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首先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誉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李世民小传】

李世民即唐太宗，生于公元599年，死于公元649年，陕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唐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名世民，是高祖的次子。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出生于武功县（今陕西武功西北武功镇）的客馆里。当时有两条龙在客馆门外戏斗，三天后才离开。

高祖到岐州（治所在今陕西风翔南）出任刺史，太宗当时四岁。有个书生自称擅长相面，拜见高祖说：“你是贵人，而且有贵子。”见到太宗，说：“龙凤一样的姿态相貌，天庭隆起的仪表，年近二十，一定能够济世安民。”高祖怕他把这话泄露出去，想要杀掉他，书生忽然不见了，于是取“济世安民”的意思作为名字。太宗年幼时聪明过人，见解深远，随机应变，处事果断，不拘小节，当时人都猜测不透他的想法。

公元615年，李世民应募从军。公元617年，在晋阳起兵，次年，被封为赵国公。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八月即帝位，次年改贞观。公元649年5月，李世民病逝，执政二十四年，享年50岁。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君之一。他的文治武功都是后代君主难以望其项背的。

【毛泽东评点】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详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智囊·兵制部·制胜·孙膑>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有一天，毛主席和我谈到作战问题时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林克《毛主席和我谈学习的片断回忆》，《难忘的回忆》，第2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元昌与李承乾谋反。

——《读（旧唐书·李元昌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率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读（新唐书·李恪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盛彦师名将，冤死。

——《读（旧唐书·盛彦师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莽英雄。俗有两句话说李世民，期日：“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

——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之魂》，第3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李君羡冤死。

——《读（旧唐书·李君羡传）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鉴赏】

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一词中评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五位皇帝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这些风流人物，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武功甚威，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但比较而言，在上述五大帝王之中，文治武功两个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李世民。

李世民首先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誉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他是唐高祖李渊次子。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18岁时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在同群雄逐鹿的统一战争中，他屡为主将统兵，亲自指挥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虎牢关之战、洛阳之战等重要战役，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等农民起义，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推翻隋王朝，战功最多，充分表明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李世民的军事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以弱当强，以强当弱。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认为李世民这种战术是用孙膑的“驷马法”。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王、公子比骑射时，他让田忌以最差的马与对方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与对方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胜之术，被后人称为“驷马法”。毛泽东在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时，对孙膑的“驷马法”和李世民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于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据此，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军事指挥才能都作了高度评价。这两个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的军事指挥艺术，毛泽东曾对其秘书林克说过：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浅水原之战，太宗率军与薛仁杲相持60余日。“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太宗按甲以挫之”。贼粮尽，两名大将来隆，太宗才说：“彼气竭矣，吾当取之”。

先令陈玉先在浅水原南诱敌，贼将宗罗喉指挥全部人马出战，几乎把陈玉先打败。敌人坏有来得掉头抵抗，太宗带领骑兵数十人已冲人敌阵，内外夹击，斩首数千级，投涧谷而死者不计其数，敌军大败。太宗率200余骑乘胜追击，直至折土庶城下，大军继至，四面围合。第二天，薛仁杲就投降了。在虎牢关拒窦建德，窦有精兵10余万，太宗只有步骑兵3500人。两军在板渚筑垒相持20余日。太宗派人去河北牧马诱敌。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饿，都坐下休息，又争水喝。

太宗亲率轻骑杀敌，接着大队人马赶到。建德还未列好阵，太宗先击，众军合战，嚣尘四起，敌军大溃，追奔30里，斩杀3000人，俘虏5万多，活捉窦建德。这些都是以弱当强，以强击弱战术的成功运用。

二、冲锋陷阵，身先士卒。

太宗18岁策动其父起兵反隋，南杀北战，10余年间，每逢战阵，总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而且射艺精良。18岁时，高阳贼首魏刀儿来攻太原，高祖陷入重围。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敌所向皆披靡，救高祖于万军之中，步兵到后，又英勇冲杀，大破敌人。与隋将宋老生作战时，宋有精兵2万，气焰嚣张，太祖欲撤兵回太原，太宗哭谏得止。太宗先率数骑到城下诱敌，高祖、建成阵于敌城东，太宗阵于城南。交战时宋老生先攻高祖，恰逢建成落马，老生乘机追打，高祖、建成军退。这时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陡坡，冲断老生军队，引兵奋击，敌兵大败。

