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1903-1964）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开国中将朱明不是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但他独特的经历又与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朱明革命一生，总是默默奉献居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很少，因而其卓越的政治品质、高尚的人格情操和出色的军政才华，远未被后人所知。

一、“信丰事件”中力挺毛泽东

朱明，原名朱良玉，曾用名朱耀辉，1903年10月出生于江西兴国县鼎龙乡夏坑村。祖上世代务农，童年生活辛酸：7岁时给地主放牛，9岁时读书半年，14岁时当上挑夫，16岁时去做长工……

1928年秋天，根据中共党组织秘密指示，共产党员侯海帆（曾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承审员）从省城南昌回到家乡兴国，开展农民运动。在侯海帆积极启发下，朱明参加了鼎龙乡农民暴动，当上了乡农民协会主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4月，当地恶霸打着“返乡团”旗号，从赣州城杀回鼎龙乡，疯狂捣毁工会、农会，四处抓捕革命志士。作为乡农民协会主席，朱明更是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放火烧了朱明一家房屋，并且悬赏通缉朱明。

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朱明侥幸逃离虎口，跑到山区坚持游击。1929年6月，他找到在山区坚持斗争的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领到了10多条枪，组织起鼎龙暴动分队，自任分队长兼干事，带领暴动分队四处游击，打得敌人胆颤心惊。9月，红色武装解放兴国县城，成立革命政权，朱明当选为鼎龙乡革命委员会主席，成为兴国县声名鹊起的人物。

1930年春，兴国县成立苏维埃政权，朱明当选为鼎龙乡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同年7月，由于在当地农民群众中声望日著，他调任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兼雇农工会委员长，领导农民分田分地。

1930年冬天，朱明调任赣南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兼信丰、南康游击大队政委，一边开展土地革命，一边开展武装斗争，全面锻炼了军政素质。不久，他又调任赣南暴动第二路总指挥部政委兼路委（又称信丰、赣县、于都、安远、南康五县边界特别区委）书记。上任不久，他就遭到一次严峻政治考验。

当时，受到“富田事变”（由于错误“肃反”酿成）影响，中共赣南行委（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赣南少共书记萧国璋等人在驻地信丰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口号，强迫大家表态支持，并要在所谓“反毛宣言”上签字，这就是所谓“信丰事件”。

根据多年革命斗争经验，朱明敏感地意识到郭承禄等人错误的严重性，他郑重地劝告他们：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任何分裂红军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齐心协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郭承禄等人听不进去，坚持一意孤行，竟然要在信丰召开所谓“反毛大会”。

情急之下，朱明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汇报情况。寻找陈毅路途艰辛，他侥幸穿越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凡能行走的地方，敌人都设有封锁线。朱明最终未能通过，还险些被俘。他感到请示上级暂时难以实现，便决定返回信丰，想方设法抗争。

朱明返回信丰后，郭承禄等人责令他在路委范围内主持召开“反毛大会”。朱明坚决抵制，既不开会，也不传达，而是向干部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郭承禄写信追问他开会情况，朱明置之不理，险遭杀害。

1931年1月，朱明出席了红35军军委、赣南行委在信丰召开的联席会议，会议主要是处理“信丰事件”。会前，朱明向红35军军长、赣南行委委员罗贵波详细汇报了“事件”发生的始末，并提出了应断然处理的正确意见，促成罗贵波果断处置：派人扣押郭、萧等人，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处理；严禁再开“反毛大会”，迅速消除不良影响；改组赣南行委，稳定赣南苏区局势。“信丰事件”的妥善处理，避免了红军的更大分裂，也维护了毛泽东的领袖声誉。晚年，回忆处理“信丰事件”时，罗贵波说过：“朱明同志主张快刀斩乱麻，和我想到一块了。”

二、从罗炳辉眼中的“能人”到张国焘眼中的“木头”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朱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科员，奉派到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工作，经历了湘江血战。1935年3月，由于熟悉农运工作，他被调任红9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当月，按照中革军委决定，红9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马鬃岭一带大造声势，造成方面军主力尚在江北活动之势。于是，罗炳辉指挥部队忽而向东突击，装成红军主力将杀入湘西的模样，忽而向西进攻，摆出红军主力将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时，朱明则带领地方工作部人员深入附近村庄，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贴标语、喊口号，并用红布制成许多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合号兵，旗舞号鸣。红9军团的东突西进，以及江北铺天盖地的标语、旗帜，使敌人误判红军主力还徘徊在乌江一带，从而牵制了国民党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而红军主力则乘虚安全南渡乌江。

