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

王宗槐（1915-1998），1915年8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双桥乡白矛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私塾几个月，后当织布学徒。

1929年10月加入赤色工会和赤色少年先锋队。

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月参加中央苏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

1933年冬任红2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不久任组织科青年干事。

1935年6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任红1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

1936年7月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同年任红1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

1937年2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

1939年7月被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干部"称号。

1940年初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1年11月至1942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即第3支队副政治委员。

1943年8月赴延安，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10月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7年9月至1948年5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治委员、纵队党委常委。

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4纵队政治委员。

1949年4月至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第63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50年6月至1952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青年部部长。

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委员。

1951年11月至1956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本部党委书记。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2年3月至1956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1953年1月至10月兼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1955年评衔时，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负责少将评衔工作。

1958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

1959年4月至1969年任高等军事学院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3年4月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党委书记。

1962年9月至196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

1973年11月22日至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

1975年3月至8月任昆明军区党委常务委员。

1979年4月至1982年11月任第二炮兵党委常委。

1984年任中央军委派驻海军整党联络组组长。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98年10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社会任职

王宗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第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教导营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秘书长、干部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主要事迹

在中央苏区与部队青年工作结缘，在红军"青年冲锋季"中迅速成长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半年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并在一次护旗冲锋中光荣负伤，成了青年战士学习的好榜样。

1932年1月，王宗槐被选为红三军七师的团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苏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这次团代会共有300多名代表，会议大约开了10天。会上，他认识了萧华、刘志坚等人，并首次见到了周恩来、项英、萧劲光等领导。这次会议，为发展和加强红军部队的青年工作奠定了基础。正是从出席这届团代会开始，王宗槐与部队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2月底，红三军为贯彻上级有关青年工作的指示，在江西信丰县举办了约30人的青年骨干训练班。4个月后，青训班结业，王宗槐被分到红三军第七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也是在这一年，王宗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冬，王宗槐被调到红二师政治部青年科任干事。

1934年2月初，红军总政治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号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加强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以萧华为部长的总政青年部根据这一精神，提出在红军部队中开展"青年冲锋季"活动，受到全军上下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欢迎。

1939年5月，王宗槐(前排右1)

"青年冲锋季"活动，实际上是在青年战士中开展的竞赛活动。竞赛内容是"四不、五要、三努力"，即:不生病、不掉队、不怕苦、不犯纪律;每人要识300字，要团结友爱，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要搞好军民关系，要讲究卫生;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为便于记忆和贯彻执行，有人将这些内容以《苏武牧羊》的曲调谱成歌曲，在部队中广为传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时任红二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的王宗槐，在组织二师的"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要识300字，不少人觉得困难，他就跟大家在一块想办法:先认本连人的名字和行军经过的地点，让大家把不认识的字三个五个地写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以便边走边认，休息时就相互测验。这样的竞赛活动，做到了有布置、有检查，方法对头，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由于部队战斗频繁，物质生活条件差，文化生活也非常贫乏。那时活跃文化生活、鼓舞部队士气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唱革命歌曲，召开文艺晚会。一次开晚会时，师长陈光、师政委刘亚楼都上台参加演出。军团的聂荣臻政委，还有罗瑞卿也带头上台演戏。王宗槐很受感动和激励。原先他张口讲话就心跳脸红，但在感染和带动下，短短3个月，他学会了许多歌曲，走到哪儿教到哪儿。在苏区的两次演出中，他都男扮女装，上台演戏。一次是在江西黎川县演《苏区景》，由于他长得清秀，个子也不大，装扮苏区的绣花姑娘，演得很成功。

