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点评：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毛主席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贡献和牺牲，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些革命家！他们那个时候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跟敌人战斗，没有安定的生活，更无法读大学。现在的诱惑太多了，手机游戏害了一大批青少年！年轻人再也不要玩物丧志，而要努力学习考大学，毕业后为国家做贡献！

文章来源：新华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爱玩。当红军，玩命；当支队长，玩炮；当军分区司令员，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员，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上甘岭战役，玩喀秋莎。人们说，玩物丧志。然而，秦基伟却一路“玩”出了名堂。

“玩”对于秦基伟来说，岂止是玩，“玩”变成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素质的一部分，融入到了秦基伟的血液里。秦基伟说：“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掌握现代化装备，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员。”怎样才能当个明明白白的指挥员？两个字：学习。秦基伟说：“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意识，不断产生新的思维。学习使人成熟，也使人年轻。”

秦大刀不知电话机是个啥

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中，许多人都有绰号，而且每个绰号背后都有其历史背景，令人回味无穷。秦基伟也不例外，他的绰号叫“秦大刀”。

刀，对于秦基伟来说，并不陌生。1914年11月16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秦罗庄的秦基伟，到了1925年，因父母双双去世，成了孤儿。在农村取火烧饭都得用柴，用柴就得会使刀。长在农村的孤儿，自然熟悉刀法。当然，秦基伟真正知道刀还可以打仗，是在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的事，而被人家叫成“秦大刀”的时候，他已当上红军连长了。

那是1931年11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部靠前指挥攻打黄安城。刚刚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手枪营二连连长的秦基伟，看着其他部队打得热火朝天，自己的连队人人手上有手枪，背上有大刀，却整天守着总部，无用武之地，心急手痒，一脚踹开了营长的门：“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营长连瞟都不瞟秦基伟一眼，低着头，补军装，许久，不愠不火地说：“好哇，你秦基伟英雄啊！把连队给我留下，你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把连队留下，就不是连长啰！秦基伟懵了，望着营长。

这时，营长仍继续补军装，头仍然不抬一下，开口说道：“把枪也留下，打完这一仗，封你为秦大刀！”

留下连队留下枪，真的去耍大刀吗？秦基伟的满腔热血，就这样让营长给泄了。自此，秦基伟有了“秦大刀”的绰号。

黄安战役胜利后，部队补充了一批兵员。手枪营二连也分配来了10名新战士，他们都是黄安人。在欢迎新战士时，秦基伟一本正经地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我的指导员也是黄安人，他明白地告诉我，自从有了董必武，黄安人就走上了革命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打死了，是黄安人的光荣；贪生怕死的，活着也是黄安人的败类。我们都是黄安人，我当这个连长，对你们只有一个照顾，战斗时给你们机会往前冲！”

1932年2月1日，红四方面军攻打刘寨，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拔营就跑。红军实施追击。手枪营也簇拥着总部，一路喊声连天，追将过去。

“秦大刀，你给我站住！你往哪里冲，还要不要总部啦？”

正追在兴头儿上，手枪营营长一声断喝，弄得气喘吁吁的秦基伟赶紧回答：“营长，我，我没丢总部啊，我一直跟着呢……”

营长火了：“什么一直跟着，看看你们都打到什么位置了？”

秦基伟自知理亏，正要解释，营长厉声吼道：“你的人怎么跑了几个？”

秦基伟吃了一惊：“不会吧，我的连队还能开小差？”

“不是开小差，是开大差，你给我看看！”营长无名火十足。

顺着营长手指方向看去，秦基伟笑了，他的10名黄安新战士，挥舞着大刀，拼命地往前追，穿插在兄弟部队的队伍中了。

战斗结束后，秦基伟为自己的部下加老乡如此勇敢而高兴，但还是训了他们一通：“勇敢要讲究章法，该拼的时候冒死地拼，不该拼的时候就给我稳住，一说追击，连总部都不要啦，都给我反省！”