1935年4月，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后，红9军团离开黔北，向川滇边境进发，迅速攻占东川县城。这时，朱明领导地方工作部人员，召开了全县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死了百姓深为痛恨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并把没收来的积谷、盐巴、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一时间，中共、红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在川滇边界扩大，贫苦百姓倾其所有，为红军送去粮食、肉菜，妇女帮助缝洗衣服，赶做草鞋。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红9军团筹款就达10多万银元，还有1500多人加入红军。罗炳辉就曾说过，“朱明同志是个能人，只要招招手，壮丁跟着走！”

1935年5月，红9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结束了历时近2个月的单独行军和艰苦转战，胜利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当年，周恩来曾亲切称誉：9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奇兵”。而这支“战略奇兵”百战归来，几乎没有任何减员，这一部分功劳要归功于朱明和地方工作部。

◆1937年春，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合影。后排左四为朱明。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中央决定集中两支红军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中旬，为统一两军番号，红9军团改称红32军，朱明继续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8月上旬，两支红军主力混编，兵分左、右两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这时，红32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序列，为左路军一部。这样，朱明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干部。

9月上旬，由于张国焘不但无意北上，且有加害中央之意，毛泽东、彭德怀（时在右路）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此时，红32军进驻马尔康、松岗地区，朱明闻讯愕然之极。

1935年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第二“中央”后，对红32军进行改组，免去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职务。为了保存斗争实力，黄火青竭力推荐朱明接任军政治部主任，而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也想拉拢朱明这位有影响的江西老乡，朱明遂接任了军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没有想到，朱明主管红32军政治部后，该军政治工作并没有倾向自己。有一次，一位军首长在会议上提议，要开除毛泽东党籍。朱明挺身而出，据理反驳，大胆批评另立第二“中央”实在过分，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那位首长恼羞成怒，怒斥朱明是“附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双方在会上大吵起来，会议无果而终。张国焘得知情况，咬牙切齿地说：“不识抬举，真是个木头！”朱明不以为然，反唇相讥：“他说我是‘木头’，正说明我不在党内搞投机！”于是，他仅仅当了一个星期军政治部主任，就被张国焘撤了职。

1935年10月下旬，红32军占领懋功，张国焘以“开辟地方工作”为名，将朱明调出红军队伍，改任中共懋功县委书记，却仅拨给他1个连兵力和50支破枪，实则想借敌军之手除掉朱明。然而，朱明不慌不忙，发动贫苦群众，建立各级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只用了3个月时间，他带去的1个连就迅速扩大，发展成有4个连的懋功独立营，还创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由于朱明身体不好，战友傅钟（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请示朱德之后，调朱明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暗中保护起来。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被迫北返。4月，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碰到朱明，恼羞成怒之下，又生歹心：把他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却不给人马、不拨枪支、不发弹药、不给粮饷，企图借当地势力除掉他。当时，朱明病得很厉害，马都上不去，仍由警卫员扶上马，强行送到朱倭。

朱明不怨不怒，带病坚持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交好少数民族上层，宣传红军民族政策，很快取得可喜成果。在朱倭工作3个月，他成为了少数民族群众朋友，连寺院喇嘛都给他送饭送药，关心他的饮食健康。

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当月，红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惊闻喜讯，朱明立即赶赴甘孜，向任弼时反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恶行和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经过。任弼时非常赞赏朱明的斗争精神，并把朱明留在红二方面军，担任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从而彻底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这样，朱明又成为了红二方面军干部。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这在红军队伍中并不多见。

三、参与指挥田家会歼灭战，吓得日军一度不敢进犯晋西北

1937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朱明担任第120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负责全师组织工作。同时，他还主动带领组织部人员积极投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以致被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戏称：“老朱在抢我们的饭碗。”作为组织部部长，朱明不是蹲在机关里为参战官兵组织评功评奖，而是常常深入前线，参加实际战斗：

