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1985年10月22日)，男，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 他出身贫苦农家，曾在少林寺当和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1955年，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人物生平】

[早年]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生于湖北麻城红安交界的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担任泗店区六乡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了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击地主武装反扑的农民武装斗争。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九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1928年8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十一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从戎]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1933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在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1936年7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挥师]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1939年2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1939年秋入华北党校学习，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1942年2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1942年10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1945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1947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

许世友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率部进军津浦路，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即青战役、长山列岛战役，1948年9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蒙难]

1966年11月，南京的造反派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后来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和聂凤智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

1967年8月，南京借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1967年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复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

1968年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1968年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许世友的出现，使林彪小舰队阴谋加害毛泽东的罪行计划完全破产。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1月，许世友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许世友重上战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其指挥东线兵团大显神威。

[病逝]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下属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下属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