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对于一宗学术，这个时间不算短，更重要的是，它仍以生机盎然的状态持续发展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丝毫黯淡、枯竭之状。《红楼梦》文本的浩瀚使得红学研究博大精深，红学研究因旨趣不同而流派纷呈，又因众多学者的深入探究而光彩夺目，更因时间的陈酿而历久弥香。学者、学术思想、研究旨趣、探究方法等在光阴的串联中揉捻成了红学史。以史为鉴，能知得失、预兴衰，故红学史研究至关重要，甚而它可为整个红学研究辨源识径，理清内在学术律动，从而建构研究坐标系。在当下红学史研究中，研究方法与史学观点看似纷繁复杂，实际上却呈现着较为一致的“四维三层”模式，本文对该模式试作解析，并简述其意义与价值。
       一、所谓红学史研究的“四维三层”模式，“四维”是指研究者在撰写红学史时所选择的展开历史论述的维度，主要有时间、流派、学者、传播四种。
       时间维度即以时间先后为序，叙述红学史的变迁与发展。代表性著作如陈维昭的《红学通史》［1］，这是迄今为止红学史研究中以时间为维度最具典范意义的学术史著作。《红学通史》以脂砚斋1754年重评《石头记》作为叙述起点，至2003年为终点，梳理了横跨二百五十年的红学历程。全书分为四编，即1754—1901年、1902—1949年、1949—1978年、1978—2003年。通览该书，读者可清晰地看到红学研究在历史时间轴上的起伏与跌宕，以及每个阶段红学研究的学术旨趣与时代政治主题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红学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是马列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统治地位的时期，可以说马列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主题，进而会看到“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标准”［2］。因为现实主义美学暗藏着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和立场，所以导致这个时期的红学研究在社会政治批评范式下走向了庸俗社会学。
       流派维度即以学术流派为叙述对象，进而描绘红学史的发展轨迹。该维度的特点是“从红学流派的新视角切入并结合文化渊源考察其源流演变”［3］。学人耳熟能详的红学流派主要有题咏派、评点派、小说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等，且每一流派都有其研究范围和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以及特有的学术宗旨。如刘继保的《红楼梦评点研究》［4］，该书以《红楼梦》评点的发展状况为基本脉络，以清代学术背景为依托，以红楼版本形态与批评功能为表现，以评点、辨析与释义为焦点，重点研究了王希廉、姚燮、张新之、陈其泰、黄小田等十五位评点家的评点思路及理论贡献，进而体现出学术发展的内在律动，并为探究学术表现与文化基因之间存在可能的关系提供了最佳切入口。
       学者维度即以红学研究者为叙述对象，以独立的红学家个体为焦点，通过对不同时期众多红学家的研究而串联并勾勒出红学史的发展概貌。以学者维度研究红学史最能体现“智者知人”的理念，并能看到学人治学与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人际交往、人格特质、恩怨纠葛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该维度区别于其他维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原在历史的宇空中，然后再梳理、研究、评价其学术思想、学术个性及学术贡献。如高淮生的《周汝昌红学论稿》［5］，该书以知人论学为理念，将周汝昌及其红学研究置于整个红学史背景下考量，并“试图兼顾周汝昌其人之个性气质和人格精神以窥其为学之迹以及‘周氏红学’之真貌”［6］。
       传播维度主要指《红楼梦》在国外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主要内容包括《红楼梦》文本翻译、讲解、评价等。从传播维度撰写红学史能清晰地看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红楼梦》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价值，以及不同语境体系下《红楼梦》在国外的阅读与传播情况。姜其煌所撰《欧美红学》［7］即是以传播维度研究红学史较为系统的专著。该书以英美红学、俄苏红学、德国红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红楼梦》不同译本切入，梳理“欧美人自己的，与我国红学理论有一定差距或截然不同的‘欧美红学’”［8］。相较时间、流派、学者诸维度，传播维度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但也正因起步晚，其可开掘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有着很大的拓展空间。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即以雄厚的师资力量做基础，组建《红楼梦》译介学研究团队，展开多语种《红楼梦》译介研究，学术成果丰硕。从当下红学史著作来看，传播维度研究红学史主要集中于国外红学，实际上，其研究对象可进一步延伸，如《红楼梦》版本的流变史，这或会成为一个新的红学史增长点。
       从理论上讲，时间、流派、学者、传播四个维度在历史的叙述中是可同时兼而有之的，但在红学史的实际撰写过程中，研究者一般都会四选一。每一个维度都是透视红学史的窗子，但因研究者学术旨趣及学术视野的相异而使得红学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所以，我们不宜过分夸大任何一个维度所透视出来的红学史状貌，也不能放弃从任何一个维度探究红学史的机会，只有多维度研究才能更为准确地揭示出红学史的庐山真面。
       二、“四维三层”模式中的“三层”是指研究者在既定的维度上撰写红学史的实际写作层次和步骤，它们分别是收集红学史料层、综述各家观点层、历史状貌评判层［9］。
       收集红学史料层，即从不同渠道寻找、整理、汇编各家、各派、各类《红楼梦》研究资料。文献资料的收集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史料收集越完整，历史的再现才能更接近真貌。如孙玉明的《红学：1954》［10］，该书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再现了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引起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并理清了在同一个时空交汇点上，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大学生在这场影响着红学发展甚至国家政治文化的大事件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可见对于学术史研究来说，史料是第一性的。可喜的是，在红学史研究历程中有一大批学者为我们做了最琐碎而又最详尽的红学文献汇编工作。如一粟的《红楼梦卷》，朱一玄的《红楼梦资料汇编》，吕启祥、林东海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胡文彬、周雷的《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海外红学论文选》，顾平旦的《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等等。