三、因地因时制宜。灵活运用战术。

地形地物是作战的客观条件，高明的军事指挥家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些条件，获得意外的战功。太宗就是善于运用地形地物，灵活运用战术而获胜的高明的军事家。在洛阳大战王世充时，王世充在慈涧失利后退保洛阳城。太宗遣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成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敌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水河中乘船而下袭破洛阳，就是利用夜战、水战的条件而得以成功。在洺水战刘黑闼时，太宗先让人到上游筑坝堵水，使河水变浅，诱敌过河；当战败敌人渡河逃回时，突然把坝扒开，致使河水一丈多深，敌军淹死无数，更是地物助其成功的例子。

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政权的。唐朝建立后，李渊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在统一战争中，秦王战功最多，与其谋臣猛将逐渐形成一个政治集团。秦王集团势力日益强大，李建成感到对自己是严重威胁，遂与李元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政治集团。双方斗争的核心是皇位问题。最初双方都争取李渊的信任和支持，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水火不容。李建成首先下手。武德九年（公元622年）六月的一天，李世民应邀到东宫赴宴，李世民喝下建成递过来的酒，突然胸口绞痛，吐血不止，同来的淮安王扶世民回府，才免一死。谋害李世民的目的未达到，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准备在出征抵抗突厥与大臣饯行时刺杀李世民。幸好建成手下一位官员向李世民告密。6月3日，李世民向高祖李渊揭发了太子与元吉的阴谋，高祖答应次日查清。6月4日凌晨，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埋伏在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内，以待建成、兀吉入朝经过时下手。当建成、元吉进了玄武门，走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异常，立刻勒马往回走。这时，李世民大喊着冲出，元吉连忙张弓射击，但箭均被李世民躲过，而李世民一箭就把李建成射死。这时尉迟敬德等70余精兵赶到，杀死了李元吉，并杀建成、元吉诸子，所部冯立、薛万彻等率众与世民激战失败。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8月，唐高祖李渊被迫让位，李世民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即位之后，以隋亡为鉴戒，偃武修文，励精图治，选贤任能，虚心纳谏，贞观年间，人口增加，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史称“贞观之治”。唐太祖在位23年，就把战乱不息的社会治理得四海升平，充分表现了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李世民治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唐太宗认为，解决民的问题最重要。解决民的问题，主要是发展生产，与民休养。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改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下诏停建劳民伤财的洛阳乾元殿。为了不误农时，还把太子举行冠礼的日子由二月改为十月。当有人提出“用二月为胜”时，他又明确表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农业生产。唐太宗还深知“民犹水，君犹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在位期间他曾多次下诏减免赋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免当年租赋。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旱灾，民有卖子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免关中二年租税，关东给复一年。此类例子还很多。此外，他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

其次，惟贤是与，因材施用。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据自己的用人标准，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力量，只要有才都加以重用。他说：“朕以天下为家，惟紧是与”。他主张“惟紧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对各种政治力量一视同仁。他还明确提出：“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

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千百人，事后，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他起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珪等人。随后，唐太宗进行了人事调整。他将秦王府高参房玄龄、杜如晦任命为左右仆射，执掌枢机。

他任用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王珪、韦挺等原东宫旧属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让他们在朝中议事。这种用人之道，无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围。

唐太宗用人还善于因材施用，并不求全责备。他说：“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对人各取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再次，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唐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生活俭朴，勤于政事。贞元二年（公元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一篇《封建论》，其中，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简要而全面地概括了李世民临朝听政的四个特点：（1）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图急功，不争近利，不劳民损兵；（2）不贪图玩乐游赏，每次早朝，用心听取各种进言建议，出言谨慎周详；（3）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辨别是非曲直，功过刑赏；（4）闲暇时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认为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不仅对这段原文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说明毛泽东读史，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

另外，虚怀纳谏，广开言路。皇帝纳谏，是对臣下的极大尊重，又是一种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这种君臣关系，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待君以忠”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便是这种思想的典型。魏征在隋末参加过瓦岗军，投唐后又为李建成的洗马，本来是太宗的敌对力量。但是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魏征视唐太宗为“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前后共陈谏200余事，唐太宗非常满意。魏征死后，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作诗以志纪念：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里失位天良臣。唯为掩泣云后台，空对余形无复人。”

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指出：“唐朝人魏征说过：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的不对。”而魏征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对李世民所问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暗君的回答。

