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起，历经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人民军队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政权，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

身经百战的人民军队，正是我们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最有力保障。在1952年，组织上初步划分了全军将士们的级别，开始实行工资制，这是军队正规化进程中走出的重要一步。到了1955年，组织上对全军将士进行了授衔，军衔制的实行，对加速军队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五五授衔时，十大元帅、十大大将，无疑是我军将领中最优秀的二十位元勋。开国大将十人，由八位大军区司令级，两位正兵团级组成，全部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元勋。而最初拟定的授衔名单中，大将共有22人，他们分别是谁呢？

除了最终确定的十大大将名单外，还包括萧克、王震、张宗逊、宋任穷、周纯全、许世友、王宏坤、彭绍辉、邓华、刘亚楼、陈再道、杨得志12人。

除了这个名单外，组织上还拟定过一个15人名单以及一个十人名单。十人名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大大将，十五人名单则是十大大将加宋任穷、周纯全、萧克、张宗逊和王震。

最后，经过慎重考虑，组织上最终选定了十大人名单，于是，萧克等12位将领便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了。我们知道，按照授衔原则，大将军衔对应的级别是大军区司令员级，即使是破格授予大将军衔的王树声和许光达，也都是正兵团级干部。

但是我们看到，周纯全和陈再道都只是副兵团级，副兵团级将领只有一到一半人授予了上将军衔。从这方面可以看出，15人名单和22人名单考虑的并不是将领的授衔时级别，而是各个时期的资历和代表性。

我们看看周纯全和陈再道的个人履历，周纯全，湖北黄安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时，周纯全进入家乡的小学读书，读了四年，他的家庭已经无力再供他读书了，他被迫辍学，前往汉口的织布厂做了一名工人，当时，他年仅16岁。

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周纯全萌发了革命思想，开始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被织布厂的工人所拥戴，推举为工人领袖。1925年，周纯全回到家乡，开始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工农运动。

1926年，周纯全入党，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周纯全率工农武装参加起义，被任命为农协委员。周纯全虽然学历不高，但革命意志坚定，组织能力出色，擅长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鄂豫皖苏区的政工工作中表现突出，节节高升。1929年11月，周纯全担任鄂豫边特委常委，1930年，升任鄂豫皖工会委员长、保卫局局长。

担任保卫局局长后，周纯全开始从事保卫工作。此时，张某焘已经来到鄂豫皖苏区，大搞错误运动，周纯全身不由己，也犯了一些错误。当时，反动军队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日益加强，周纯全被调到红10师担任政委，重新做回了政工的老本行。

在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苏区的过程中，周纯全在政工战线上任劳任怨，表现可圈可点，川陕苏区建立后，升任红四军政委。1934年10月，周纯全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川陕游击队司令员。

周纯全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非常高，1935年5月的沙窝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红军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周纯全主要担任后勤方面的工作，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周纯全被派往东北战场，继续后勤工作，担任过辽南行署主任、辽南省委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东线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东野后勤部第二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等职务，他与杨至诚、李聚奎等人都是东野后勤方面的模范人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俗的贡献。

在1952年的全军级别划分中，周纯全是副兵团级干部。作为一名副兵团级将领，周纯全为何能被提名为大将军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红军时期有着很大的代表性。第一，周纯全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非常高，仅仅在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政委、徐向前总指挥三人之下，要在王树声之上。

在沙窝会议上，周纯全不仅被任命为红军政治部副主任，还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党内地位上，甚至不在徐总指挥之下，在王树声之上。如果大将名单扩大到15人，不算后期归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徐海东，红四方面军除了王树声之外，最有资格入选的就是周纯全了。

所以，笔者之所以拿周纯全来举例，就是因为他的履历比较特殊，他前期资历超高，后期级别却只是副兵团级。这说明了大将的15人或者22人名单的一个规律，就是不止看授衔时的级别，更要看各个时期的资历。