       综述各家观点层，即在海量文献资料中，有目的的将其分门别类，再根据所选定的研究对象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观点、理论进行综述。胡文彬曾说：“一篇优秀的学术‘综述’不仅要求作者‘通今博古’，而且更要求作者细心眼明。”［11］因为综述的过程是将文献进一步融合的过程，它可以让我们看清研究的现状与走势，避免来者徒劳的重复性研究。一般而言，综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对研究者的观点进行原文摘录；二是用自己的语言引述研究者的观点，但述而不作；三是将原文摘录以及观点引述合二为一，进行略带学术史性质的判定。拙著《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12］即是一部红楼人物评论综述性质的著作，分别从名字含义、外貌、性情、才学、结局、意义等多方面梳理学者对十二金钗的评论。
       研究者因为有了通观文献资料的过程，综述内化了各门各派的学术观点，故从学术史的高度对红学家的治学进行评价，给出属于自己的学术判定，此为历史状貌评判层。例如关于曹雪芹的祖籍之争，“辽阳说”和“丰润说”数度交锋，这曾是红学发展历史中的重要论战点，学派之间的辩论无论是从文献梳理还是实证研究上都是错综复杂的。陈维昭在前“两层”的研究基础上对曹雪芹的祖籍之争做出了历史状貌的评判：“持‘辽阳说’者可以证明曹雪芹祖籍在辽阳，但不能证明辽阳曹的祖籍不是丰润，因为在曹锡远与曹智之间存在着一个持‘辽阳说’者所不能说清楚的盲点；持‘丰润说’者可以证明曹端广的后人入辽，但它不能证明这位入辽的后人是如何与曹锡远挂上钩的，这是‘丰润说’的盲点。”［13］两种说法影响深远，但又都存在着各自的盲点。可见陈先生的评判是极其审慎而又客观的，绝非是简单文献收集之后的综述，而是努力介入两种说法本体，充分领悟、深入解析。红学史归属史学范畴。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除了有充足的史料作为基础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历史状貌的评判，一如冯其庸所言：“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必须具备史识和史断。可以说史识和史断，是一部史书的灵魂。”［14］
       通过对上述“三层”的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是依次递进的，只有完成了红学史料的收集才可能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只有理清红学各家的观点才能做出红学历史状貌的评判。所以“三层”之间次序井然，并依次构成基础关系。
       三、红学史研究所呈现出的“四维三层”模式是一种学术史研究中的“自然”现象，所谓“自然”即研究者们不约而同遵循的一种研究视野以及撰写方式与步骤。那么“四维”和“三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以图解形式予以直观呈现：
图1

       由图1可知，四个维度组成了当下红学史研究的整体视野，而三个层次是每个维度所共有的。换句话说，无论研究者站在哪个维度上来梳理红学史，其“三层”的写作层次与步骤都是一样的。如此一来，在红学史研究中的“四维三层”模式里就出现了一个“变量”和一个“不变量”。变量就是维度，不变量就是“三层”。那么变与不变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对红学史论著的撰写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将“四维”和“三层”放入坐标系，它就能直接呈现出问题的答案来：
图2

        图2中，横坐标表示“三层”的层级，纵坐标表示“维度”的度级，ABC三个区域的面积表示论述红学史的广度和深度。当“维度”的度级越高，“三层”的层级越宽，那么所论述的红学史就广博精深，反之则狭窄粗浅。所以当我们评价一份红学史论著时，就可以从“维度”和“层度”两方面来衡量。
        有一点需要注意，“学术”的本身，是“学”和“术”的合二为一。“学”是指学理，“术”是指应用。本文所论述的“四维三层”模式，属于红学史研究中“术”的层面，那么“学”的层面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研究者所持有的学术旨趣。在实际的红学史撰写中，就算“术”相同而“学”不同都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红学史面貌。例如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与白盾、汪大白合著的《红楼争鸣二百年》。从“术”的层面看，他们撰写红学史都选择了时间维度，都将整个红学历史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只不过《红学通史》的起点在1754年，终点在2003年，而《红楼争鸣二百年》的起点在1791年，终点在2006年。撰写步骤同样历经“三层”。然而他们描绘的红学史状貌却不太相同，原因就在于作者持有不同的学术旨趣，也就是不同的“学”。陈维昭关注的是“《红楼梦》研究的古今流变及其地域性的、文化上的差异，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外部联系与内部构成的方方面面”，“关注红学史上每一种解释的文化依据，关注各位研究者的知识构成、个人历史、时代命题，以及文化的规定”［15］，所以当我们读完《红学通史》，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史哲背景下如何孕育出了一部红学史。白盾、汪大白的学术旨趣是“立足世纪之初，着眼红学发展，通过红学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探索一些问题，寻求一些借鉴——亦即所谓鉴往以察今，温故而知新者也”［16］，在这样的旨趣下，我们看到的是两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主要流派，以及成果与经验教训。
