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曾被迫无奈作过忏悔，他承认自己用错了人。他用错的是位高权重、掌握国家命脉的三人，就是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将领安禄山。三人中宠信一人，于国于民都有大害，何况还宠幸了三人！等到成了流亡之君，玄宗才知“悔无所及”。

唐玄宗的忏悔：错用三人大唐中衰

“九五之尊”的皇帝极少有忏悔的；皇帝若忏悔，一定是处境不妙了，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五月，安禄山叛变，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身边的皇子、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陈玄礼等，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仓皇西逃。到了扶风郡，士兵们都不愿继续跟着唐玄宗逃难，甚至散布了一些不利于玄宗的流言。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皇帝的这支卫队已经失去控制。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此时成都进贡的春綵10余万匹运到扶风。玄宗见到这批春綵，立即有了主意。他命人将春綵全部陈列于大厅，然后召将士们进来，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朕近来年老糊涂，“托任失人”导致安禄山叛乱，不得已要远避其锋。知道你们都是仓促跟随朕上路，来不及跟父母妻儿告别，一路跋涉，极其劳苦，朕惭愧之至。西去四川的路险阻、漫长，所经郡县房屋狭小，而人马众多，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朕独与儿孙、宦官前行入川，也完全可以走到。今天与你们诀别，你们可共分这些春綵，以作为路费。若是回到家中，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朕致意。望各自珍重。”

史书说，玄宗在讲这些话时，不禁“泣下沾襟”。 将士们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不由得深为打动了。他们都表示要坚决地、始终跟着皇帝，决不敢有二心。玄宗的这席话，是生平难得的、较为深刻的一次忏悔。他讲到了“托任失人”。至于信用了哪些不该信用的人，他没有讲。他应当知道他最不该用的三个人就是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

一是会走“夫人路线”和“宦官路线”的李林甫。唐玄宗在位44年，用过几名贤相，其中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及杜暹、韩休、张九龄等。这些宰相中，姚崇、宋璟尤为著名。但是玄宗在晚年陶醉于歌舞升平，沉溺声色，怠于政事，为奸人所乘，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不该信用的人。李林甫是什么人？他是唐朝皇族，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父亲李思诲做过扬州府参军。他的舅父、楚国公姜皎为他活动司门郎中的官职。李林甫靠了门第及舅父的关系，从千牛直长这个皇帝左右的侍卫小官一步步迅速攀升。

李林甫能登上宰相的高位，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9年，固然是靠了他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尽然；他这样的人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口味，这是他长期受到宠幸的重要原因。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可唐玄宗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李林甫善解人意听话，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顺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住长了，想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向玄宗进言：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须等到冬天农闲方可返回。大臣们离开玄宗时，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掉在后面。玄宗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上奏皇上。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到哪里去，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玄宗大悦，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这事虽然发生在李林甫任宰相两年后，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工于心计，善于奉迎；他所以能登上相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这种手腕。《新唐书》说：“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便佞”者，巧言善辩、阿谀奉迎也。

李林甫很会走“夫人路线”和“宦官路线”，这使他对玄宗的奉承更有成效。李林甫每次上奏，玄宗都很满意，原来他通过宦官和妃嫔，把玄宗的心理活动摸得一清二楚。他见后宫最受玄宗宠爱的就是武惠妃，而且玄宗喜爱惠妃生的儿子寿王李清，超过喜爱太子，就想走武惠妃的门路。于是通过宦官，传话给惠妃，说是愿意尽力保护寿王，实际上就是说，愿意帮助寿王取代太子。这一着果然很有效惠妃便在暗中帮助李林甫，李很快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不久升任宰相。使玄宗有眼不能视，有耳不能听，很快由糊涂而昏聩。

在李林甫当政时代，更可怕的是李林甫从固宠保位的目的出发向玄宗进言，从今以后节度使要用寒族和“蕃人”；因为寒族没有后台，不会结党，“蕃人”打仗勇猛。实际是害怕有文化、有名望的大臣“出将入相”，影响和动摇他的地位。于是一批“蕃人”专任节度使不受节制。这导致了安禄山的坐大和后来的安史之乱。《资治通鉴》说“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

天宝三载（744年）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不悦，高力士赶紧顿首请罪，说：“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高力士提醒唐玄宗不要太相信李林甫，不要将政柄都交给他，并且要注意唐王朝潜伏的危机，可是玄宗根本就不想听。

