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发起成立新生学社，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在第2期上发表反封建家庭制度的《非孝》一文，影响巨大。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常委，第一、二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70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

1919年底，施存统和俞秀松、傅彬然等离开“一师”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初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当时已名扬四海的主编陈独秀十分器重这个写出《非孝》的勇敢青年。在上海，施存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厂参加工人运动。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500 多人参加的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大会以后，施存统参加了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的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会。6 月，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来上海，不久，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渔阳里6号陈独秀寓所诞生，并拟订了“党纲草案”，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该小组有5 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这就是5 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党员。其中两名是浙江一师校友，这是浙江一师的光荣，在校史上应当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新青年》杂志就成为第一个党组织的机关刊物，除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推动各地建党活动之外，还把领导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施存统积极参加当时的各项工作，成为站在运动前线的积极分子。

1920 年下半年，受戴季陶资助，施存统赴日本留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文化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马列著作，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我国有许多进步青年在日本留学，在思想上受到影响。施存统带了一份党纲草案去日本，既是为了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也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他是旅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本来是他回国参加会议.因考虑到周佛海长时间没有回国，施存统就让他参加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会议.错过了参加名载史册会议的机会。他经常与日本进步人士宫崎龙介等交往，更多的是与日本共产党人山川均等研讨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这个时期，他的学习进步很快，为以后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对于施存统的行动早已加以监视，并于1921年12 月将日共几位同志和施存统一起逮捕。施存统在东京监狱关押了半个月左右，被驱逐出境。1922年初，陈独秀委派从日本回国的施存统重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团中央首任书记。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存统兼主编。《先驱》共出版了25期，他主编了17期，到1923年8月停刊，改出《中国青年》，才由恽代英主编。

因为患有神经衰弱症，施存统辞去团中央书记，1923年到上海大学任教。他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和《社会问题》等。1924年，他接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女生蒋冰之（丁玲）就在其中。由于他讲课的魅力，获得了女生钟复光的芳心，两人志同道合，遂结为伉俪，为了表达爱情，因施存统又名施复亮。在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他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存统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安排施存统夫妇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存统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他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任女队教官。

钟情革命的民主斗士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人举屠杀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施存统失望之下退出了共产党。脱党后，他曾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并与许德珩、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但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改组派。于是，他到大学当教授，钻进书斋，埋首学问。1933年春，施存统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迫害，在冯玉祥的资助下去了日本。在日本买了一批革命书籍，返回叶村，在叶村半耕半读一年左右。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后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在家乡期间，施存统看到村里的孩子读书难，决心建一所小学，他亲自选校址，要求环境幽静，出入方便，所以定在村西黄牯山下。为了建校，他卖了自家在雅里畈土质、水利很好的3亩5分良田。

到抗战爆发为止，施存统出版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施存统积极宣传抗战。

1941年，施存统夫妇住在重庆南山，施光南出生，但夫妻双双失业，度日艰难。有人劝他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施复亮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后经朋友帮助，到中央银行任经济研究员。

抗战胜利后，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组建民主建国会，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名著一时的战士。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施存统和章乃器作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前去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了特务打手，破坏了这次会议，郭沫若等27人被打致伤。施存统伤势最重，胡子昂用自己的小汽车，由钟复光陪同，，把他送到医院。周恩来副主席和各界代表都到医院慰问，各地纷纷发来慰问电信。反动派的暴行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教育了一些保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间态度的团体和人们，使他们认识到在独裁和民主、内战和和平、爱国和卖国等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是不能保持中立的。施存统在医院忍受着伤痛，断断续续地口述，由钟复光笔录，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题为《愤怒的抗议》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施存统康复后，周恩来考虑到他在重庆不安全，就安排他一家随新华社迁往上海。但上海各大学被国民党控制，不敢聘用他，生活无着落，靠共产党员周庚接济。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一批民主人士取道中国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

叶落归根

新中国成立后，施存统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兢兢业业，秉公办事。他的女婿被错划为右派后，他引用京剧《宋士杰》里的两句台词说:“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虽然表示同情，却始终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为求情。施存统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曾写信给劳动部长李立三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反省自己当年的脱党行为，并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但不幸的是不久就瘫痪在床了，此时的心情可用杜甫的两句诗来描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70年施存统在北京去世。2004年他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第一室取出，与钟复光合葬在故乡的双尖山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