所以，另一位副兵团级将领陈再道被提名大将就很正常了。陈再道，原名程再道，湖北麻城人。1926年，陈再道参加农民自卫军，正式开启自己的戎马生涯。1927年11月，陈再道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受挫，总指挥潘汝忠牺牲，陈再道与詹才芳、王树声等人，在起义军副总指挥吴光浩的率领下，转战到木兰山，坚持游击战，是赫赫有名的木兰山72英雄之一。

在红军时期，陈再道在红四方面军表现极为突出，先后做过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虎将。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担任过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在1952年的全军级别划分中是副兵团级。

虽然只是副兵团级，但陈再道红军时期的资历超高，最高职务是红四方面军第一主力军：红四军的军长。红军时期主力军的军长，有着很大的代表性，所以被列入了22人的大将预授名单中。但如果名单缩减到15人，陈再道就进不去了，这是因为15人名单的资历都要在他之上。

15人名单中，萧克做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副师长，他的资历，比十大大将都要高。张宗逊，解放战争时期是野战军副司令员，宋任穷，在三个时期做到了非常高的级别，王震，红军时期做过军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资历在全军中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五位将领入选了预授大将的15人名单。

除了这15人外，预授22人名单的另外七位将领，资历上都要差一点，但是与上将中的其他人相比，又要高一些。我们来分别看看他们的资历吧。

陈再道，刚才已经说了，他是红四方面军头号主力军：红四军的军长，而许世友，同样做过红四军的军长。许世友后期的资历比陈再道要高，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是作为方面大员使用的，解放战争时期又单独指挥山东兵团作战，无论级别还是战功，都要在陈再道之上，所以，许世友也入围了22人名单。

除了陈再道和许世友之外，王宏坤也做过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级别也不低，他做过桐柏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建国后又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在1952年的级别划分中，王宏坤是正兵团级。红军时期的军长，加上授衔时的正兵团级，王宏坤自然也会进入22人名单中了。

另一位是彭绍辉，彭绍辉红军时期做过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前期的级别不如王宏坤、许世友等人，那他为啥能进入22人名单呢？因为他是平江起义系统的代表。平江起义虽然影响比不上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但他是彭老总亲自指挥的，孕育了红五军、红三军团，在我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十人大将名单，以平江起义的影响力还不足以有人入选，但如果名单扩大到22人，那么，肯定就得有平江起义的代表了。在授衔时还在世的平江起义将领中，彭老总是无可置疑的元帅，滕代远已经不再担任军职，剩下的级别最高的，就是彭绍辉和李聚奎了。

彭绍辉和李聚奎两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级别差不多，但是红军时期的资历，李聚奎最高做到师长，彭绍辉则做到了军团参谋长，比李聚奎要高。更为重要的是，李聚奎很快便被调到了红一军团，则彭绍辉则一直在红三军团待到第四次反围剿前，所以，彭绍辉比李聚奎更有代表性。最终，彭绍辉进入22人名单，也是非常合理的。

另外三人是邓华、刘亚楼和杨得志。这三位将领，红军时期的级别都不高，最高职务都是师长。但到了后期，他们的地位却都不低。邓华，做过15兵团司令员、13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邓华进入22人名单当然是理所当然的。

刘亚楼，做过东野参谋长，授衔时正担任空军司令员，这两个职务，足以让他进入22人名单绰绰有余了。杨得志，是华北军区的一员虎将，华北野战兵团虽然未列入四大野战军中，但是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比西野还要强。所以，如果在罗瑞卿之后再有一位华北军区代表进入大将名单中，那么这个名额非杨得志莫属了。

组织上在三个方案中反复斟酌，由主席亲自拍板，最终将大将名单确定为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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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时，获得少将以上军衔的有159人是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占首次授衔总人数的10%以上。其中，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是起义将领中授衔最高者。

这三人，在国民党阵营内时军衔都是中将，起义后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可见我党我军的胸怀之宽广。

三人中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集团的嫡系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