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了。唐玄宗才对他有点认识。次年二月，玄宗下令削去李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衔的除名，流放边远地区；近亲属及党羽50余人贬官。不但如此，还“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

二是靠“裙带关系”、会拍马的杨国忠。唐玄宗用错的另一个宰相是杨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就是说他的爷爷跟杨贵妃的爷爷是堂兄弟。此人不但是酒鬼，而且是赌徒。胸无点墨，行为不端，能言善辩，举动轻躁，为族人所不齿。 杨国忠靠“裙带关系”当上宰相，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不全面。他当宰相，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会拍马。《新唐书》说他“又便佞，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旧唐书》说：“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他通过“内线”杨贵妃，清楚地掌握了唐玄宗的心理变化和他的嗜欲与好恶，投其所好，故很快得到玄宗的宠信。

杨国忠一旦权在手，就将选拔、任用官吏的那套制度、程序都打乱了。本来选官要经过几个有关衙门和各有关官员，整个过程要从春天到夏天才能结束。杨国忠撇开各有关衙门，让他的手下人在他的私宅密定名单。然后找几名官员，名为讨论名单，实际是走过场，一天就结束了。很多不合格的人都被选上。

杨国忠从担任御史到升任宰相，共兼40多个重要职务。他专管度支和吏部，负责财政和人事。他公务繁忙到这种地步，以至每件公文签一个字都忙不过来。他只得交给手下的人去办，于是手下的人便上下其手，导致贿赂公行。

朝中大臣对杨国忠的德性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人看得起他。杨骤登高位，朝臣们“指目嗤之”。不知是唐玄宗没有听到朝臣们对杨国忠的议论，还是他充耳不闻，反正他就是要用杨国忠。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玄宗偏认为可爱、可用。

后来，杨国忠在马嵬驿被士兵杀死。

三是善于贿赂、假装”痴直“的安禄山。 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是突厥的巫婆。安禄山身材高大、肥胖。早年因偷盗羊，节度使张守珪要处死他，安禄山说：你不是要用人吗？为何杀我？于是保住了性命。因打仗勇敢，升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靠贿赂一路升官。他重金收买朝廷派到河北的使者，每次使者回京城，都赞誉安禄山。安禄山还将一名亲信将领安插在京城探听朝廷的动静。唐玄宗左右的人，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如何如何好，这种话听多了，玄宗便相信安禄山是个人才。加上宰相李林甫因害怕儒臣以战功升任宰相，影响自己的地位，建议唐玄宗专用蕃将安禄山便得到了重用。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来又先后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

安禄山过度肥胖，自称肚子有300斤重。唐玄宗曾指着安禄山的腹部戏问：你肚子里有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安禄山答道：“更无馀物，正赤心耳！”一句话说得龙颜大悦。唐玄宗又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故意不拜太子，左右催促他下拜，他说：我是胡人，不懂朝廷礼仪，不知太子是什么官。唐玄宗说：这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他代朕做你的皇帝。安禄山说：臣愚昧，原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储君”。玄宗觉得安禄山“痴直”得可爱，不知他其实是很狡黠的。

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也就是说，要把朝政托付给杨国忠，把边疆的事情托付给安禄山等边将。高力士回答说：“边将拥兵太甚，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说这话时，离安禄山反叛朝廷只有一年多。唐玄宗没把高力士的话当回事。

天宝十四载二月，宰相韦见素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玄宗不信。人人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只有唐玄宗认为安禄山不会反。这时唐初以来实行的府兵制已经败坏，府兵逃亡殆尽，留下的都是军官。连皇帝的警卫部队招募的也都是“市井负贩、无赖子弟”，其他的部队可想而知。有人说这时的唐王朝，“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西部和北部集中了全国的精兵强将，而唐王朝的腹心地区实际上很空虚，一旦天下有事，无兵卒可派，只能临时招募。

安禄山所以敢于反叛朝廷，正是因为他把唐王朝的病症，看得很透。他看到了唐王朝强盛、富庶的表象掩盖着的种种危机：君权下移，奸佞擅权；朝纲紊乱，吏治败坏；府兵逃散，军不成军；军备废弛，中原空虚；边将坐大，枝强干弱；百姓困苦，上下离心。不过他不知道，他的谋反是不得人心的。

安禄山占据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广大地区，厉兵秣马十年，终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发兵15万，号称20万，反于范阳。几个月后，攻下洛阳，进逼长安。

唐玄宗开创了“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繁华，唐玄宗在位后期用错了宰相、将领，他必须喝下自己酿的这杯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