兵一冲上来，就集中所有火力，一齐向对方开火。国民党军一旦进入战壕，解放军官兵就用集束手榴弹和汽油瓶打敌坦克，以小分队对进至解放军阵地前沿之国民党军反冲锋、反突击，甚至插入国民党军群，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格斗，从精神上压垮对手。结果，郭天民所部既保障了主力在侧翼歼敌的胜利，又歼国民党军1万多人，还缴获大量美式装备，这就是著名的名垂军史的"怀来阻击战"。经此一战，有些国民党将领不无敬畏地称呼郭天民为"郭铜墙"。

犯上撤职

1946年裁军之后，郭纵队的四个旅仅留下两个旅，而且在随后进行的大同、集宁一战中损失惨重。之所以郭纵队元气未伤，还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是因为郭天民在46年初的晋察冀裁军中伙同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打了埋伏。将原本要裁掉的一万余名老兵瞒了下来，由刘道生私下里筹粮筹款养了下来。1946年9月，大同一战后退了下来的郭天民，在张家口东线战场组织怀来保卫战，指挥4个团激战14昼夜，顶住了国民党两个军的进攻，歼敌上万。

可惜西线战场失利，被傅作义部队钻了空子，组织快速部队直插到张家口的北边。张家口的失陷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撤退的时间仓促，张家口为解放军过冬准备的被子，成衣，棉花，粮食全都来不及带走，很多装的满满的仓库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再加上傅军行动的迅速，空中还有飞机的轰炸，部队撤退中的损失也很大。

1946年10月22日，刚刚被迫退出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领导人在涞源县城召开了重要会议，总结内战爆发以来几个月军事上的教训和不足，在这次会议上，晋察冀野战军二纵司令员兼政委、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领导班子猛烈开火，主要有两大条:第一，指责军区领导人犯了重大错误，被蒋介石政府的"和平建国"蒙骗，将部队大幅度精简复员，对备战缺乏准备，以至于部队战斗力被大大削弱，无力抵抗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第二，在保卫张家口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东线战场取得张家口保卫战的胜利之后，西线战场却被敌人得手，以致不得不放弃张家口，致使民心、军心和士气都受到影响。

会后，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冀察军区司令员的郭天民，当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冷冻"起来，不予使用。郭天民上告无门，申述无路，以前相识的人都远远避开，不敢接近，那情景，比今天那些上访的人还要窝囊凄惨。

涞源会议开于1946年10月底，晋察冀共产党一方被迫撤回到抗战八年的根据地，也跌入前景最不乐观的最低谷。转眼将近半年时间过去，1947年4月26日，原在延安的刘少奇、朱德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了晋察冀，在西柏坡整顿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和土改工作。郭天民这才咸鱼翻身，有了指望。在朱德做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对晋察冀军队建设意见时，被撤职的原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向朱德总司令"毫无保留地重申了自己对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方面的意见，并要求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那里去工作。"

1947年的这一次朱老总同郭天民的一席长谈，也使得郭天民终生受益无穷。 朱老总无非是讲:一个人，隐忍不发是经常性的，就像一个处在弱势的军队一样。在公开场合，逞一时口舌之快，那只是匹夫之勇，当不得大用。郭天民听了，牢牢的记住，在他的余生中，这一次的教训和朱老总的肺腑之言深深扎在了他的心里。从此，郭天民无论经历什么事情，再没有"犯上"触怒过什么人。在当面向朱老总申诉之后，郭天民得以离开晋察冀，到了晋冀鲁豫刘邓的手下，任副参谋长，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中一展身手 。

牵制国军

1947年8月，郭天民奉调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同年11月，鄂豫军区成立，邓小平对他说，老郭，你再做一次无名英雄吧。就在这样，郭天民没有随大部队转移，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王树声开辟鄂豫新区的斗争。次年春天，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大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再次派重兵侵入大别山地区，发动疯狂"扫荡"。王树声、郭天民率部避敌锋芒，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中，同时组织了10多支游击队频频出击，与敌巧妙抗争中，积小胜为大胜，逐步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国民党正规军大批撤走，只留下小股军队。王树声、郭天民抓住时机，分兵出击，积极配合淮海战役。他们积极反攻，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使大别山解放区进一步扩大，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与此同时，他们还率部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前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造国军

新中国成立后，郭天民所在的第4兵团来到云南。在陈赓调往中国人民志愿军任职后，他领导了改造卢汉部队和肃清匪特的任务。对郭天民来说，改造国民党的起义和投诚部队，是一项新工作，从来未遇过。对此，他认真学习毛泽东制定方针，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对起义部队，他以解放军才有的宽广胸怀，接纳这一新生力量，对其彻底改造，使其获得新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一些起义的官兵有顾虑，担心共产党对其分化，然后吃掉。郭天民按中央的方针，保留原国民党起义军队基本建制，说服教育国民党官兵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贡献。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旧思想、旧习惯，特别是反动和错误的东西，郭天民不牵就，不姑息，进行有力有节的斗争，全面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改造原国民党起义部队，郭天民坚持团结教育，争取大多数官兵，打击少数反动分子，及时发现和制止了少数反动分子叛变革命的阴谋。国民党起义的5000多官兵经过教育，编成了支崭新队伍，成了解放军部队的一员。

清剿匪特

解放初期，云南的社会情况复杂，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匪，有反动会道门组织，有封建的恶霸势力，有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新中国成立后，这几支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企图将云南变成反共的桥头堡，完成所谓反攻大陆的"大业"。据统计，当时全省有各种反动武装达250余股，匪特达十多万人。他们活动频繁，十分猖獗，抢掠人民群众财物，袭击人民政府，杀害革命干部，破坏交通。

郭天民作为驻军主要领导，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肃清匪特上。云南军区作出决定，一个团包一个县。对大股匪特，动用大部队;对小股土匪，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全省展开大规模的清剿匪特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云南的绝大多数匪特被肃清，一度动荡的社会安定下来。从此，云南从此进入了祥和繁荣的时期。

坚持真理

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江西苏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有些单位把矛头指向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当时，郭天民任江西军区参谋长，他不怕残酷打击，站出来说: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为此，他被指责为江西军区"罗明路线"的执行者，被撤职"保送"到红军大学当学员，并被勒令写揭发材料、作检查。郭天民坚贞不屈，硬是不写一个字，却在日记里写下"坚持错误，拒绝检查"八个字。

1955年4月，郭天民调到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担任副部长，协助代理部长叶剑英开展工作(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还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周士第、彭绍辉等5人，均为开国上将)。训练总监部下设计划监察部、陆军训练部、院校管理部、科学条令部、军外训练部和军事出版部等6个部门。郭天民兼任过陆军训练部部长、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管理部部长。

1958年夏，全军掀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党委书记萧克上将、副部长李达上将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有人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甚至连刘伯承元帅也被迫做了检讨。郭天民与萧克、李达他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组织上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萧克、李达。当时，郭天民被指定担任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书记。但是，萧克、李达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萧、李二人的一模一样。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成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第二副帅"。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郭天民如同以往在历次重大原则性斗争中一样，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郭天民被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后，三番五次作检查，挨批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勤奋工作。由于遭受到沉重打击，郭天民在战争年代本已经积劳成疾的身体更为衰弱了，一年之内连患皮肤癌和心肌梗死，从此多年不能正常上班。1969年10月，郭天民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安置在广州。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戴在郭天民头上的"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帽子终于摘掉了。1980年秋，邓小平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7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