遵义城里打土豪

红军长征血战湘江后，王宗槐和先头营的战友们在占领通道县城后，经贵州之剑河、台江、施秉，跨乌江，攻团溪，追溃敌至距遵义40里的梅关。

1935年1月7日凌晨，先头营二师六团三营像一把尖刀插入了遵义新城，把红旗插在城里的一座楼房上。进城后的王宗槐，首要任务是带着警卫排两个班去遵义老城打土豪。这是二师政治部首长的命令。谁是该打击的具体对象呢?王宗槐向几个贫农作调查。老百姓都说:"柏拐子最坏，柏拐子最有钱。"这个柏拐子就是柏辉章，腿有点瘸，故名"柏拐子"，是贵州军阀的一名师长，在遵义城里有处别墅。在群众指点下，王宗槐等人在天主教堂旁找到了柏拐子的住处。他让一个班看守教堂，另一个班跟着他进了柏拐子家。这是一座两层的木楼，有凉台，家里的人都跑光了。经查找，柏拐子早把白银和贵重物品带走了，只留下为数不少的衣物、布匹和点心。见了点心，王宗槐才觉得肚子饿了，便向大伙下令道:"一边吃点心，一边没收财产。"他们把那些适合部队穿的衣服挑出来装在竹筐里，其余的抬到楼上。凉台下是条小街。他们在上边往下扔衣服，街上群众在下边抢。这里群众也许太穷了，不像别处那样怕财主报复。别处不敢要，这里的人争着抢。有的抢不到，战士们就朝他们身上扔。谈及这些事，王宗槐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那时，我们这些穷苦人出身的红军战士，只是想着打胜仗，多缴获些东西，一边武装自己，一边分给老百姓，这就是最大的乐趣了。

离开柏拐子家，他们把没收的东西交给了师部地方工作科，第二天就跟着师部向娄山关前进，一直北进到松坎地区。这时，后方传来了喜讯: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长征途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许多年后，王宗槐来到遵义会议旧址参观时，才惊喜地发现:"这不是柏拐子那座木楼吗?当年，我们还在这里打土豪呢!"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光辉照耀下，王宗槐和他的战友们回师遵义、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路上，部队一直缺盐。因为缺盐，人们往往全身无力。长征途中，正当王宗槐举步维艰时，团政委杨成武匀给他一包盐。那情谊，比金子还珍贵。在大渡河北岸的一座山上，王宗槐得病掉队了。偏巧，二师卫生部长叶青山带着收容队向他走来。一针打下去后，两位战友便架着他吃力地朝前走。走着走着，他有劲了，甩开左右，咬紧牙关独自朝前赶。快到雅安附近时，他终于追上了队伍。快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团青年干事钟生溢(当时叫钟生益)在渡河作战中被河水冲走了干粮袋，几天来一直靠同志们的接济度命。王宗槐得知这一情况，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炒面一分为二，又将杨成武给他的咸盐匀出了一把，钟生溢含着眼泪收下了。1964年钟生溢在河南省军区任政委，偕同爱人到北京看望王宗槐时曾十分感激地说:"要不是你那碗炒面，我是过不了草地的。"

以字换盐

1937年8月，王宗槐调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青年科科长。上任不久，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即派他参加由司令部秘书长舒同带领的工作团，到山西定襄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以往红军招兵，都是本着"政治动员，自愿报名"的原则进行的。这次定襄招兵，依然遵照这一原则行事，难度可就大了。为了抗日救国，红军接受改编，摘下了红五星，换上了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有的甚至不得不穿上国民党军的军服。这种外观上的相似之处给八路军的招兵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国民党军队一向是靠抓壮丁来补充兵员的，他们军纪涣散，欺压百姓，导致民怨沸腾，谁还会自愿参军呢?

王宗槐初到定襄，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幕:阎军野兽般地追逐年轻妇女，有些妇女吓得提着裤子逃跑，有的被奸后含恨自杀。许多百姓的耕牛被抢走，就连鸡窝里的鸡和蛋也尽被掏去。王宗槐目睹惨状，不禁感慨万千:"遭殃军呀，我咋跟你们同戴一种帽徽呢?

为了与阎军区别开来，舒同、王宗槐等人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不论天晴天阴，总把写有"八路军"三字的大草帽背在身后;二、宣传八路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严格军纪，秋毫无犯;四、教老百姓认识"八路军"三个字，以便从臂章上识别八路军。

好在定襄、五台等县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活动，加上红军东征、平型关大捷等，都给人民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当地群众对八路军热情欢迎。

个人荣誉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