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的文化人士软骨头发作心甘情愿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他们以文艺为“美丽的化装”，鼓吹各种理念，却是掩盖不了向日本主子摇尾乞怜的事实。

下面出场的这三位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我们大可以称之为“三大文化汉奸”。

周作人（1885年-1967年）

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浙江绍兴人，他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鲁迅（周树人）的二弟，单以文学领域内的成就来论，周作人当得起这些称谓：“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来考取官费生，远赴日本留学。周作人在语言上很有天赋，无论是英语、希腊语，还是日语、俄文、梵文，他都玩得很溜，在日本期间，他与哥哥鲁迅翻译了诸多外语书籍，大多由他主笔。

1911年，回国后，周作人先后历任了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等职务。

“五四”时期，周作人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按照这个人生轨迹发展，将来也必定是要成为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作人留守在了北京，他的人生进程就此改变。

在北京期间，除了授课外，周作人主要是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与日本人的接触还是少的。1939年，周作人在家里遭到刺杀，受了轻伤，凶手逃逸。之后，日本宪兵以护卫之名进驻到了周作人家，到了这时候，周作人已经没有了过多的选择。当年，周作人出任了汪伪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至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又出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职务。

当然，周作人在出任这些职务有被迫的成分在内，但极其不应该的，任职期内，他还带着代表团去日本参加了会议，去就去吧，非常作死的，他还抽空去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去日军医院，慰问了受伤的日军官兵，为他们捐款捐物，不余余力。

周作人最终没能风光多时，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就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关押在了老虎桥监狱。1946年，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第二年，又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之所以叛得不是很重，是因为他任职期间保存了北京大学的设施，也并非是有意投敌。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周作人被提前释放，暂住在学生家。后来，周作人曾想过去台湾，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当年8月，周作人回到解放的北平定居。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搬到了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居住，从此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周作人晚年生活过得很是惨淡，因为他先前的经历，他的稿费一再被扣减，生活保障很成问题，动荡的年代中，受到波及，生活条件很是艰苦。1967年，周作人因突发疾病而去世。

张资平（1893年—1959年）

张资平，是广东梅县人，出身于破落世家，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由他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他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之后的许多作家深受其影响。

张资平早年入广东高等巡警学堂学习，后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1921年，他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了知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第二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

回国后，张资平担任了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等职务。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多部畅销的恋爱小说，因此而名声大震。比较讽刺的，张资平还创作了几部反对日本人侵略题材的小说，当小说翻译到日本，还在日本方面引起了强烈反响。

正如说的容易做着不容易，文才与人品并不能等同，同样的，张资平就是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资平加入了“兴亚建国会”，这个组织的背景很深，后台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主要从事搜集情报等特务工作。等到1940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张资平又出任了农矿部技正、中日文化协会候补理等职务，他还主编了《中日文化》月刊，任职出版组主任。这份宣扬“中日亲善”的期刑，极力鼓吹日本人的友善，为侵略者歌功颂德，极为地无耻不要脸。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抓捕。1948年的判决中，他被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1949年，经上诉及多方运营后，他又被撤销原判。新中国成立后，张资平因“文化汉奸”的头衔名声在外，连工作都没有着落，后来还是在时任上海市政府的照顾下，在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教书。张资平的“汉奸罪”最终事发，于1955年被公安机关逮捕。1958年张资平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在劳改过程中，张资平因病去世。

胡兰成（1906年－1981年）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浙江绍兴人，现在他很有名是因为他是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先前他很有名因为他是投了汪伪政府的文化汉奸。

胡兰成早年就读于杭州蕙兰中学，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而被开除，之后他曾在燕京大学旁听，结识了当时的不少名人。后来，他又辗转于中山英文专修学校、萧山湘湖师范、广西省一中、百色第五中学等学校教书。

1937年，应汪精卫的邀请，胡兰成出任上海《中华日报》主笔。卢沟桥事变后，他与家人避居在法租界。1938年，胡兰成又被调到香港任职《南华日报》的主笔。1939年，汪精卫脱离重庆，抵达上海，胡兰成立即离开香港回到了上海，再次任职《中华日报》的总主笔。1940年，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胡兰成任职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仍然兼职《中华日报》总主笔。之后，他又任职了汪伪政府的行政院法制局长、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后来因与汪精卫意见不合而被逮捕，直到1944年被释放。

抗战胜利后，胡兰成曾隐姓埋名在各地教学，逃避过了审判。1950年，他逃亡香港，后又迁居到日本东京。在日本期间，胡兰成著述不断，致力于学术研究。1974年，胡兰成赶赴台湾，出任了文化学院的教授。由于他当年的汉奸行为，胡兰成在台湾很是不受当时文化界的欢迎，遭到多方遣责，最后只能是灰溜溜的回到日本。1981年， 胡兰成在日本福生市因病去世，终于走完了他那并不光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