1933年秋，秦基伟已升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吃过早饭，几名战士扯了一根线到他住的屋子里，秦基伟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战士说：“团长，你放在耳朵边就知道了。”

秦基伟疑惑地把那玩意儿放到耳朵边，着实吓了一跳，里面出声音了：“秦团长吗？”

秦基伟开始认为是战士在捉弄他，把那玩意儿一丢，脸一沉，准备训人。扯线的战士忙说：“团长，这是电话。郑部长在里面，要与你说话哩。”

电话？没听说过，也没见过。不过，郑部长是个大首长，要在里面对自己说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秦基伟瞟了战士一眼，把那玩意儿又放到耳朵边，果真，里面传来了总部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声音。

声音是听清楚了，话则没听明白。秦基伟连听带猜，知道郑部长是让他到某个地方执行任务。如同往常一样，郑部长交代完任务后问了一句：“明白了吗？”

秦基伟也如同往常一样，胸脯一挺，答道：“明白了。”

放下那玩意儿，秦基伟根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任务。他只好命令警卫人员备马，策马到30里开外的郑部长那里重新受领任务。

郑义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见秦基伟等人大汗淋漓地闯进来，头上还冒着热气，不觉吃了一惊，问：“你咋回来了，不是让你去涪阳坝吗？”

秦基伟响亮地回答：“我得听首长当面交代。”

郑义斋说：“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啊？”

秦基伟还是响亮地回答：“我对那玩意儿信不过。”

这一下，把郑义斋眼泪都笑出来了：“那不是玩意儿，是电话。现在条件好了，团长都安一部电话。以后下通知报情况，大家都用电话，你要习惯。”

“电话事件”闹出了笑话，秦基伟开始反省自己。都当红军团长了，连电话都不知道，丢人。秦基伟这样想。光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玩命不行，要适应新的职责，掌握新的指挥技术。秦基伟暗下决心：学习。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贻误了战机事可就大了。

秦赖支队的诞生与秦向支队的归宿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而此时，秦基伟却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

秦基伟是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军阀马步芳部队俘虏的。1937年1月21日，红军西路军由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子向南转移时，遭遇西北军阀马步芳部队的5个旅追堵。红军西路军经过4个月的浴血奋战，英勇抗击，共歼马步芳部队2万余人，但西路军遭受严重损失，除李先念、徐向前率部分部队突围外，其余红军或失散，或隐蔽，或被俘。红军西路军未完成预定计划而失败。秦基伟率部殿后，最后打到只剩下3个人时被俘。秦基伟被关在张掖监狱中。

如今红军主力都编为八路军了，关在狱中的红军应当回到八路军的队伍中去。中共在兰州、西安的办事处同国民党交涉，国民党答应放人。但国民党放人倒是真放，却有一个新名堂。红军战士送延安，红军干部送南京。秦基伟是红军干部，自然是要被送往南京的。

秦基伟和几个人决定：跑。两天后，红军干部上路了，秦基伟瞅空连夜逃跑，5天后，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八路军平凉地区办事处。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召开。秦基伟被编在教导团，参加了这次大会。10月18日，一二九师到达山西平定县。

没有想到，在平定，秦基伟面临着一个人生转折点，成了一支部队的具体组织者和创始人。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秦赖支队”，亦称“一二九师抗日独立支队”。

原来，一二九师到达平定后开始休整几天。10月20日，秦基伟正在下象棋，教导团一名参谋前来通知，让秦基伟火速到师部政训处主任张浩那儿受领任务。

秦基伟敏锐地觉得有要紧事，就丢下一盘未下完的棋，赶到师部张浩主任那儿。

张浩开门见山，说：“秦基伟同志，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兵了，有基层作战经验，也有师团工作的组织能力。因此，我们师里几位领导决定，派你去太谷县当游击教官。那里已经有一支队伍，但是由于缺乏军事管理人员，队伍涣散，难成气候。派你去，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带起来，拉出来。怎么样，有信心吗？”

