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中国最为杰出的兵学著作，被人们尊奉为“武经冠冕”“百世兵家之师”“百世谈兵之祖”，东汉末年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强调：“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孙子注•序》）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明代兵书《投笔肤谈》认为：“‘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同为明代兵书的《武备志•兵诀评序》更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均十分恰当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书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很多合理内核，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一、走出阅读中的五个误区
       那么该怎样来阅读和掌握这部仅仅六千言左右的旷世兵书呢？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孙子兵法》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经典，都是人们习学兵学的重点之所在，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现象，宋代的叶适更是断言《孙子兵法》一书必定“将传之至于无穷”（《习学记言》）。充分说明了《孙子兵法》的文化魅力与思想影响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然而，恰恰就是这种大热，结果却使得人们对其书的认知与理解出现了偏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孙子兵法》阅读与诠释上的弊端，大致有以下几类表现：
       1.歪曲原意，信口开河，郢书燕说，移花接木
       即脱离孙子论述的语境，简单地比附与迎合现实的需要，对孙子的某些观点作无谓的拔高或任意的贬低，从而歪曲了孙子的原意与宗旨。这其实是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阉割。例如目前关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发挥，就天花乱坠，望文生义，背离了孙子说这句话的本意。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吹捧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曾有人“称道”《孙子兵法》不是讨论打仗的，而是教人和平的，孙子是不战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云云（参见服部千春《孙子兵法新校》，白山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这显然是片面的解读，抹杀了其“兵法”这一根本特征。如果孙子是不战主义者，他为什么要写《孙子兵法》？又为何把战争艺术写得如此出神入化、独步天下呢？
       是否能够从“不战而屈人之兵”理论中演绎出“不战主义”“和平主义”？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兵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慎战”“重战”，而非“去战”“不战”。孙子的原旨也是如此，其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以下凡引用《孙子兵法》原文，只标注篇名），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而是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对战争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儒、墨的“反战”“非战”立场，也和某些法家人物一味嗜战、主战有所区别。
       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为《孙子》的精髓，更有加以辨析的必要。对《孙子》整个思想体系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同今天基于某种原因着重揭示《孙子》个别思想原则的意义，是两个不同范畴和性质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意义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果把它归纳为孙子整个学说的初衷和真谛，则不符《孙子》全书的基本主旨。我们必须认识孙子“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对《孙子》的主导思想与其比较超越的全胜战略思想加以区分。换言之，今天如何评价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是一回事，而准确把握其在《孙子》全书中的位置又是一回事。
       我们反对任意夸大和拔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做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在《孙子》兵学体系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不能颠倒其“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主次关系。
       从《孙子》篇幅看，“全胜策”所占比例甚小，不占主导地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则不过是十三篇之一。《孙子》一书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十三篇对战争准备、战略制定、战术运用，以及行军部署、后勤保障、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行动和特殊战法等均作了缜密的阐述，每篇既是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都保持着联系。《孙子》十三篇既为一个整体，则《谋攻篇》仅乃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形篇》言军事实力，《势篇》言军事力量的巧妙发挥，《虚实篇》言争取主动权，《军争篇》言用兵常法，《九变篇》言作战变法，加《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诸篇，合在一起均论述“善战”内容。可见，“战胜策”才是《孙子》主体思想之所在。
       第二，我们反对夸大和拔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地位和意义，也是因为人们对《孙子》认识和推崇的重点，是放在孙子“战胜策”上。换句话说，后人对《孙子》的继承和运用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不占主导。
       中国历代军事家之所以推崇《孙子》的价值，主要也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的，即力图从《孙子》中汲取高超的作战谋略和作战指导精髓，以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活动，达到“战胜攻取”的现实目的。这一点，孙子在世时即肇其始。当时孙子以兵法呈献吴王阖闾，阖闾阅读后的反应是：“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见其兴趣在于具体的“勒兵”，而非抽象的“全胜”。自汉以降，无论是汉代张良、韩信、杨仆、刘向、任宏等人整理兵书，还是宋、明时期钦定兵书颁行武学，其目的均是一致的，即为各级将领提供作战理论依据和完整的作战策划程序。这中间，《孙子》是特别受到青睐的，原因无他，就是《孙子》最能满足作战指导上的需要。唐太宗曾经说过：“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唐太公李卫公问对》卷中）这段话准确揭示了孙子兵学体系的核心意义，也真切地道出了后人重视孙子的内在奥秘。