1939年9月下旬，参加贺龙亲自指挥的陈庄战斗，歼灭日军第31大队；

1940年8月中旬，跟随晋西北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军政素质得到极大锻炼。

1941年10月，为加强第120师第358旅兼晋西北军区3分区领导力量，朱明调任该旅（兼3分区）政治部主任。早在1940年冬天，旅（兼分区）政委李井泉就去延安学习了，旅（兼分区）司令员张宗逊军政兼顾，确实忙不过来。见到朱明，张宗逊乐不可支：“你来了，不但要管政治部的事情，实际上你还是代政委！”

朱明一上任，就遇到一场恶仗。1942年2月，日军集结第16、第3混成旅团1万多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春季“扫荡”，矛头直指根据地中心区兴县。120师首长决定，党政机关撤出兴县县城，实行坚壁清野，疲敌饿敌之后，再予收拾。2月上旬，日军进占兴县县城，却只得到一座空城。

在张宗逊、朱明指挥下，“三五八旅旅直、教导营和七一六团、第八团奉命在大蛇头、界河口、二十里铺一带，破坏兴岚公路，截断兴县、岚县之间敌人的交通线，逼敌退出兴县。二月十四日，第八团在寺沟会地区打击‘扫荡’之敌，毙敌一百余人；二月十五日，七一六团在沟门前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毙敌数十人；……在二月十九日前，三五八旅各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十次，第七团和各游击大队积极开展破路、收电线，打击敌交通运输活动。”（见《张宗逊回忆录》）

敌人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确定第358旅旅部活动位置，并集中3个大队8路疾进，企图将该旅歼灭在兴县城东北孙家庄、大树岔地区。在朱明率部奋勇掩护下，部队相继突围成功。在作反“扫荡”总结时，张宗逊高度评价说：“过兴岚公路时，要不是朱主任带队冲过去，大部队一折回来，目标就大多了，突围的代价也就大多了！”

1942年4月上旬，张宗逊痔疾发作，工作受到影响，只好进入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赴延安学习。“我离开部队期间，分区和三五八旅的工作由参谋长李夫克、政治部主任朱明负责。”（张宗逊语）

朱明、李夫克刚刚负责旅兼分区工作，敌人又来“扫荡”了。

1942年5月中旬，恼于春季大“扫荡”收效甚微，日军又抽调驻岚县地区第85大队主力600余人，加上伪军100余人，组成所谓“讨伐队”，再次袭占兴县县城，却又是一座空城！见势不妙，日军慌忙溜出城来，企图回窜，却被晋西北部队堵截于白家墕。

根据当面敌情，朱明、李夫克一致判断：敌人回窜老巢，有4条道路可通，而以向东南溃围可能性最大，遂以第716团及工卫旅一部在白家墕东南二京山设伏，以伏击手段歼敌于运动中。

18日10时许，敌人果向二京山方向逃窜，正落入八路军伏击圈，恶战随之打响。至晚，敌人被困于肖家窳西南高地，覆灭在即。这时，天气突变，风沙漫天，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各自收兵。19日凌晨，朱、李接到报告：敌人逃了！原先规定，不论何部发现敌人逃跑，即举火为号。可是，由于风沙漫天，加上地形障碍，竟未发现敌人已经逃逸。

当时，有的领导主张，昨日恶战一天，部队伤亡不小，应该见好就收，朱明、李夫克却冷静地判断：敌人携带着伤兵，饥疲劳累，且不识路，跑不出多远！于是，他们断然下令各部队追击。

果然，因为道路不熟，敌人折腾大半夜只走了10余里路。19日晨，又被第358旅追击部队合围于兴县东南20公里处的田家会村。当日18时30分，参战部队发起总攻。至21时许，日军生还者寥寥，余敌悉数被歼。田家会战斗，是晋西北抗战史上著名的战斗，八路军仅伤亡75人，却歼敌700余人，吓得日军连续15个月不敢对晋西北进攻。

1944年春天，朱明奔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四、许光达：“对于培养第3纵队的战斗意志，朱明同志是有功劳的”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明又回到前线。为了适应反攻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直属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担负向晋绥地区日伪军大反攻的任务，下辖吕梁军区（司令员张宗逊）、雁门军区（司令员许光达）、绥蒙军区（姚喆）3个二级军区，朱明担任雁门军区政委，协助许光达指挥军区部队，积极对日收复失地。不久，朱明改任晋绥二地委书记兼晋绥军区2分区政委。1946年春天，国内一度出现和平曙光，中共党内、军内一度和平思想抬头。这时，朱明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帮助2分区指战员认清蒋介石阶级本性，时刻做好以战止战准备。