带队伍，拉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刚回到革命队伍又要离开革命队伍，秦基伟有点舍不得。不过，秦基伟的回答还是掷地有声：“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秦基伟历尽艰辛，来到了太谷县，在原有的游击武装基础上，逐渐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后来就是“秦赖支队”。1937年11月18日，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命令，在太行山区成立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一二九师秦赖支队。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委，朱效成任政治处主任。秦赖支队规模很大，下辖3个大队。

193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成立，把在太行山发展起来的数支游击武装划分成5个军分区，秦赖支队改称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仍分别由秦基伟和赖际发担任。1940年8月，百团大战期间，第一军分区领导人有了变动，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高扬，副司令员胡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峰，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

由秦基伟拉起来的这支武装队伍，番号几经变更，最后改称为“秦向支队”，即司令员是秦基伟，副司令员是向守志。1945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秦向支队”编为第六纵队序列，称“第十八旅”。到了1949年2月，十八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

他给邓小平一份检查，邓小平给了他一个处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秦基伟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司令员。接着，解放战争开始，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加快解放事业的步伐。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河南省博爱县正式组建。纵队司令员由秦基伟担任，政委由黄镇担任，参谋长由何正文担任，政治部主任由谷景生担任。

新建的九纵一直把自己当“小弟弟”看待，听从老大哥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第四纵队指挥。用秦基伟的话来讲，“九纵成立的晚，是继三纵和六纵之后，在太行山诞生的太行人民的第三个儿子。虽然打了不少仗，但多为偏师，主攻的少，配合的多。在指挥关系上，也自觉退让，甘心接受四纵首长指挥”。

九纵真正改变“小弟弟”角色，是在郑州战役中，一仗扬名，一跃成为主力部队。

1948年下半年，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捷报频传。9月25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加强西线行动，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10月9日，刘邓决心集中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相聚攻取南阳、郑州，策应华野在徐州战场上即将展开的淮海战役。

郑州战役不是孤立的，可以说是淮海战役的序幕。当时，刘邓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明确了攻打郑州的企图：“吸引孙元良全部回援甚至可能更吸住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以达到协助华野作战的主要目的。”

当然，九纵在最初的部署中不是重要角色，依然是“小弟弟”跟在“老大哥”后面受“保护”。

秦基伟自然也想得开，想得明白。攻坚也好，配合也罢，主要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但秦基伟判断，郑州守军有可能会逃跑。于是，他命令九纵做好阻逃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

果真不出所料，“老大哥”部队一纵、三纵、四纵逼近郑州时，守在郑州的国民党军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四军一○六师、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见势不妙，弃城北逃。

郑州守军的行动突变，打乱了作战部署。邓小平和陈毅都在四纵指挥所里。邓小平只好打电话给北面的秦基伟：“不能让它跑掉。”

秦基伟回答：“政委放心，我的网已经形成，它跑不掉。”

陈毅接过话筒：“秦基伟，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打得好，我到你那里给你唱《借东风》，打不好，是要打屁股的。”

部队上下都知道秦基伟爱看戏，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连陈毅都知道这一点呢！秦基伟笑了：“陈司令员，你等着吧，打完郑州，我们还是进城听梆子吧！”

陈毅说：“好。一言为定，你请客。”

秦基伟谋事在先，率九纵在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歼灭逃跑的国民党军1．1万余人。1948年10月22日，郑州宣告解放。

10月25日晚，陈毅到达郑州，说了一句“九纵成熟了，可以打大仗了”的话，让秦基伟高兴得当场表态要请客。

陈毅说：“我们俩说话都是算话的嘛！”

秦基伟说：“去看戏，《借东风》。”

陈毅摆了摆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进城了，阔了，你给我找个大饭店。总不能让肚子饿了嘛！”

就这样，秦基伟亲自开着吉普车——可见秦基伟的玩车水平——带着陈毅上街请客，满大街转悠，却找不到一家开业的大饭店。最后，他俩降低标准，在一家小饭店切了半斤牛肉，打了三两老白干。