       四、在“术”的层面，“四维”与“三层”形成了红学史论中一种固有的框架即“四维三层”模式，那么，该模式对红学史研究与撰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即如前面所提到的，运用该模式可评价红学史论著的精芜工拙。我们以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17］与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18］这两部红学史著作为例。两部著作所选择的论述维度都是流派维度，刘著主要梳理了考证派、索隐派、小说批评派的学术源流与研究焦点，郭著则主要叙述了评点派、索隐派、小说批评派。郭豫适在出版《红楼研究小史稿》的第二年又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续稿》［19］，两书合并属于一个整体，续稿补充增加了考证派的内容。所以从梳理流派的完整性上看，郭著囊括了四大红学流派，其全面性更胜一筹。从“四维三层”模式的角度论，郭氏二书比刘著的“度级”要高。若以“三层”来衡量两部著作，又是什么情况呢？郭氏二书在收集红学史料层上，其文献来源并不广阔，除了收集四大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外，资料主要来源于《红楼梦卷》《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等书籍。而刘著就丰富多了，仅参考的红学论著就有一百二十七部之多。从综述各家观点层上看，两位先生选择了相似的方式，都以红学流派中比较著名的、影响较大的代表性著作进行综述。但这样一来，就很难为读者勾画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状貌，因此两部著作也就很难落实对各家观点的综述了。从历史状貌评判层上论，因为郭著的撰写目的是“使读者约略了解两个多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历史的一个轮廓”［20］，所以只是针对各流派的一两本代表性著作进行了“肯定”与“否定”式的简单评析。而刘著则是以百年红学为背景，以中国传统学术流变为依托，从而考察红学流派的内在规律，例如指出了考证派红学的危机与生机，探索出了索隐派红学产生的内在理路以及时代思潮与文化环境对红楼索隐的影响。所以就历史状貌评判层而言，《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比《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要深刻而准确，为读者理解百年红学的嬗变作出了客观的评析。故运用“四维三层”模式，从“维度”和“层度”两方面来评价郭豫适与刘梦溪的红学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刘著是胜于郭著的。当然，郭著与刘著前后相差二十多年，时代影响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其次，以“四维三层”模式评价红学史论著，既可以便捷地找到论著的优劣之势，也可发现红学史研究新的增长点。以拙著《中国红学概论》［21］为例。拙著将红学研究分为四个板块，即内核篇（梳理《红楼梦》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等研究）、内学篇（梳理《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研究）、外学篇（梳理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研究）、流派篇（梳理题咏、评点、索隐、小说批评、考证诸派研究）。从“维度”上说，拙著总体上使用的是流派维度。但又有新的增长点，即剥离出内核篇与内学篇，各自独立撰写。这样一来，经过梳理，我们可看到《红楼梦》在不同时代，研究者是从什么角度，用哪种方法，如何阐释它的语言特质、人物塑造、思想表达、文化基因的，为每一种学术观点辨源识径。从“层度”上看，拙著存在很大的不足。首先是在收集红学史料层上，因研究的子板块为数颇众，故文献资料收集有限，史料略显单薄。如此一来，在综述各家观点层时就不是综述多家学术观点而是主要叙述某一家的观点了。因为前面两层的不全面，使得历史状貌评判层不能有效实现，无法在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评析红学史研究的根茎。这是笔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需要深入考量的。
      《红楼梦》研究有历史，这代表着它曾经是“活着”的。讨论红学史研究的模式其实是在总结、勾勒它曾经活着的样态，只有弄清楚曾经的样态，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为红学研究创造并构建新的样态，使其更好更长久地“活着”。

参考文献：

［1］陈维昭著：《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陈维昭著：《红学通史》，第13页。
［3］赵建忠：《红学史模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4］刘继保著：《红楼梦评点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5］高淮生著：《周汝昌红学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
［6］高淮生著：《周汝昌红学论稿》，第1页。
［7］姜其煌著：《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8］姜其煌著：《欧美红学》，第11页。
［9］俞晓红：《红学史研究的三个层面》，《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0］孙玉明著：《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1］胡文彬：《〈红楼梦成书研究〉序》，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3页。
［12］马经义著：《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陈维昭著：《红学通史》，第373页。
［14］冯其庸：《〈红学史〉序》，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5］陈维昭著：《红学通史》，第6页。
［16］白盾、汪大白著：《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7］郭豫适著：《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8］刘梦溪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9］郭豫适著：《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0］郭豫适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第2页。
［21］马经义著：《中国红学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原名《论红学史研究的“四维三层”模式及意义》发表于《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