       考察《孙子》之后的兵书及有关史籍，可以清楚看到，后人对《孙子》的继承和应用，也立足于《孙子》十三篇的用兵艺术。孙子后裔孙膑，在其兵法中引用了十三篇的许多原理和文字，其绝大部分属于“战胜策”方面的内容。《吴子》运用《孙子》原理和文字者亦不在少数，重点同样在具体用兵手段上。在《尉缭子》中，暗用、明引、袭用《孙子》文字和思想，为其兵法立说作证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兵书如此，诸子论兵篇章也不例外。像《吕氏春秋》中的《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和《淮南子》中的《兵略训》诸篇，其内容直取、间取《孙子》者也不在少数，而侧重点同样是孙子的“战胜策”。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后世兵书和有关典籍中不乏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的继承和阐述。但是总的来看，这些言辞不仅在数量上微不足道，而且在思想深度上也不曾超越《孙子》。这恰好从侧面印证了后世军事理论家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并未倾注太多的注意。
        至于那些军事实践家——将帅们，其重视和应用《孙子》则更集中在具体作战艺术方面。《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记载了不少秦汉和三国时期军事家祖述《孙子》十三篇的事实。如：陈馀引用“十则围之，倍则战之”；韩信自言其兵法出自孙武，并引“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史记•黥布列传》引用“诸侯战其地为散地”；《史记•刘敬列传》引用“能而示之不能”；诸葛亮引用“必蹶上将军”；《后汉书•冯异传》引用“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三国志•邓艾传》引用“出其不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所征引的《孙子》文句，几乎全部属于作战指导层次。由此可见，古人推崇《孙子》的基点，是其行之有效的“战胜策”，“善战”思想是孙子的主体思想，这一点是为后人的现实选择所证明了的。
       第三，我们反对夸大和拔高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价值，也是有鉴于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这一思想原则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固然是一种极其美妙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它的实现却是罕见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正是这种全胜思想的一定的局限性（也可理解为一定的空想性）。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方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其中之一，但这种选择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充分运用谋略和以武力作后盾的前提下普遍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使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以镒称铢”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伐谋”“伐交”诸手段的具体实施，存在着复杂性和多变性；尤其是，即使敌方已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也很难使其慑于威迫而轻易屈服。“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劣势，而劣势的一方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失去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非常罕见，也是战争自身特征和规律导致的。从本质上说，战争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斗争形式。当对立的阶级之间、民族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政治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就很难避免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产生。要附带指出的是，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也很不一样。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性，也是由古代中外战争历史所证明了的。其成功的事例固然有一些，如我国春秋早期和中期的战争中就不乏这方面的具体例子，这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战国以降，这一现象虽不曾绝迹，但与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困兽犹斗”“负隅顽抗”现象相比，实属凤毛麟角，并不能改变“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实现起来至为不易的事实。
        2.偏颇简单，片面肤浅，取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主要表现为对孙子兵学理论体系作断章取义的总结，忽视了孙子理论主旨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孙子兵法》的中心内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一个印象，即诡道，“兵以诈立”，兵不厌诈。所谓“非诈不为兵，盖自孙、吴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叶适《水心别集•兵权》），“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高似孙《子略•孙子》）。孙子的确讲诡诈，但诡诈只是《孙子兵法》的一部分，绝不等于《孙子兵法》的全部。《孙子兵法》是一个综合有机的体系。在军事上孙子不仅仅讲诡道，也讲仁义。更何况孙子他并不单纯就军事而讲军事，而是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很显然，许多人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性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思想中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他们流露出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什么“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的种种高论大行其道，甚嚣尘上。光讲谋略而忽视实力建设，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一个很大弊端。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化。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就是一回事。什么“借刀杀人”“指桑骂槐”“美人计”“走为上”之类，一锅煮，统统划归到《孙子兵法》的名下。这一方面说明《孙子兵法》的确有巨大的名气，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还是很粗浅、很模糊的，往往从阴谋诡计、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