正当秦基伟和陈毅喝酒吃肉时，郑州警备司令部值班室电话铃骤响。值班参谋桑临春一听，电话那头是邓小平：“找你们秦司令员！”

这边是邓小平找秦基伟，那边是秦基伟酒足饭饱，送走了陈毅，独自一人到中原大戏院看戏去了。

这还了得，郑州刚刚解放，一个警备司令不在位。邓小平坐到了警备司令部的值班室，一直等到秦基伟回来：“今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有事了。你给我一份检查，我给你一个处分。”

打了大胜仗的秦基伟，怎么也没有想到，稍不留神，自己挨了一个处分，他的后勤部长杨以山还因强征民车被撤了职。当然，秦基伟明白，这是邓小平在给九纵敲警钟，防止骄傲自满。

在坑道里当“老虎”，在毛泽东面前说“谎话”

郑州解放后，秦基伟指挥九纵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15日，九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委。秦基伟成了十五军首任军长。十五军下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归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指挥。

秦基伟和谷景生率十五军参加渡江战役后，一路追击，取横山，占钻山，逼上饶；后又轻取南平，威慑福州。十五军可以说是一路席卷，所向披靡，取得了骄人战绩。

195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入朝参战。秦基伟指挥的十五军改称志愿军第十五军，调归志愿军第三兵团建制。1951年3月，十五军进入朝鲜战场。众所周知的是，第十五军和第十二军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打了一场令美军胆破心寒、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战役。上甘岭战役前夕，国内开始的“三反”运动，也影响到朝鲜战场。在坑道里，秦基伟差点成了一只“大老虎”被枪毙。

“三反”运动还有一个名称，叫“打老虎”运动。所谓“老虎”，就是贪污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是要枪毙的；贪污一千元的，叫“小老虎”，是要挨处分的。

由于上面布置了“打老虎”的指标，大家都有抵触情绪。因此，在坑道里，秦基伟苦口婆心地让大家发言，说：“打不到大老虎，打几只小老虎也行呀！”

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有人开口发言了：“军长，打老虎是打下面的还是打上面的？”

秦基伟说：“只要证据确凿，上面下面的，都可以打。”

“那就打你们军首长吧，大老虎都在台上！”那位干部站起来，提高了嗓门。

一语惊四座啊！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全愣住了，一起瞪大了眼睛。秦基伟点了一支烟，不动声色地说：“好嘛！你说我们是大老虎，请你说出根据来。”

那位干部似乎有准备，不慌不忙，逐条说来，多吃多占啦，意志消退啦，军阀作风啦，连骂人要枪毙人的话也揭发出来了。几件事一抖，激起了大家的不满，火力就更猛了，连秦基伟过去的警卫员也站起来：“解放战争时，我背一个洗脸盆，瓷都快掉光了，军长也不让换。现在倒好，说换就换，我看军长是变了，不艰苦朴素了。”

就这样，新账旧账一起算，军领导一个个都当上了“大老虎”。怎么办？战前“打老虎”，军领导都要枪毙的啊！

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来到了十五军，代表上级党委作了结论，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番，划定秦基伟、谷景生等军领导既不是“大老虎”，也不是“小老虎”。事隔30年后，秦基伟回忆起在朝鲜坑道里的“三反”运动，说：“我们只当了一回‘老虎’靶子，让下面的同志操练了一回嘴皮子。”

打完坑道里的假“老虎”，接着打上甘岭的真“老虎”。秦基伟率领部队在上甘岭打了一个“威震世界”的战役——上甘岭战役。战役中，秦基伟娴熟地使用苏联支援的“喀秋莎”火箭炮，打得美军飞机招架不住。秦基伟说：“人倒霉了，喝口凉水也塞牙；仗打顺了，地炮也能打飞机。”

1953年上半年，秦基伟回国后，到各地作报告，《人民日报》连续报道，还配社论《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

