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闻“何谓文人画”之争论。可见文人画覆为人所注意。顾名思义，文人画应为文人之画的简称。然从画之笔墨内容而言，应如陈师曾先生所言：“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问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可见文人画乃是通过物象以表现自我，而以表现自我为主。相对之画人画则以表现物象为主，追求表现物象之质感深度。因二者之创作目的有异，其艺术效果亦必有异。然文人画家非没有表现物象之能力，只因未感满足而冀欲将画艺再升华，渐加以表现画家之自我。故文人画是画人画之进一步发展，其创作方法乃是前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并非盲目写实，亦非冥心臆造，而是超乎规矩之外，仍在规矩之中，所谓“迁想妙得”者也。因盲目写实则愈工愈易流于刻板而枯燥无味，有如摄影。过度臆造则又有如抽象画，令读者不知图中所画何物，予以为名之空虚文人画可也。黄宾虹先生云：“如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可谓至言。艺术乃是作者通过艺术之形式与技巧将其自我之修养，个性以及思想感情表现之，艺术之技巧更是手段，而表现自我乃是最终目的。是故作者修养之高下，品格之优劣必然影响其作品。画法，画理及画技乃是绘事之表现技巧，作者欲表现之一切物象，思想皆需依赖之。然有较佳之表现技巧只是决定作品成功因素之一，最后之决定则视乎作者本身修养之高下，是以有自我之表现，个人之风格，亦未必是佳构也，仍须视乎所表现之高下。故清代袁枚有云：“大凡有功德者，有大福泽者，有文学者，其平生虽未学书而落笔必超。若无此数者，虽摹彷古人，谓之字匠可也”。此虽论书法艺术，然绘事及其他艺术亦知是。读书人之见识与学问较一般画人高，先器识然后文艺，故其作品发展至最后阶段亦为之高，此历代论者推崇文人画之原因。

中国画发展至六朝时期，已由初期之装饰画成为政治礼教画，宗教道释画，中国画第一个画科人物画渐已完成，今观当时之作品，其表现方法及造形艺术已有一定的水准，士大夫亦渐多参与此行列，开自由玩赏，鉴赏评论之风，史载汉魏时代之张衡，蔡邕亦曾拈笔作画，然终至六朝，士大夫作画始见盛行，又因当时道释两宗教广泛流行，士大夫竞尚清谈，其潇洒澹宕，超然物外之修养必然有形或无形影响绘画艺术，而绘事亦已渐具独立之艺术价值。得与其他文学艺术受同等重视，时代所需，画评，画论亦见于文字。因已有上述各种条件，一些有识之士自不会满足仅于画中表现物象之质感，必欲尝试作自我之表现，如东晋顾恺之“阿堵传神”，齐谢赫六法中之“气韵生动”，可谓文人画之早期理论。六朝之山水画亦渐由人物画之背景，脱离而成为一种新独立画科，此种山水画科正适宜士大夫以绘事为陶写性灵与寄托思想。正如元代倪雲林所谓“以写胸中逸气”。山水画对造形之要求较人物宽，而可随意挥洒，易表现自我，此亦山水画较受士大夫欢迎之原因，故历代文人画家皆以写山水画为多。

明代董其昌云：“文人画自王右丞始.......”予以为此论只可就已成熟之个人作品而言，倘以萌芽之时代而言，鉴于中国画之发展，则当以六朝始。唐时人物画已臻善美，山水画亦开始盛行，王右丞以诗境作画，其清淡之水墨山水大受士大夫之欢迎，东坡先生亦常云：“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国画遂由礼教化，宗教化转入文学化，且日渐扩大进而占领画坛全土,此种风气一直影响至今.而宋朝中国画各画科均已成熟，文人逸士寄兴写意，使当时水墨花卉得渐盛行。苏轼，文同，米芾等以书画并妙而开题识之风，绘画之成文学化，画外之题识，印章俱大有关系。苏东坡之题画诗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隣”已为后来文人画之理论根据。元代绘画易绢为纸本，笔情墨趣得进一步之提高，是中国画之巅峰时代，故有“元画”之称。当时之文人画家已盛行以书法入画，如赵孟頫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分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且元代文人画家皆诗书并妙，每写一图，无不有诗或跋。至此文人画可谓已臻完善矣。明清则未见有何新创。由此亦可见文学与书法对中国绘事之影响。

文人画乃建筑于画人画之上，每一画科皆工緻进而写意，由浓丽而清淡，由表现物象而表现自我。了解中国画之发展，可知文人画与画人画之相互关系。因历代士大夫对文人画之推崇，至今有盲目崇拜者动笔便肆意挥洒，不求物象，而语人曰：“此文人画也。”可谓自欺欺人耳。前人鄙画人画僅片言只语，而全面诋毁画人画者应由明代董其昌始，其以禅学南北宗喻画，继之者如沈顥，王时敏等演为尊南斥北，所谓南派画家大都是前人所指文人画家，而北派画家则画工与画师也。董其昌此论一出，遂使后来者盲目追求文人画之形式，进而只知师古人，不知师造化。遂使画事衰秃，虽四僧，半畝，扬州八怪诸公力挽秃风，而狂澜难挽矣。又因文人画与画人画在画法及画理并无区别，任何一画科亦有文人画与画人画，浓丽清淡，工笔画写意画亦兼有之，只是某些画科或某些画法易于表现性灵，而文人画家较多喜而为之而已。故区别文人画与画人画并非从画中所画何物，或画法与笔法作区別，而是从画中笔墨所表现之气质作区别也。

李国明写于香港晴轩。