       其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完全是两码事，所反映的是两种兵学文化价值观。《三十六计》从头到脚贯穿着一个“骗”字，“瞒天过海”“趁火打劫”“无中生有”“上屋抽梯”“李代桃僵”“借刀杀人”，只要看看这些计策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多么的阴损毒辣。说白了，《三十六计》是玩空手道的，做无本钱生意，赌徒心理。而《孙子兵法》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其思维的全面性、逻辑性、辩证性。它既讲谋略，也讲实力；既讲诡诈，也讲仁义；既讲功利，也讲道德。这正如清人孙星衍所言：“其书通三才、五行，本之仁义，佐以权谋，其说甚正……比于六艺，良不愧也。”（孙星衍等校《孙子十家注》序）
        3.生搬硬套，乱贴标签，对号入座，无类比附
       这个问题在《孙子兵法》的阅读引申与借鉴运用上特别突出，在经济领域可谓泛滥成灾。不少人把《孙子兵法》奉若神明，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孙子兵法》的兵学原理，动辄与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加以联系，不分青红皂白一一予以对应。这就属于乱贴标签，胡说八道。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人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将孙子的具体用兵之法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对号入座。说到底，兵法，讲的是用兵之法，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一种斗争艺术，它的本质属性是对敌而不是对自己人。战争的基本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了战场制胜，就不妨用诡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商业竞争乃是非对抗性矛盾，要讲诚信，要讲利益均沾。追求利益是应该的，也是允许的，但如果不择手段，则违背公道人心，迟早会自食其果，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是这层道理。一句话，《孙子兵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追求的是“独胜”，就像《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的：“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总归要分出一个高下，决出一个雌雄。而现在的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人际交往，就性质而言，其产生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追求的是“双赢”“多赢”，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处市场多一份机会”。兵可以“诈立”，但商却不宜“诈立”，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应用于其他的领域，那等于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种本质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孙子兵法》基本原理借鉴上的有限性，否则必然会走火入魔。所以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是游戏无规则，求胜失底线，导致道德大滑坡，造成严重的诚信危机。
        4.道听途说，夸大神化，虚张声势，自吹自擂
       现在说起《孙子兵法》，似乎已成了一张中国的名片，总想拿来在世界上炫耀一下。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层面讲，这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孙子兵法》本身也的确是件拿得出手的宝贝。但是，凡事不宜做过头，更不要编造出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来给自己打气壮胆。其实目前流行的不少“故事”，都是没有影子的事情，如说拿破仑读了《孙子兵法》发了如何如何的感慨，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读了《孙子兵法》又有怎么怎么的赞叹，全然是无中生有，自欺欺人。至于讲老布什打海湾战争时候床头只放两本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他戎马倥偬总要翻上几页，讲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等等，说得云山雾罩，绘声绘色，更是百分之百的自我吹嘘，胡编乱造。但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说到底，这也是中国人文化上的阿Q心理在作祟，表面上是在抬举《孙子兵法》，实际上教外人在一边看笑话。
        5.一窝蜂起，胡乱炒作，光怪陆离，骗人敛财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事的反面便是扯淡。“孙子兵法热”固然是好事，但热着热着就变了滋味，腻歪歪直冒酸。  “孙子兵法热”也难逃脱这个怪圈。一些人看着玩“孙子兵法”能捞名，可赚钱，于是便变着法儿“坑蒙拐骗”：成剪刀糨糊拼凑什么“智谋大全”；或郢书燕说把“孙子兵法”同经济生活油炸爆煎；或不懂装懂把对的说错，正的说歪。流风之所及，是《孙子赚钱兵法》一类文化垃圾充斥书肆，占领地摊，“兵法”似乎成了婊子，人人都可以作践一番。更有甚者，前些年，居然有人不知从哪个旮旯角落里找来一部“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是出自汉简，价值连城，属于天下奇观，一则“三代共护国宝”的“神话”把大伙儿哄得团团乱转。媒体炒作，名流捧场，吹得煞有介事，以为真的是“国宝”重新发现。当时若不是一些专家站出来揭穿骗局，真不知事情会如何收摊？倘若真的弄假成真，指鹿为马，那才有资格入选“吉尼斯大全”！“孙子兵法热”闹到这种地步，也有点穷途潦倒、进退维谷、丢人现眼。这种“孙子兵法热”，实在教人不敢恭维，还不如泼点冷水，也免得让外人看轻，后代责怪，成为千古笑谈！
        二、坚持阅读中的三个原则
       首先，是要坚持回归经典自身的整体性原则。南宋郑友贤在其《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指出：“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前的准备工作，战略计划的制订，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后勤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作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全书从战略运筹、战争预测（《计篇》）起步，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搜集情报、以资决策（《用间篇》）等具体的战术问题，始于“知彼知己”，又终于“知彼知己”，恰好规划了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其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展开，以战争规律为立足点。曾有人这么认为：“十三篇结构缜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减一字、不能颠倒一篇者。”