1953年6月16日10点左右，秦基伟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落座不久，毛泽东从内房走出来。秦基伟立即起立，敬礼。毛泽东微笑着握着秦基伟的手，说：“啊，秦基伟同志，欢迎你啊！”

秦基伟说：“主席，我代表十五军的指战员，向主席汇报来了。”

毛泽东说：“好哇，请坐下来谈。”说完，自己坐进沙发里，把秦基伟拉到另一只沙发里。

毛泽东接着说：“上甘岭打得很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茶几上的烟盒。

秦基伟说：“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毛泽东点点头，笑了笑，说：“你们打得好，我要有表示。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那就请你吸烟吧！”

秦基伟的手下意识地伸向烟盒。但秦基伟没有拿烟，而是将烟盒顺势向毛泽东那边稍稍推了推：“主席，我不会吸烟。”秦基伟破天荒说了一句谎言，而且是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谎言。事后，秦基伟说：“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但是，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当时，我一天没有两包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再不敢翻案了。心里暗暗叫苦啊！”

“哎呀呀，你这个当军长的还不吸烟。不吸烟怎能坐指挥部啊，要是我，那可就是没办法啰。”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毛泽东开始问秦基伟是哪里人，多大岁数了，志愿军官兵在前线的情况，等等。秦基伟都一一作了回答。

11点左右，秦基伟起身告辞。毛泽东将秦基伟送到门口，又说：“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秦基伟立正回答：“一定按主席要求去做，请主席放心。”

1953年7月，秦基伟到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55年4月，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的中将，1988年的上将

1955年9月，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

同月，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调中央工作，秦基伟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秦基伟是177位中将中最早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当主官有了建大功立大业的平台；坏事是，1966年那场席卷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秦基伟成了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将领中最早下台的人。

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派了一架飞机，把秦基伟接到北京，安排在京西宾馆，没了职务，也没有任务。在周恩来的保护下，虽然秦基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浪头下，成了没有还手之力的“死老虎”，但却躲掉了挨打、侮辱人身的事件。与不少老干部受冲击、折磨，甚至被整死相比，秦基伟最早下台算是“因祸得福”！

1969年3月至8月，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10月上旬，秦基伟带着女儿畹江，“疏散”到了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从此，秦基伟开始体力劳动。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中国的形势稍有变化。1972年3月，秦基伟被允许到长沙治疗在农场落下的肩周炎。

1973年4月下旬，广州军区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受中央军委的委派，来到湖南某疗养院，把秦基伟等人叫到会议室，传达了军委指示，宣布秦基伟和李成芳、王蕴瑞等3人去北京，其他人去昆明。这位副主任传达完后，又集合了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和那些监督的人，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准喊老秦老李了，要喊首长，要服务好，务必做好保卫工作。”

几天后，广州军区派车来接秦基伟、李成芳和王蕴瑞等3人，并组织他们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然后从长沙上火车。4月28日，秦基伟到达北京火车站，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到北京海运仓招待所。

4月29日，秦基伟接到通知，五一劳动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游园，要他参加。5月2日，秦基伟的名字见了报，老战友们知道秦基伟被解放了，纷纷前来看望。久别重逢，各历其险，彼此之间都为能活着相见而感慨万千。

5月28日，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工作会议，通知秦基伟和李成芳参加。在小组会上，周恩来说，国务院人手缺，部长亟需补充；问秦、李两人愿不愿到国务院工作。李成芳说“愿意服从分配”；秦基伟除了说“愿意服从分配”外，加了一句“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到国家部门工作有困难”。周恩来笑了笑对秦基伟说：“你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这个评价不低。当然，秦、李两人的工作问题，周恩来没有作最后决定。

7月初，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

1975年10月，秦基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80年1月，秦基伟改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84年10月1日，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敞篷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

1987年11月，秦基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升任国防部部长，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3年3月，秦基伟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7年2月2日1点58分，秦基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