唐太宗“甚善其言”。此事见于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贞观二年》。毛泽东对兼听与偏信是辩证地看的。

最后，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东极于海，西至焉者，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在此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为“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民族的共主，这同他的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执行的团结、德化、和亲的民族政策就是开明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少数民族只要不公开与唐对抗，就对其实行羁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长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对本民族进行统治。反之，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就用武力解决。唐初，突厥经常大军压境，甚至兵进关中，威胁京师。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10多万人，分道出击突厥，消灭了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遣大军进功吐谷浑，取得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另外，还与高丽、薛延陀等也先后有过战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羁縻为主要策略。太宗时还有众多的和亲与联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推行大唐与吐蕃和亲。

李世民不愧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但他一生中也曾有过一些错误。名将李君羡、盛彦师冤死便是两个例证。

盛彦师是李世民手下一员勇将。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归唐，不久又叛唐自立。在别人都不敢迎战李密时，盛彦师自告奋勇，以数千人之众在熊耳山南伏击李密，一战擒杀李密及其谋士王伯当。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世民平定洛阳后，依附于王世充的山东义军首领徐圆朗请求投降。李世民命盛彦师前去安抚，恰逢刘黑闼起义，徐圆朗遂执盛彦师响应刘黑闼。徐让盛彦师写信劝其弟举虞城降，盛彦师信中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示要“誓之以死”。不久，盛彦师逃回，随李世民讨刘黑闼。徐圆朗被平定后，李世民竟将盛彦师处死。所以，毛泽东读到这里，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说盛彦师“冤死”，是毛泽东对盛彦师军事才能、高尚气节的肯定，也是对李世民处理此事不当的批评。这是李世民早年所犯的一个错误，而错误处死李君羡则发生在太宗晚年。李君羡初为王世充骠骑，后归降李世民，为武卫将军。在讨伐刘武周和王世充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李世民视为左膀右臂。

贞观初年，太白星常在白天出现，有人占卜说将有一个女人出来称武王。这使李世民大为不悦，惶惶不安，疑神疑鬼。事有凑巧，李君羡是武安人，又任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郡公”，他的小名又叫“五娘子”。于是，好事之徒诬告李君羡将谋乱，李世民便将李君羡杀了。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李君羡传》时批注道：“李君羡冤死”，是颇为中肯的正确结论，是对李世民错误做法的谴责和批评。

唐太宗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则是在太子废立上的优柔寡断。

唐太宗的正宫长孙皇后生育3个儿子，即李承乾、李泰、李治。李承乾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被立为皇太子，李泰受封魏王，李治受封晋王。太子承乾少时聪慧敏捷，太宗十分喜爱，因此着力培养。但他年长以后，喜好声色狗马，在太宗面前搞两面派。太宗很失望。李泰得知太宗对太子不满，便竭力讨好太宗，赢得了太宗的好感。李治年幼不懂事，而目很懦弱。

唐太宗对魏王的偏爱，使太子不安其位，竟然网罗一帮对唐太宗有怨恨的人，图谋以兵夺权。事情败露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

太子被废后，按长幼次序，该立李泰，但支持李家打天下、坐天下的关陇集团却主张立晋王李治。魏王李泰得知朝中分歧，便借太子承乾之事恐吓李治。此事太宗得知后，终于舍李泰而立李治。太宗发现李泰工于心计，如果他上台，必定会杀死承乾、李治及其他兄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晋王李治宽厚仁弱，如果他继位，则诸子则可保全，为了防止兄弟自相残杀，太宗决定立晋王李治。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正式立晋王为太子，并将魏王李泰降爵为东莱郡王。后来，太宗因对怯懦软弱的李治有无统驭大唐江山的才能发生怀疑，曾提出改立杨妃之子吴王李恪为太子。李恪文武兼备，太宗认为“英果类我”，并对他有意加以培养、教导，封他为远地藩王，应该说是太子的合适人选，但却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唐太宗也就放弃了这一打算。毛泽东在读了《新唐书·李恪传》后，批注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毛泽东看来，唐太宗对儿子的评价和看法是很恰当的，但仅因长孙无忌反对，就放弃自己的主张，把立储君这一国之根本处理得太糊涂了，所以说他“英明一世，懵懂一时”。后来，李治继位，大权旁落，最后发展成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几乎杀尽李家宗室子弟，使李唐江山毁于一旦，不能说不是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