（蒋方震等《孙子浅说•绪言》）不少研究者曾根据《孙子兵法》的内涵文义，从逻辑上努力梳理过全书的思想脉络和内在联系。如支伟成编的《孙子兵法史证》，其卷首《孙子篇目述义》就这样分析十三篇的逻辑递进关系：“《计篇》第一，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当先计及之，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作战篇》第二，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谋攻篇》第三，计议战备已定，然后可以智谋攻，故次《作战》……”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与《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浑然一体之标志，“《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应该说，这是正确理解孙子十三篇思想及其价值的通衢捷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对《孙子兵法》作片面的理解。
       其次，是要坚持认识经典要义的灵活性原则。戴溪《将鉴论断•孙武》有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穷。用兵，从之者胜，违之者败，虽有智巧，必取则焉。可谓善之善者矣。”《孙子兵法》的灵魂，在于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在孙子看来，兵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之类，是无数次战争经验与教训的沉淀积累，是无数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结晶，自然应该充分尊重，加以借鉴和传承。但是，对这些兵学原则，又不能过于迷信，亦步亦趋，而必须结合新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对手，根据不同的条件，灵活机变，出奇制胜，否则就是拘泥僵化，胶柱鼓瑟。孙子希望人们学习兵法，但他的终极宗旨是期盼人们在学了兵法之后忘掉兵法。在孙子的心目中，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是最高的规则，即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虚实篇》）。用岳飞的话讲，就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对象形形色色，如果执一定之规，应无穷之敌，不知变通，机械保守，那一定会招致败绩，沦为笑谈。如同何去非《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所言：“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历史上学《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有不少人由于不懂得这个道理，食古不化，一味迷信兵学教条，不但没有让《孙子兵法》帮助自己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建功立业，反而大败亏输，覆军杀将，沦为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像三国时的马谡，他对《孙子兵法》可谓是熟稔于心，倒背如流，其在街亭之役中，行军布阵，处处遵循《孙子兵法》的要求：《孙子兵法》中说军队屯驻宜“视生处高”，他就部署军队于高丘之上，声称“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别人提醒他山上无水源，若遭敌军包围，就容易陷入不战自乱的困境，他亦拿出《孙子兵法》的话来为自己作支撑——“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他忘了自己的对手乃曹魏宿将张郃，而拘泥《孙子兵法》的教条，输得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由此可见，今天读《孙子兵法》，关键是要做到既能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真正做到《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所主张的那样：“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不把兵法原理当作教条，而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灵活运用这些原理，与时俱进，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发明新的理论、新的战法。表面上看你做的事情跟兵法原理好像不相符，实际上却与兵法原理的核心精神相吻合，这才是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的最上层境界，也是现代社会竞争中掌握先机、争取主动的根本前提。
       最后，是要坚持理解经典价值的超越性原则。《孙子兵法》是一部成书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兵学著作，它之所以在今天还为人们所热爱、所阅读，自是其拥有独特的魅力，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领域，而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从本质上讲，《孙子兵法》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种思想方法论，充满哲学启迪与人生智慧。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了极致的人生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阶段。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等，“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能有这样的境界，孙子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魏书•邢峦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云云，只能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在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砺“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篇》）。孙子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眼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绝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绝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整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期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在制订计划方案时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在博弈竞争活动中通吃不漏，竭泽而渔；在人才选拔任用上求全责备，立一杆标尺。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艺术，人生智慧，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
       选自《黄朴民精解〈孙子兵法〉系列（全二册）〉作者：黄朴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