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杨虎城之孙，杨瀚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但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一直避谈杨虎城。而他致书国民党要求为杨虎城平反，也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应。

2010年10月，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变。

这位《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是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结束幽禁生活。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的人选，父亲也是人选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拜访，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父亲去世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到我是祖父的后人，一怔，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为何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闾蘅大姐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没有谈话的意思，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他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感觉他觉得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受祖父影响比较大。■蒋介石设计诱捕杨虎城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但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此外，郭增恺 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接近蒋介石的近臣们中得知，是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将杨的这一秘密打算转告给了蒋介石。而且这并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给了蒋(郭增恺之女郭达仁口述，郭增恺曾是宋子文幕僚、杨虎城高级参议，转引自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去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定马上启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地研究。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