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词，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双绝”，相比较而言，词因为诞生之初是起于市井曲调，创作风格更通俗，更受底层人民的欢迎。
       词的巅峰期在宋朝，宋词和唐诗并列，而宋词的广泛传播，以及创作风格、内容、题材等逐渐变得符合百姓阶层的口味，离不开宋词大家“柳三变”柳永的努力。不过，柳永变得更专注词的创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宋朝读书人的人生最大抱负，其实是希望能科举高中，进而为官造福一方，青史留名。但柳永在50岁之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从未考中。由此，对中举出仕慢慢绝望的柳永，只得沉溺于勾栏、娼馆、酒楼之间，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当然，也是为了生活。柳永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词的创作，开创了宋词中的“俚俗词派”，将宋词口语化、通俗化，使得宋词成为连大多数百姓都能懂的文化形式。
       柳永的“俚俗词派”，最初是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排斥的，而且，连皇帝也厌恶他写的词。这是因为，柳永在写这类词时，用了大量的艳俗语句，虽然更符合当时的市民阶层的口味和喜好，特别脍炙人口，却被曲高和寡的士大夫们所不容。
在柳永之前，宋朝文人写的词，还都是比较高雅的，即使传播出去，也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根底，才能看得懂、听得懂。这就好比今天相声界的高雅和俗气之争。不过，人民群众的传播力量，显然大过曲高和寡。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也帮助了柳永的“俗词”的传播。
       柳永生于宋太宗年间，到他21岁时，北宋和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之间再无刀兵之忧，世界一下变得和平起来，这是自唐末以来，难得的和平时期。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欣欣向荣，催生了老百姓对于文化、艺术方面的需求，这也是北宋成为历史上在文化方面建树最大的朝代的原因之一。因此，柳永的创作高峰期，正好遇上极好的大环境，即使他写的某些词，挤不上士大夫的饭桌，也有足够的中、低层市场来容纳。最重要的是，当发泄完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闹骚后，柳永的词开始慢慢抒情。抒情的词，被老百姓高度接受，特别是青年人的接受程度最高。
      想想我们的当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社会青年、学生们，对港台抒情歌曲的欢迎度，就能知道，抒情绝对是一柄大杀器。而且，在北宋中期，远离战争的环境下，生活如此美好，抒情的词慢慢在士大夫阶层中，也比慷慨激昂的词更有市场。柳永的词，或许艳俗，或许不高雅，但正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等等抒情词句，刚好让“澶渊之盟”后闲着没事干的宋朝人的小心思被触动。有了抒情的衬托，柳永的词才能被广泛传播和接受，这一点就足够他享用了。至于他对“慢词”的创作、推广，对词的曲调、词牌等的贡献，那是文学大家们去欣赏鉴定的，跟老百姓的欣赏能力无关。
       当时的宋朝市井百姓要的词，就是通俗易懂，符合心境，符合心理幻想，这些，在柳永的词里，全都有。实际上，柳永写的词，正好是让词回归到本性，词这种艺术形式在被创作出来之初，本就是流行于民间的市井曲调。
      初唐时，当时的文化人还看不起词，中唐时，部分文人开始把词这种艺术和创作形式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但采用的语句都是比较高大上的。至宋初时，依旧是如此，如南唐后主李煜，他写的词就比柳永写得更好，但显然，“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意境，不会有几个市井百姓能理解，是柳永的词让上到士大夫，下到市井百姓，都开拓了新的视野。
       总的来说，柳永的词能广受市井百姓的欢迎，能成为许多宋代文人效仿的榜样，能广泛传播，所依靠的，首先是和平的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其次是风格上抒情。就好像清朝文人宋翔凤在其所著写的《乐府余论》中，评论宋朝“慢词”（柳永写的词，绝大多都是慢词）的兴盛时，对其兴盛的主因，就是写的“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戏，竞赌新声。”和平、富裕的环境，才能容纳柳永的抒情词。有了这个前提，进而才是“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妓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在柳永创作的基础上，然后“（苏）东坡、（秦）少游、山谷（黄庭坚）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如果柳永是生活在南宋，他的抒情词，大概市场容纳度要小得多，南宋适合陆游、辛弃疾这样的爱国、苍凉、豪迈派。柳永50岁时，因宋仁宗为安抚那些大龄屡不中科举的读书人，刻意放宽科考尺度，终于得中进士，成为一名大宋官员。但他的年龄，已经注定使得他无法在官场上走得太远，为官十六、七年，到退休时，不过是个屯田员外郎（品级大概在五品到六品之间）。他的才华，也早在盛年时，全献给了词。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词从高雅变得通俗，让词从文化人的曲高和寡中，走向了民间，更多人的喜爱，才促进了更多读书人去写词，宋词的巅峰，由他开启。
      参考文献：《中国文化简史》《乐府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