1946年1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第3纵队在山西朔县（今朔州市）地区成立，许光达担任司令员，孙志远担任政委，朱明担任政治部主任。第3纵队组建后，朱明参与指挥部队转战于山西中部、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担负保卫晋绥解放区的任务。由于作战地区条件艰苦，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部队怕苦怕难情绪很大，朱明做了大量战时政治工作，克服了不良情绪，胜利完成作战任务。

1947年7月下旬，第3纵队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作战，朱明参与指挥部队相继参加榆林、沙家店、延清等战役。10月中旬，延清战役让第3纵队大出风头。根据计划，第3纵队会同第1纵队主攻清涧城。由于该城地形特殊，加上敌人守备严密，第3纵队急切之间毫无进展。这时，许光达、朱明深入一线，开展军事民主，很快找到突破敌人防御办法，最终会同兄弟部队攻下清涧。

1947年冬天，第3纵队在清涧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具体工作由朱明负责。主要内容是发动士兵诉苦，开展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诚如朱明所言，“解放军大多数指战员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亲身遭受过地主与富农、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给予的各种痛苦。有的家里卖儿鬻女，逃荒要饭，家破人亡；有的几辈子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都有一本血泪账。”对于诉苦运动的政治效果，朱明有过生动的记述：“经过诉苦，挖穷根，算剥削账，再从大量典型事例中，归纳出问题一层层深入讨论，搞清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是怎么回事，反动统治阶级代表谁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天下穷人为啥是一家，等等。讨论具体深入，有情有理，生动实际，紧扣人们心弦。广大指战员通过诉苦这个深刻而实际的阶级教育，把苦变成恨，把个人仇恨变为阶级仇恨，知道了‘苦从何来，仇向谁报’，发自内心地喊出‘穷人要翻身，消灭国民党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战场上报仇。’”

经过诉苦运动，激发出指战员的无穷斗志，对此，许光达说过，“对于培养第3纵队的战斗意志，朱明同志是有功劳的”。

1948年2月，第3纵队转入外线作战，朱明参与指挥部队参加宜川战役、荔北战役，见证了收复延安的伟大时刻。朱明常说，“政治干部要懂军事，呆在屋子里谈政治工作，鬼才服你！”宜川战役中，朱明上前线勘察地形时，一脚踏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幸亏警卫员将他推开，才幸免于难。事后，前线指挥员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有些后怕地劝说：“朱主任，请您别再上前线了，我们服了！”

1948年7月，孙志远调任第7纵队政委，朱明实际上履行起政委职责，他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军，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许光达担任军长，朱明担任政委。他们指挥的部队在随后的陕中、扶眉、兰州战役中屡创奇功，佳绩迭出。

五、毛泽东：“由总政组织部的来当政委，通信兵肯定既讲政治，又听组织的”

1949年10月，朱明升任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挺进河西走廊行动、甘肃境内剿匪行动。时第2兵团兼任甘肃军区，朱明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0年9月，第2兵团部免兼甘肃军区，调到北京组建装甲兵领导机构，许光达出任装甲兵司令员，朱明则调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在北京组建总政治部班子。考虑到朱明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都干过，又相继在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干过，是有代表性的老同志，且在组织部门工作过多年，罗荣桓遂把他调到总政治部，担任了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总政开始为人民军队高级干部定级、评授军衔作准备，罗荣桓遇到不熟悉的干部，常常幽默地说：“有请朱副部长！”这时，朱明如果熟悉此人情况，就会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不溢美，不掩过，深得罗荣桓赞赏。

作为第一副部长，朱明主持组织部和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负责组织起草和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规章条例，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机构的编制建设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朱明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6年4月13日，国防部决定将总参谋部通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履行兵种领导机构职能，人民军队通信战线元老王诤中将担任主任，朱明担任首任政委。当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过：“由总政组织部的来当政委，通信兵肯定既讲政治，又听组织的。”在朱明担任政委期间，他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为人民搞通信”，绝对杜绝失密、泄密事故、案件，为军事通信事业开创了好传统。由于保密问题，他的许多好做法，仍未为外界所知。

1964年1月1日，朱明由于积劳成疾，在北京与世长辞。在公祭朱明的仪式上，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的一生：“朱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和许多模范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